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你自己的文章尽快编辑出版，这是一件大事情。”
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按实际情况办事。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前头。
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误。经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会谈，斯大林了解了真实情况，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十分重视，并提出了革命中心东移的观点。
1950 年1 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商定了中苏条约、协定的原则、内容之后，交由李富春带领的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米高扬带领的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具体研究，拟定条文。
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师哲作翻译。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非常热情。由于中苏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的会谈显得十分投机，气氛融洽，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多次劝毛泽东吃格鲁吉亚式的烤羊肉串、羊肉汤、红菜汤，询问毛泽东的著作情况。
菜虽然不算太多，但烹调精美，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看，请斯大林过目。
周恩来介绍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
斯大林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知道，马克思当年献身工人运动，斗志昂扬，但当他看到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工人运动裹足不前时，就宣布退出会议，走进书斋，刻苦钻研，终于写出了《资本论》这部远远超出具体决定、跨越时空、震撼全球、推动历史前进的名著。列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深深感到了理论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是在艰险的流放中，都在努力进行理论探索，著书立说。他继承、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特征和规律，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现在，听了周恩来的介绍，斯大林认真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一件大事情。”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深深感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深深感到用正确理论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性。他点点头说：“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帮助办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斯大林转了转手上的烟斗，认真地问：“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
毛泽东坦率地说：“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编辑，就太好了。”
“唔――”斯大林沉思一刹，决然地说：“我想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家，有理论修养，你看合适吗？”
“那太谢谢你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的人最好。”
斯大林也高兴地笑了。他对毛泽东接受他的建议，准备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高兴；更对自己能派入协助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得意。这是他近日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落实了，他感到欣慰。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谈到这里，他又说：“这是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意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再问问。”
这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毛泽东明确地说：“地址不在我们现在下榻的孔策沃别墅，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
斯大林有点不理解地问：“为什么不放在克里姆林宫呢？这里一切都很方便。”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语气虽很平和，但把“我们这个主权国家”讲得很明确很清晰，毫不含糊，态度也相应的有些强硬。
斯大林脸色一沉，显得有点不悦。他沉思片刻，抬起头来，强笑着说：“是的，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从来没有过”。这也是事实，表示若在外边饭店举行招待会，虽盛情难却，但他是无法去出席的。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变化，坚持说道：“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话也加了力度，显得软中有硬，柔中带刚，进一步说：“斯大林同志，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突然停顿下来。周围静悄悄的，没有声响。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在冷静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再向政治局请示一下..”斯大林终于做出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是准备打破自己数十年恪守的信条，准备破例地参加中国同志在外边饭店举行的招待会了，但话未说定。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盟友。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他领导的新中国，他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他都有无限的魅力和无比的吸引力。他再次叮咛毛泽东尽快编辑出版他的著作。
毛泽东点头应诺。他知道，这是斯大林对他由怀疑、不信任转变为信任、信服后的郑重建议，也是斯大林第一次建议出版外国共产党领袖的著作。
斯大林把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看作“一件大事情”，不是随意的应酬、恭维，而是在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会谈之后，是在对中国革命作了长期地观察研究之后，是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了多次了解之后，也是在他强调革命中心东移的问题之后提出来的。1949 年7 月斯大林曾经说过，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向刘少奇祝酒。刘少奇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又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没有喝那杯酒，现在，斯大林进一步提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出版毛泽东著作，并把这作为“一件大事情”提出来，是否和他的革命中心东移思想有关呢？
毛泽东回国后，1950 年4 月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他作这项工作。5 月初，毛泽东在丰泽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建议。
中央政治局认为，斯大林的建议很重要。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指定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件，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审定；责成师哲和苏联翻译费德林组织中文译俄文的工作。
7 月，尤金应邀来到北京，开始看毛泽东著作稿，进行编辑。9 月，中文稿件整理速度减慢，妨碍了俄文的翻译进度。毛泽东建议尤金到各机关讲学。9 月21 日，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邀请，刘少奇主持讲演大会，尤金作了《苏联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月底，尤金访华时届将至，毛泽东于9 月30 日致电斯大林，请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时间。毛泽东写道：“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做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月时间。因此，我请求您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 年1 月底或2 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于复电为盼。”
1950 年10 月9 日，斯大林回电：“..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
随后，尤金便按毛泽东的安排，到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参观、游览、讲学。他的讲演稿于当年12 月上旬，陆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尤金回京后，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译稿，赞口不绝，连连称好。他又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说他将准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文都看了，觉得很好，非常有趣，引人入胜，有许多独到之处。同时指出：个别篇章，作为理论性文献，有些语句或许欠严谨，有些语意虽明确，但“难登大雅之堂”，是否可以修改或删节，如“一屁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辩证法中的“生与死”的关系等等。尤金谈的意见不多，并一再声明，这是从照顾外国读者的角度提出来的，仅供改时参考。
尤金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特别推崇，要求毛主席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
毛泽东接受了尤金的建议，将《实践论》译稿转送给斯大林。
斯大林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认为很好，它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并且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
1950 年12 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3 期上，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的题解。这篇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发表这一哲学著作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有过一些教条主义者，也曾有过一些经验主义者，他们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观点，曾在1931 年至1934 年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斯大林看过这篇题解，并推荐其在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转登，说明他此时不仅承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承认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正视了自己在30 年代，指导那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向苏联广大读者介绍并推荐毛泽东的《实践论》。文章写道：“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的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和基本原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关于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在认识中统一的原理”。文章指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1951年1 月，苏联又出版了《实践论》单行本。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在苏联出版前，斯大林曾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讨论。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费德林回忆说，讨论是认真的，斯大林问：“你们谁知道毛泽东选集的规模，有几卷？”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没有人回答。大家一言下发，似乎这事同他们无关，谁都不愿当出头鸟。“怎么，难道这是秘密吗？不便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出来？”还是斯大林的声音。沉默变得令人压抑，给人以下祥之感。“拉夫连季①，你熟悉毛泽东的作品吗？”看见与会者全部不作声，斯大林冲着他对面的贝利亚发问，后者忽然像刺谓一样缩着脖子。“这个问题是莫洛托夫同志管辖的范围。”贝利亚有点紧张，两眼恭顺地瞧着斯大林。他总算把问题应付过去了。因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维亚切斯拉夫②，你知道吗？”又是斯大林在问。“我们的中国专家、费德林教授在此，他了解。”莫洛托夫拿费德林作挡箭牌。
费德林坐在后边，默不作声，观察形势，静候着说话的时机。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不便于太主动。若是问到他，当然尽力回答。现在包围圈合拢了。马上要轮到他了，他准备发言，但见斯大林别有所思，谈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他，心里更紧张了。
“费德林同志，你能为我们解开这个秘密吗？”当时费德林坐在最末端的一个位子上，斯大林问话的时候，眼睛还没有朝这边看。“他的中文版一共是..”费德林开始说。“我不是问中文版，你明白，我问的是俄文版？”斯大林的声音中有点火气。“我想，一共是..”“你爱想不想，这是你的事。我要你简单地回答我，毛泽东选集一共是多少卷？喂，我的问题清楚了吗？”③“计划出四五卷，”费德林总算说了出来。“四卷还是五卷..还是不肯定，大而概之的数字，”斯大林嗔怪了一句，便转到下一个议题上去了。
费德林认为，让斯大林恼人的无非是两种情绪，一种是担心，一种是嫉妒。令他不安的是，如果毛泽东选集超过别人的书，就是说超过斯大林本人的作品，人家会怎么看？人们会不会无意中倾斜到中国领导人方面去，而最终影响到“各国人民的导师”的威信？何况，这个时期已经频频提出要提高中国新领导人的地位，有的甚至说，理论思想的中心有可能移到北京。这时，鬼使神差地，费德林忽然对领袖说“我这里有个问题”。“什么事？”他威严地问。“对不起，是个非原则性问题，但是..”费德林鼓起勇气说。“什么叫非原则性？你还没有说出来？怎么知道它没有意义？”斯大林打断了费德林的话头。“毛泽东名字的译名需要更正一下，它的拼音不是u3e，而是u■，这是两个不同的音，汉语的写法也不一样。名字一写错就成了另一个人。”“你是行家，那就改好啦。”“我曾经同《真理报》编辑商量过，请他改一改。”“他怎么说？”“他怔了一下，说现在这种译法已经用惯了，不好改..”“那你再跟他说一次就是了。”斯大林随口说了一句。④费德林拿着领袖的上方宝剑又去说，这回报纸编辑完全变了态度。“没问题，有错必纠么，既然这是个明显的错误..明天就改第二天果然改了过来，俄文版的选集也是用改过来的拼音：Maou■yH。1952 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应很好，引起轰动，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普遍重视。1953 年翻译出版了第三卷。
签字仪式照相时、斯大林向前移了一步，所以在照片上他和毛泽东一样高。
1950 年2 月14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隆重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亲自出席。他们两人见面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然后仪式开始。代表中国签字的是中国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政府外长维辛斯基。周恩来和维辛斯基都发表了讲话。
这天签订的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还签订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 个企业的协定。这些条约和胁定的签订，标志着毛泽东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
斯大林原打算在这大同时签订中苏贸易协定。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粗心，出了差错，修改、纠正耽误了时间。直到签字仪式开始时，苏方仍然未能将贸易协定拿出来。斯大林严肃地查问此事。他的下属竟说：“中文本没有准备好。”
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反讥地说：“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敏感多疑的斯大林，看出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再三追问师哲：“毛主席说了什么？”师哲不便直译，只好搪塞：“是我们私下的话。”斯大林下懂中文，但仍质疑地摇摇头，不便再问了。毛泽东个头比斯大林稍高些。但在签字仪式上照相时，斯大林轻轻向前移动了一下，所以在照片上，他就显得和毛泽东一样高了。至于斯大林当时为什么要向前移动，谁也说不清楚。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热情地宴请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宴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杯盏交替，气氛热烈，关系融洽。斯大林热情地举起酒杯，向毛泽东祝酒：“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
毛泽东干过杯，又热情地举杯祝酒，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热情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在给毛泽东敬酒后，特别去给周恩来敬酒。他们曾受斯大林的委托，和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一起谈判中苏条约和协定。在谈判中，他们对周恩来深刻的政治见解、杰出的外交才能和严密的工作作风十分钦佩。所以，米高扬在给周恩来敬酒时，十分幽默地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风趣地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拟，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商定的原则进行的。起先，苏方根据周恩来讲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国代表团看。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讲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⑤
周恩来把王稼祥、李富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泽东看了苏方起草的文稿，摇摇头说：“这不行，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于是，周恩来整整花了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师哲很快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联方面看了表示满意。他们没有料到，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提出内容这么好、表述这么精确的条约，没有改动多少，就表示同意。
中苏条约的名称，原先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1945 年苏联同蒋介石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名称相同。后来，周恩来建议加上“互助”二字。毛泽东说：“加‘互助’两个字好，平等互利，互相帮助嘛！”这样，条约的名称就变成了后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个条约是在毛泽东和中方的积极争取下签订的，有效期为30 年。应该说，它对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维护新中国的独立都起过积极作用。条约签订后，有一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客人，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应邀参加。席间，胡志明主席很羡慕中苏签订的条约，他向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您请示。”⑥
斯大林笑道：“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向你请示。”
胡志明半开玩笑地说：“你同中国同志签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咱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说：“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地说：“这很简单，你派架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些人到机场迎接我，再在报纸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化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下好回答，用他那特制的烟斗抽了一口烟，笑了笑，幽默而风趣地说：“哈！你们东方人的想像力太丰富了！”⑦
斯大林破例地参加告别宴会。毛泽东一行胜利回国，畅谈中苏亲约。
1950 年2 月14 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样在米特勒保尔大旋社举行盛大的招待会。
下午6 时许，来宾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党政要员、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都蜂拥而来，先后达500 多人。按照惯例，斯大林从来不出席这样的招待会。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斯大林今天会来。
6 时30 分整，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旅社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汽车，前来赴宴了。前厅大门敞开。当斯大林那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时，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在这么近处看过斯大林呀！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门口迎接贵宾。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然后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
宴会大厅欢呼雷动。许多苏联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这么贴近的看过斯大林，今天贴身照面，心情激动，禁下住热烈鼓掌、欢呼，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客厅就座之后才停息。
王稼祥告诉师哲，斯大林今天来参加宴会，在苏联是破例的，是经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
斯大林笑着对毛泽东说：“听说你们有个愿望，希望我能来参加这个宴会。这在苏联是破例的。我们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同意我破例，所以我也高兴地来参加宴会。”
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年龄大了，如果身体支持不了，出出面就行了，不一定要参加到底。”
斯大林说：“你们来一次不容易。政治局同意了，我也乐意奉陪。”
宴会厅是玻璃板壁隔成的一大一小两个厅。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在小厅，其他来宾均在大厅。到祝酒讲话时，因玻璃板壁隔音，大厅里的人听不清讲话，都拥向小厅。眼看玻璃快要挤碎了，周恩来忙叫人将活动板壁拆去，两厅合成一厅，才使激动的人群安定下来。
宴会祝酒重新开始。费德林给周恩来翻译，师哲给斯大林翻译。周恩来事先把自己的讲话稿给费德林看过，费德林译成俄文拿在手里。周恩来临场讲话，未拿文稿，可是宣布开会和祝酒词共两千字，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令费德林十分惊讶。周总理讲的主要内容是：中苏友好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对世界革命是最大的贡献；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
周恩来的祝词言简意赅，激动人心。
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斯大林讲话很轻松。他简短地说，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了，也代表了他的意思。社会主义阵营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可惜今天与会者缺少了一员――南斯拉夫未被邀请，原因是南斯拉夫自己把自己划到外面去了。斯大林表示惋惜，接着，讲了团结就是力量。
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
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2 月17 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莫洛托夫到毛泽
东的住处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迎接毛泽东并送上火车。莫洛托夫告诉毛泽东说，要爱护身体，在路上，到国内，都要保重，这是斯大林再三要我告诉你的。另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这是临别赠言。
在莫斯科车站，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谈到了他这次访苏的成果和意义。他说：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⑧
毛泽东接着说：“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史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在这篇演说中，毛泽东不但定下了中苏友好与团结牢不可破的调子，而且定下了“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的调子。毛泽东特别预言：“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⑨毛泽东的演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莫洛托夫等和毛泽东握手告别。
列车缓缓开动了，然后加速疾驰。沿途欢迎欢送，气氛热烈。2 月26 日，列车到了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致谢电，周恩来给维辛斯基发了致谢电。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和保卫人员、工作人员一起陪送到这里，并将火车上的物品移到中国的火车上，其中有斯大林送给毛烊东和周恩来的两辆小轿车。
1950 年3 月4 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受到了在国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人们都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成功。
毛泽东回国后，4 月11 日，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批准了这个条约。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的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⑩
在谈到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时，毛泽东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11)
当然，事物都是矛盾统一的。在西方，这一条约被视为中国和苏联把日本及其保护者美国当作假想敌的证据。1950 年3 月15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对此条约进行评论，对北京终于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表示遗憾和不满。西方以此为口实，1951 年，日本与西方同盟国缔结和约，又缔结了《美日安全条约》。
斯大林曾经怀疑毛泽东和他所坚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在莫斯科谈判期间，他对毛泽东及其代表的新中国表现得十分尊重，不仅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在中苏之间的某些问题上作出了明显的让步。俄国人同意在1952 年底把中国长春铁路无偿地移交给中国；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不迟于1952 年底从旅顺港撤走苏联军队，并把该地设施移交给中国（条件是在战争情况下这些设施应由两国共同使用），并无偿地移交苏联在北京的经济机构所获的财产。苏联同意在5 年之内给中国提供3 亿美元的有息贷款。这与1945 年苏联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注释：
①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名字。――译者注。②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名字。――译者注。③④[俄]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 年7 月版第106―108 页。⑤师哲：《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5 月版第5―6 页。⑥⑦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经过》，同上书第12―13 页。⑧⑨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的临别演说》，载1950 年2 月20 日《人民日报》。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册第75 页。(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 月版第4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