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原来非常融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夫妻之间吵架是一件正常的事。俗话说：“天上下雨地上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由于各自的个性都较强，吵架也是常有的事。
早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次总前委的秘书长古柏扭坏了脚，痛得好厉害，他的爱人曾碧漪看护着他。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过问他的医疗，请来了中医给他开了几副草药。毛泽东拿着草药喊贺子珍：
“子珍，你去给古柏熬药去。”
贺子珍正在看书，她答应了一声，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喊道：“子珍，你去烧点热水给古柏烫烫脚。”
贺子珍仍然没有动。
毛泽东发火了，说：“你不像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阶级友爱。你再不去，我开除你的党籍！”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贺子珍也生气了，反驳说，“我正在学习，这些事情警卫员不能干?古柏的爱人不能干?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两个人一时闹得挺僵。贺子珍一赌气，一个人裹着那条战利品的红毛毯，睡觉去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火气也消了，走过来，对贺子珍说：
古柏。“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丁当。学习要学，同志也要关心。”
夫妻又和好了。
还有一次，是到了延安。那时虽说环境安定一些了，但由于敌人的封锁，生活还是很艰苦的。爱吃辣椒的毛泽东，吃饭时能有一点辣椒，就算很不错了。正是最热的天气，炒了一碗辣椒，毛泽东吃了好几顿，还舍不得吃光。这天，贺子珍端出来一闻，辣椒已经变味了。她怕毛泽东吃坏肚子，便把剩下的那点倒掉了。中午，毛泽东回家吃饭，见桌上那碗辣椒没有了，他一面洗脸，一面问贺子珍。
“那碗辣椒到哪里去了?”
“倒掉了。”贺子珍没有说明原因，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
毛泽东顿时火起，把洗脸盆和里面的水，全泼到地上了。贺子珍气得跑出屋，到晚上才回来。事后，毛泽东了解到事情的原因，很后悔当时鲁莽。不过，他对倒掉了辣椒，仍然觉得惋惜：“把它再煮一下，是不是吃了不要紧? ”
在这两次被认为最厉害的争吵中，他们都不是因为思想上出现分歧，也不是因为忍受不了艰苦的生活，而是出自一种对对方纯真的感情。正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这样深厚，当贺子珍一旦发现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不一致的时候，就把这种不一致看得过于严重，还把它夸大了。
促使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裂痕扩大的原因，还因为贺子珍感到自己的水平不如毛泽东，而自己又事事要与毛泽东相比。
据有关资料的介绍，引起贺、毛之间不和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延安交际舞的兴起。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1937年毛泽东、贺子珍在延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史沫特莱是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经过领导讨论决定，外事接待部门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史沫特莱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时年45岁。她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经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蚀她对生活的热情。
她后来记录说，当她初见朱德时，“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
然后，她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
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从江西大山里走出来的红军战士，仍有着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
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
然而，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只好是主随客便，而不是客随主便。
1937年，史沫特莱在延安。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还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活动。
当时与史沫特莱形影不离的是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电影的吴光伟，这时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
据随后来访的斯诺夫人的介绍，“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延安本地人总是张口结舌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些陌生的怪人。当地妇女，全是小脚，有些女孩子仍然裹足。”
在当时的延安，身边带有口红并使用口红的似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出身高贵、气质高雅的斯诺夫人，“我不肯放弃打口红，我尽量想打得淡一些，不至于过分引人注目。”另外一个就是吴光伟，“方圆数百英里内，打口红的中国女性只有一个，她就是吴光伟，……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演员。”
不过，斯诺夫人总是拒绝在公开场合唱歌、跳舞，甚至讲话，除了采访，很少串门。而史沫特莱拉着吴光伟，喜欢串门。她们三个都是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
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里记载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至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还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共抗日主张。
图为1937年春毛泽东、朱德和访问延安的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在一起。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娱乐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舞会，也免不了去客人们的住处看看、聊聊。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激烈反对。
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使之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
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她们把新式婚姻作为一种严肃的社会制度来捍卫。……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早已被视为毒草，从革命阵营中铲除了。”
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们，对这些女英雄们不会构成婚姻的多大的威胁。然而，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了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从长征走过来的女英雄感到，男人们已开始不安分守己了，开始在蠢蠢欲动，必须想方设法制止这种不规矩的行为。
毛泽东开始虽不跳舞，但也经常光顾舞场，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较多一些的接触。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
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两人都眉开眼笑。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
这时，窑洞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一下愣住了，屋子里显出了极为尴尬的局面。吴光伟也不知所措。
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打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见状，为自己的翻译吴光伟打起抱不平来，并且向贺子珍动了手。
贺子珍1937年在延安。此时，站在门口的那位警卫员听到屋子里有吵架声，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连忙推门进来。他看到这位外国人当着毛泽东的面要打贺子珍，就想过去拦阻。这位小战士没有拉架的经验，他本意想保护贺子珍，这样的话，他应该去拉住两只要打人的手，不料，他却用双手把贺子珍的双臂夹住，让贺子珍动弹不得，使她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帮了个倒忙。于是，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到贺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顿时充黑了一圈，肿了起来。
正当史沫特莱要挥出第二次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子珍说：“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对史沫特莱说：“你不能再打了，有什么话，对我说。”
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感到很委屈和气愤。委屈的是自己被挨打，愤怒的是自己没得到安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将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贺子珍负气出走，接着，吴光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便与斯诺夫人一道，告别了延安。
再说毛泽东与贺子珍这对患难夫妻，并肩走过了党所经历的最艰苦的岁月。可以说，贺子珍与毛泽东相处的十年，受尽了人间的苦楚，但她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她为了革命的事业，也为了照顾毛泽东，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改变了自己的工作和兴趣，失掉了许多学习、锻炼的机会。她对毛泽东的爱是那样的深沉和专注，简直容不得一点点不和谐的现象存在。
本来，夫妻间产生一些误会，只要双方冷静下来，加强沟通和交流，把事情解释清楚，误解就可以冰释。可是贺子珍的性格过于内向，她把这些痛苦埋在心底，压抑着自己内心深处的巨大的波澜，结果使自己陷入了无法解脱的、不必要的烦恼之中。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
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转赴上海，取出弹片。
还有，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她生孩子生怕了。她多么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