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就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充满了感情。接着，他又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的是，她当时太欠思考了。她拒绝了毛泽东这种心灵的召唤。
贺子珍是个性格温柔、文雅的人，从来不大声说话，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了。但她并不软弱。她外柔内刚，有的时候可以说很倔。当她一旦对某个问题形成自己的认识以后，十头牛拉她都不会转弯。
十年前，她才十七岁，大革命失败了，反革命的乌云弥漫全国，她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她的许多同窗好友，纷纷离开革命，嫁了人，躲进安乐窝。而她，偏不肯低头服输。她不管将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毅然跟着当时被称为“土匪”的袁文才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这就是贺子珍的性格。
如今，她又拿出这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这是1937年底的事情。
贺子珍到了西安，抗日战争的战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不想回延安。
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了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过去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么大小，是毛泽东特地请警卫员钉的。贺子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没有带走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子珍，他都要出发了，毛泽东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泽东给贺子珍捎来了小木箱，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
其实，贺子珍又何尝不怀念曾经长期朝夕与共的亲人呢？
1937年贺子珍与战友在西安。此时，她身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她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他晚上不冷吗?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缝好，托人捎到延安给毛泽东。这床新棉被，毛泽东没有盖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的身上。
贺子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了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有学习的机会。
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没有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子珍没有走。
她把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她在新疆住了几个月，终于搭上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后来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都为贺子珍惋惜。
如果当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后，很快就返回延安，双方尽弃前嫌，言归于好，不就不会酿成这段婚变的悲剧吗?
直到很久以后，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常常后悔地责怪自己，当初劝说贺子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这当然都是人们的善良愿望。
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眼神都变得呆滞起来。
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贺子珍的确想得太简单了。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也为此饮恨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