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莫斯科的贺子珍在短暂的新鲜感消失后，接踵而来的是不幸的遭遇：儿子夭折，丈夫毛泽东又同江青结了婚。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糊中震醒。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
1938年10月，当莫斯科郊外正是红叶烂漫的时候，贺子珍从遥远的中国来到了这座著名的城市。
贺子珍怀着从少年时代就对十月革命故乡的向往，来到苏联。她几乎是怀着最虔诚的宗教徒朝拜圣地的心情，踏上莫斯科的土地。与她一起来苏联同行的还有其他三位同志。
刚刚从山沟沟里出来的贺子珍，对这里的一切都觉得是那么新鲜、绚丽，甚至觉得是令人神奇。
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同志前来迎接他们。当汽车奔驰在宽阔平坦的大道上时，贺子珍自然联想起井冈山上只能一个人行走的羊肠小道和长征途中那艰难的道路。
当贺子珍参观重型机械工厂、军事学校、红场、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时，她似乎走进了一个幻想的、美妙的世界。
这些，过去只能在书本上多次读到过，如今竟一一展现在她的眼前。她不禁联想起延安那只有几间破房子的国家银行，那没有课桌的抗大，和凤凰山下自己那个简陋的家。原来沉浸在个人生活烦恼中的贺子珍，为眼前的一切所激动了。
美好的抱负，崇高的理想，又强烈在她心胸里涌动着。她似乎看到了正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那光辉灿烂的明天。而她自己，不就是为了祖国的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才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吗?想到这些，她的情绪不禁为之一振。原来缠绕着她的个人生活上的一点点不愉快，现在她想起来，太微不足道了。她立誓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养好身体，多学知识，学成回国后，多为革命出力。
她怀着乐观而又热烈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她已平安到达了莫斯科，她的所见所闻是那样使她激动。她相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像苏联那样，美丽富强。
关于她自己，她在信中写道，决心在两年的学习期间，要多学点东西，充实自己，再把身体搞得好一点。
她在信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他们之间的别扭和隔阂。她的眼光看到未来以后，她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在她心中，这些小事已经不值一提了。
她把信发出以后，开始了一种快节奏的新的生活。
她刚到莫斯科不久，长途奔波的困顿还没有消除，就急急地跑到医院，要求动手术取出身上和头上所有弹片。
医生为她作了仔细的检查，发现深嵌在她的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长在一起，弹片不可能也不必要取出了。这就意味着它已经成为贺子珍身体的一部分，她必须长期忍受弹片留在身上所带来的痛苦。这些弹片，直到贺子珍去世，始终留在她的头上和身上。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一位苏联老太太热心照顾她坐月子。满月以后，她把婴儿送进婴儿室，自己进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培养亚洲地区的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
东方大学设在莫斯科市区的一座小楼里。学校的课程安排得得比较满，有时上午、下午都有课，复习功课的时间就得放在晚上。贺子珍很用功。她知道自己基础差，只有用加倍的努力来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因此她在学习上花的时间，要比别人多得多。
当时，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的同志是比较友好的，对来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都提供比较好的学习条件。每月还发给70卢布的生活津贴。按照一般的惯例，对各个兄弟党领袖以及他们的夫人，还有一定的照顾。
岸英、岸青兄弟。尽管如此，贺子珍还是有一般学员没有的困难。她刚分娩，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要喂奶，要料理孩子的生活。晚上，还要把孩子从婴儿室接回来，自己带；她住在集体宿舍里，没有保姆分担她的生活担子，晚上复习功课，往往要等到孩子睡着以后。而这时候，她已经是筋疲力尽，眼皮都睁不开了。
到了莫斯科后，贺子珍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个有特殊身份的人。她到莫斯科后，起了个假名字，叫文英，她就用普通学员的身份参加学习。不管有什么困难，从不开口申请照顾。她是一个过惯苦日子的人。到了苏联，她觉得像是到了天堂，虽然忙碌、劳累，但她心情愉快，觉得生活得很充实。
当时，杨开慧所生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比她早一两年到达苏联，是上海的党组织设法把他们送去的。他们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学习。贺子珍到莫斯科后，马上去找他们，还带去了一大堆水果，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关心他们。国际儿童院离东方大学很近，两个孩子差不多每天下课后都要到东方大学找他们的贺妈妈，教贺子珍讲俄浯。
每到周末，贺子珍早早地把那两个小不点的男孩接回来，母子四人在宿舍里团聚。贺子珍用自己的津贴买一点好吃的给他们，有时候，她和岸英、岸青兄弟还一起打扑克玩。在异国，能有这么一份亲情的欢乐，贺子珍满足了。
她到苏联不久，毛泽东发来了一份电报，仍然是请贺子珍回延安去。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请她回去。
这时，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早没有了。她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既然已经来了，学习也已经开始，怎能有头无尾半途而废呢? 怎么也要把这期课程学完了才能回去。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上说，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放在婴儿室里，长得完全像他。她写道，分娩后奶水不够，孩子是靠一半牛奶、一半米汤喂养的。她在信上说，在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不想半途而废，要等两年后学成再回来。这封信的语调是和解的、诚恳的。
把这封信发出后，她就把这件事丢在一边，专心学习起来。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在莫斯科生的那个男孩，在十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有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对此感到万分的悲痛。她觉得，孩子的死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那几天，孩子已经不大好了，她怕影响学习，舍不得请假，仍然把他送到婴儿室去了，没想到竟耽误了治疗。
她流着擦不干的眼泪，把孩子送到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公墓，埋葬了。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当她正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
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糊中震醒。
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明白：她之所以生气、委屈，坚持要走，并不是因为对毛泽东丧失了感情，而正是自己对他强烈的爱的表现。
爱情是自私的，是排他的。在革命根据地，在延安，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不可能像国民党统治区的那些达官贵人一样，同时拥有两个妻子。既然江青利用了贺子珍不在的空缺，插了进来，既然毛泽东已接受江青，那么贺子珍已永远失去毛泽东!
贺子珍离开延安时，除了随身衣物，什么都没有带，却把那条标志他们爱情生活的红毯带来了。如今，看着这条烧坏过，又织补起来的旧毛毯，往事一幕一幕地出现在眼前。贺子珍此时的心好痛啊，如同刀割一般。
然而，世界上却没有后悔药可吃。
在苏联同她一起学习的同志，在知道贺子珍的不幸后，纷纷来安慰她。
贺子珍对此很感激，她表面上总是很平静地说：“这件事不怨他，要怨我。我祝他幸福。以后，我要好好学习，过自己生活。”
从外面上看，贺子珍长得是一副柔弱的身材，但在柔弱的身躯内，跳动的却是一颗刚强的心。
接连遭遇不幸，她并没有被生活打倒，而是顽强地生活着。
她失去了家，失去了爱情，但觉得还有革命的事业，还有自己追求的革命理想，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她对自己说：“共产党员活着是为了干革命，生活问题是次要的。我要学习得更好，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
白天，她和同志们一起上课、学习，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然而，从此她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儿子和爱人的身影如同挥之不去的影子，常在她眼前闪动。这常常使她辗转难眠。清晨起床，同宿舍的同志经常发现，贺子珍的枕头和被子浸湿一片。
从此以后，她害怕过周末。
过去在周末，集体宿舍里欢乐的气氛，从此再也出现不了了。虽然岸英和岸青仍然来看贺子珍，极力想使他们的贺妈妈高兴一点，不断地给她讲述学校里的各种趣闻逸事，想逗她笑一笑。可是，贺子珍似乎没有听见。她耳朵边回响的，总是她最后一个男孩子的笑声和哭声。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一个人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埋葬儿子的公墓，在那里静静地坐上半天，任凭泪水尽情地流淌。
很快，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要结束了。她的同学高高兴兴打点行李，准备回国，贺子珍却万分地犹豫。按说，她出来学习，不正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中国，更好地工作吗？但是，她已经没有家了，她将何所归呢? 再说，她无法坦然地面对毛泽东另有爱人的现实。 于是，贺子珍决定留下来。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教在那里读书的孩子学习中文。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