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了。战争很快改变了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
战争初期，德军快速推进，很快就兵临莫斯科城下。他们把莫斯科包围了起来。莫斯科人几乎断炊，每天只能得到很少一点面包，很多人饿死了，一些从中国来而没有走的同志，也饿死了。
在德军合围莫斯科之前，莫斯科的机关、市民紧急疏散。东方大学已经停办。国际儿童院则搬到伊万诺夫市去。没有回国的贺子珍、娇娇还有她的两个哥哥岸英和岸青，都随国际儿童院来到伊万诺夫市。
在儿童院撤离之前，贺子珍看到了莫斯科遭受轰炸的情形。德国的飞机像蝗虫一样一批接一批地轮番在莫斯科市的上空掷炸弹，市内的高射炮不断地对空射击，炸弹、高射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许多房屋的玻璃都震碎了。
伊万诺夫市离莫斯科有好几百公里远，这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严寒的世界，常年冰雪不化，雪是下了一层又一层，一年中有大半年是在天寒地冻中度过，一般是零下四五十度的气温，使人觉得似乎空气都冻成了冰块。
这里的人们穿着又厚又长的皮大衣，戴着深深的大皮帽，可是一出门，寒气马上穿透皮袄，直刺筋骨，浑身透凉。
苏联政府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前线，为前线服务。这是留在后方的苏联人民，包括居住在苏联的外国侨民的中心任务。
这样，原来每月70卢布的津贴已经停发，一切生活用品的供给也已经停止。贺子珍同其他留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必须自食其力，挣钱去买配给的口粮。
妇女一般的任务是打毛衣，定额是每个月打一件毛衣，每周打三双袜子。打毛线的活难不住贺子珍，她在老家永新的福音学校女部学习时，手工劳作课学过打毛线活。这里发下来打毛衣、毛袜的线比较粗，应该是好打的，但因为数量多，要按时完成这些任务并不是很轻松的。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饥饿。在苏联，儿童历来是受到特殊照顾的。在食物极端匮乏的战争环境，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娇娇和她的两个哥哥，每天可以吃到500克白面包，有时还有一点土豆，肉是不可能有的，这已经是优待了。
可是，贺子珍呢，一天只能得到300克又粗又硬的黑面包，没有副食，没有油水，这点粮食，不用说分成两顿，就是一顿，贺子珍也吃不饱。有一次，她实在饿得太厉害，拿着一天的口粮，走出商店没有几步，就三口两口吃掉了。
此时，在中国的延安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人们吃饱肚子已是不成问题。
而在苏联的贺子珍，开始时由于在身边的女儿娇娇还小，这点定量可以装饱她的肚子。可是她的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哥哥就不够了。两个小伙子经常带着饥饿的肚子，来到贺妈妈的身边找吃的。贺子珍一贯慷慨大方，体贴别人。现在，她看到两个面有饥色的孩子，于心不忍，硬是从自己可怜的定量中抠出一些来，留给他们吃。
她还打起娇娇的主意来。她把娇娇的口粮从国际儿童院领回家，让娇娇同自己搭伙吃，为哥哥们再节余出一点口粮来。
在忧郁、疲劳的神色中，此时的贺子珍脸上，又增添了饥饿带来的青黄色。
为了填饱肚子，贺子珍在打毛衣之余，又开荒种菜。在战争的年月，在后方的苏联人民，都是用这种办法来补充食品供应的匮乏。
贺子珍拖着羸弱的身体，用锄头一点一点地刨开那像石头一样硬的地，把它打碎，堆成两个菜畦。两个男孩在课余和假日常来帮忙。
贺子珍由于从小不会种庄稼，只好在第一年把两个菜畦全种上胡萝卜。她不懂得间苗，肥料又不足，因此长出来的胡萝卜，小得就像刚出生的小耗子。
然而就是这些长不大的胡萝卜，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甜蜜与欢乐。
这时的贺子珍，也无法去实现过去的革命理想，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她不得不调动起她的全部精力，为了吃饱肚子活下去。原计划在苏联学好俄文，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现在也全部落空了。
由于体力劳动的繁重，贺子珍的手也变了，变得异常粗糙，裂开一个个口子。她的脚型也变了。来到苏联以后，她也跟着穿上窄小的高跟鞋。穿这种鞋，长时间地站着蹲着干农活，她的脚趾严重变形，大脚趾骨节处磨出了一个老茧，像个大气包那样突出出来。
穿上鞋后，脚疼得厉害。每次贺子珍下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甩掉那双高跟鞋，抚摸疼痛的双足。
这时，贺子珍的身子瘦得像麻杆。她本来就患有严重的贫血症，那是在长征路上负伤，失血过多造成的。如今过分的劳累和营养不足，使她的贫血症状又有所加重。她蹲在地里干活，经常眼前发黑，金星直冒，站不起来。她每天晚上躺到床上，全身像散了架子一样，再也爬不起来。可是第二天，她仍然撑着瘦 弱的身子，忙前忙后，为儿女们操劳。
此后，娇娇被迫离开母亲，重新回到国际儿童院去住宿，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漫漫长夜，孤灯独照，贺子珍感到格外的冷清。她突然强烈地想念起女儿来，恨不得马上见到她，拥抱她，但是她克制住了。
有一次，她听别人说：娇娇在院里生病了，可能是感冒。院里有一条规定，不是节假日，不许家人探望。听说娇娇生病了，贺子珍再也忍不住了。她的小儿子就是因为患了感冒，转为肺炎死去的。她为此后悔了好多年，责备自己忙于学习，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现在她惟一的女儿也生病了，她多么害怕发生在儿子身上的这一幕，会在娇娇身上重演。她越想越害怕，似乎娇娇马上就要不行了。
此时，已经是晚上。她再也按捺不住，就披衣起床，穿过森林，来到国际儿童院。她径直来到娇娇的寝室，走到娇娇的床前，把正熟睡的娇娇连被子一起抱起，就往外走。她要把娇娇带回家去，自己照顾她。
声音惊动了值班的保育员。保育员一看，贺子珍要把娇娇带走，这是违反院里的规定的，当然不能答应了。贺子珍抱着娇娇，也绝不让步，两个人在走廊里争吵起来。最后，贺子珍拗不过保育员，只得自己回家。
不知是否因为晚上这一番折腾，娇娇的病情加重了起来。在被窝里的娇娇，只穿着薄薄的睡衣，光着脚。贺子珍抱着她站在走廊时，虽然用被子把娇娇裹紧，走廊里也有暖气，但那里毕竟不如室内暖和。第二天，娇娇烧得更高，住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的娇娇，病情日重一日，可能是转为肺炎，也可能并发了脑炎，事后娇娇和贺子珍都说不清楚。后来，娇娇不能进食了，牙关紧咬，脸色铁青，还抽起风来，医生抢救、输液，都不见好转。
当时医院的规定是，急诊儿童住院抢救时，家长不能探视。这真把贺子珍急疯了。她觉得，是自己害了女儿，要不是那天半夜把女儿抱出来，让她再次着凉，她的病情可能不会加重。医生不让探视，她就千方百计躲过医务人员的眼睛，进入医院，在女儿病房的玻璃窗前往里窥视。当她看到女儿昏迷不醒，吊着输液的瓶子时，心都碎了。
她终于获准去探视女儿了。她以为这是因为娇娇的病情有了转机，兴冲冲地去了。不料，医生告诉她，娇娇已无法救治了，她已经挪出了儿童病房，推到太平间的副室，这里都是临危的病人，只等一断气，就推到太平间去。
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凉透了。她一下子跪倒在医生的跟前，拉着医生的手，苦苦地哀求说，请他一定要设法救救娇娇。
医生耸耸肩，摆摆手，表示一切已无能为力了。
贺子珍这时明白，哀求不会有什么结果。她急忙来到病危室，去看娇娇。只见她双目紧闭，奄奄一息的样子。
此时，贺子珍不再哭泣，突然涌起一股无比的勇气和决心。我要自己救活她，我一定能够救活她。娇娇是不会死的。
她转身又来到医生的身旁，对医生说：
“你不能把她送到太平间去，她还没有死，我要救活她，我马上就回来。”
说完，她赶快回到家，拿出几件值钱的衣服卖掉，买了一小包白糖和一瓶牛奶，然后回到医院。她来到太平间的外室，坐在娇娇的床头，喂她吃一瓶带糖的牛奶。在那饥荒的岁月，这就是最珍贵的营养品了。可是娇娇人事不省，牙关紧咬，一滴水都喂不进去。贺子珍细心地把小匙一点一点插进娇娇的嘴里，慢慢往上抬，把娇娇的牙齿撬开，终于将这瓶牛奶喂进娇娇的嘴里。
为了让娇娇天天能吃到牛奶，贺子珍到处奔跑，想尽了办法。牛奶是毫无办法弄到了，但羊奶还有希望。贺子珍用自己家的东西从邻居一个俄罗斯老太太那里换得每日一小瓶羊奶的供应。贺子珍就是靠每日一小瓶羊奶，救娇娇的命。
在贺子珍的精心护理下，女儿娇娇终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贺子珍为此心里感到欣慰，自己给女儿捡了一条命。
但是，一场新的厄运就要降临到贺子珍身上。
娇娇虽然保住了命，但身体仍然很虚弱，吃点东西就要吐，每次只能吃很少一点。贺子珍就不辞辛苦，一天给她做六七顿饭吃。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是个苏联女人，她见娇娇已经能够下床，就要她回到儿童院去，过集体生活。
这个女院长还要贺子珍马上恢复工作，说她为了照顾女儿，已经很久不干活了。贺子珍心里很清楚，女儿身体还不好，就想留她在家多住一个时期，等完全好了再回去，没有同意院长的意见。
谁知院长竟然大发雷霆，指着贺子珍的鼻子骂了起来，话说得很难听。贺子珍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斥责和侮辱，也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这样吵过架，这回她忍不住了，也发起火来。双方争吵得脸红脖子粗。
贺子珍同院长的关系原来就处得不大好。自从把娇娇接回家养病后，她们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现在一吵架，关系就更坏了。最后，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她，更恼怒了，恨恨地说：
“我看你今天是疯了，我叫人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过了两天，几个穿着白衣服的彪形大汉突然闯进屋里，捉住贺子珍的手，揪住她的衣领，不问青红皂白就往外拉。当时，娇娇还躺在床上。贺子珍看到他们竟然要动武，把她和女儿分开，拼命地反抗着。她想跑到床边，紧紧地抱住女儿，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些，就被挡住了。
贺子珍拉住了床栏，死死地不放手。可是她的手被人掰开了。她又试图拉住桌子、椅子，不肯离开女儿。然而，瘦弱的她，怎么能够敌过那几个俄罗斯高个子壮汉呢？
她终于被拖出了房门，拖下了楼，被塞上了汽车。
很多年以后，提起在精神病院两年多的生活，贺子珍仍然感到极为恐怖，眼睛里充满愤怒，脸上的表情极为痛苦。
她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还抱着希望找医生，找领导，诉说自己没有病，哀求他们让她回去，照顾大病未愈的女儿，说女儿离不开她。
但是，她很快就明白了，她说的这些都没有用。不会有人相信她、理睬她。因为人们都把她当作疯子，疯子的话是没有人相信的。
于是，她只好沉默下来，不再说话了。
这家医院把她作为精神病人来治疗，每天强迫她服用各种药物。开始，贺子珍对孩子们还牵肠挂肚地思念，情绪平静不下来。服用了大量的药物后，她这种对儿女的思念之情，变得淡漠了。
医生们强迫她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剂，强制给她注射针剂。服用了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沉，没日没夜地睡觉。即使醒过来以后，脑子仍然是一片混沌渺茫，脑袋沉重得像压了一个大磨盘。她不想吃饭，也不想说话，人也不想动，连女儿也懒得去想。
她觉得过去的一切喜怒哀乐都变得那么模糊，那么遥远，也懒得去想它。这家医院里既没有书，也没有报，她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成了一架只会吃饭、睡觉而没有思想的机器。而做到这一点，正是精神病院的治疗目的。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了，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不得不日夜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逐渐地，贺子珍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沉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存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顺从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贺子珍打定主意，便装出一副很配合医生治疗的样子。过了一段时间，她对医生说，我天天睡眠很好，也不觉得心烦意乱，是不是光吃药就行了，不要打针了。医生看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便同意把针药停掉了。实际上，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里，病人每天几次服药都是护士送。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吃下去，并张开嘴检查后才能离开。贺子珍装模作样地吃下药，等护士一走，她又把药片吐出来，等上厕所时悄悄地用水冲走。
慢慢地，医院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贺子珍被关进精神病院后，能够周密地分析自己的处境，有步骤地采取相应的对策，这表明她的神智是清楚的。她被当作精神病人来对待是不公正的。
她在精神病院里住着，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过去和计划未来。对于自己到苏联来，她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更加感到此行是人生的最大的失误。
过去，她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到处都可以学马列主义，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现在想想自己，虽然是到苏联来了，但学到了什么呢？还被关进了疯人院。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你不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当时自己怎么就听不进这些话呢？
贺子珍最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陈正人和彭儒在井冈山时就与贺子珍相熟，相处比较好。毛泽东几乎是动员了所有他认为有可能劝说贺子珍回心转意的人做她的工作。
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不知道珍惜夫妻间的感情，结果，让江青钻了空子。
贺子珍还后悔自己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
实际上，当时解放区不断扩大，并非只有一个延安。自己回去后，完全可以到前线去，到敌后去工作，实现自己多年所梦想的做群众工作。
应当说，一个人的婚姻生活，只是人生乐章的一个部分，并不是它的全部。
再说，在解放区，女同志同领导干部离婚的事也不是没有。贺子珍不听毛泽东的劝告，执意到苏联去，如果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么，作为贺子珍来说，并没有主动提出与毛泽东离婚，她是爱毛泽东的，她在感情和行为上完全没有做对不起毛泽东的事。回国后，贺子珍如果对毛泽东还保留那份原来的真挚感情，可以独身，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如果自己觉得生活孤独，需要有男同志照顾，也不妨可以与他人再婚。
贺子珍在医院里，反过来复过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她感到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因此，今天走到这一步，主要是自己的错，不该有长期旅居苏联的念头和打算。
这样一想，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个人感情生活的不如意，重见到毛泽东后的尴尬，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了，重要的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回到党的集体中去，那里有她的事业，有关心爱护她的组织和同志们。
在下了决心回国后，贺子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采取了好多办法。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
最后，医生们都认为贺子珍神智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
接着，她争取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旅居苏联的。
这时，治疗她的医生暗示说：“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医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贺子珍听了之后非常高兴，感到自己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她又发愁了，到哪里去找担保人呢？
她向晃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