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终于走出疯人院。毛泽东给王稼祥复电，“完全同意” 贺子珍回国。贺子珍得知，兴奋极了，说：“谢谢毛主席给了我回国的机会。”
接贺子珍出院的是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那是在1946年夏天，王稼祥在夫人的陪同下，到莫斯科治病。他们到达以后，就打听贺子珍的下落，寻找她的踪影。
王稼祥同贺子珍在中央苏区时就相熟，在长征时对贺子珍有进一步的了解，一向敬重贺子珍的为人，对贺子珍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他在到达苏联以后，见到了德苏战争后一些幸存的中国人，了解在德苏战争中留苏的中国同志的遭遇与下落，残酷的战争，无情的饥荒，夺去了一些来不及撤退的中国同志的生命，还使一些人下落不明。
人们在介绍时，不时提到贺子珍和娇娇，这引起了王稼祥的关注，他决定打听贺子珍的下落。
王稼祥到莫斯科后，苏联方面根据他的地位和身份，为他派了专门的联络员，了解他的需要，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
这位联络员叫尼古耐夫。王稼祥对尼古耐夫说，我们有一个中国同志叫贺子珍，还有她的女儿毛娇娇，现在住在伊万诺夫市，请帮助打听关于她的消息，我希望见到她。
尼古耐夫答应帮助调查。几天后，他回复王稼祥说：
40年代王稼祥与朱仲丽在苏联。“是有一个叫贺子珍的人，现在住在精神病院。她神经不好，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儿在国际儿童院上小学。”
“她的病现在还严重吗？”王稼祥着急地问。
“听医院介绍，她的病是狂躁型的，生活不能自理。”
“请你请示和转告有关部门，我想把她接到莫斯科来见一面。”
尼古耐夫答应了。一周后，他回复说：“贺子珍不便来莫斯科。”
王稼祥表示：“那我们到伊万诺夫市去看她。”
这时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的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此时插话说：
“我也是医生，我要亲自检查一下她的病如何。最好把她的小孩也带来，一起检查一下。”
尼古耐夫没办法，只好去了。但十天后回来仍然说不行。
王稼祥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见贺子珍一面。他说：“如病情严重见过面后，仍然送她回疯人病院。如果不严重，准备请示国内，把她送回国去。现在，我们东北的好几个大城市已经解放，有了好的医疗条件，我们可以继续给予治疗。”
不久，尼古耐夫又回复说：“上级已经同意派人护送贺子珍和她的女儿来莫斯科，住的地方也已准备好了，过两天即可见面。”
王稼祥夫妇对此感到欣慰。
贺子珍盼望的那一天到了。
当时，贺子珍正躺在病床上，一个护士突然走进病房，把她领了出去。护士把她带进一间更衣室，指着桌上的衣服，让她换上。她一看，原来是自己来时所穿的衣服。旁边还有一只小箱子，里面放的是她过去的洗换衣服，还有那床她从延安带出来的红毛毯。
护士说：“有人要接你到莫斯科去一趟，穿好衣服就走吧，汽车在外面等你。”
贺子珍喜出望外。自进入疯人院两年多以后，终于走出了医院的大门。一位苏联同志陪她上了汽车，来到一家旅馆，这里已为她定好了房间。她就在这个房间里见到了两年多没见面的女儿娇娇。
当时，娇娇已是国际儿童院三年级的学生了，那天，她正在上课，老师让她去见院领导。院领导对她说：“你妈妈要见你，现在就带你去见妈妈。”
娇娇瞪大了眼睛，惊奇得说不出一句话。小小的年纪就经历了那么多生活的波折，娇娇的性格变了，她变得内向和沉默。
院领导见娇娇没说话，又重复了一遍，并指着身边的一个男子说，他将带你去见妈妈。院长又问：“你愿意吗？”
娇娇轻轻地点了点头，仍然没有热烈的表示。她觉得这个好消息虽然是盼望已久，但来得如此突然，没有心理准备。
娇娇被带到一家旅馆，领到一个中年妇女的面前。娇娇一眼就认出，这真是她的妈妈，妈妈在屋里也戴着帽，帽沿外没有一丝头发，原来妈妈也同自己一样，剃成秃头了。娇娇见了妈妈，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一刻也不迟疑地扑向妈妈，嘴里不停地呼喊着：“妈妈!妈妈！”
贺子珍见到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也万分激动，泪水哗哗直流，紧紧地抱住哭得全身颤抖的娇娇，喃喃地说：“娇娇，我的好孩子，妈妈多想你呀，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
当她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后，都久久地凝视着对方。
贺子珍看到，两年多不见，娇娇长大了，长高了，面庞更酷似她的爸爸，端正秀气，神态中有一点大孩子的模样了。
娇娇觉得，妈妈也有了变化。妈妈虽然仍很纤细、瘦弱、苍白，但已经没有了饥饿的痕迹，但是眼神仍然饱含忧郁和哀伤。
第二天，母女俩一起动身去莫斯科。
见到王稼祥和朱仲丽时，贺子珍头戴一顶法国式圆形无边帽，上身穿一件黑灰色薄呢子西装式短衣，下身是黑色裙子，半高跟圆头皮鞋。走到王稼祥所住房间的门口。尼古耐夫跟在后面。
一见面，贺子珍便打招呼：“王同志，您好。”
接着，她面带笑容，眉尖一微蹙，让娇娇叫朱仲丽阿姨。
朱仲丽问：“你哪儿不舒服？”
“我有些心烦。”
王稼祥说：“你们在这里玩半天吧。”
贺子珍还对王稼祥夫妇说：“我现在口齿不顺，好几年没讲中国话了。小孩子同我讲话，一半俄话，一半国语。我只在生活上讲几句简单的俄语。”
聊了一阵天后，贺子珍的口齿伶俐多了，脑子反应也快多了。
苏联方原来决定，只让贺子珍母女同王稼祥见一次面，时间是半天，然后再把她送回精神病院。后来看到贺子珍的言谈举止很正常，就同意她留下来，多住些时候。
在莫斯科居住的很多中国朋友，听到贺子珍来到莫斯科，都纷纷前去拜访和探望她。见面后，都是感慨万千。
到苏联来学习的干部子弟，听到贺子珍同娇娇来了，更是万分高兴。他们差不多天天都要跑去看望她们，陪她们说话，陪她们上街去玩。他们热情地劝慰贺子珍：“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不要老想它了，多想点高兴的事不是更好吗?”
同志的感情，朋友的关心，给了贺子珍极大的力量和鼓舞。她的情绪变得开朗起来，笑声也多起来了。
刚从医院到莫斯科的时候，她说话口齿有不顺的现象。没过几天，她的语言变得流畅，思维也变得敏捷多了。那呆滞的眼神和迟缓的举止，几乎看不到了。
经过几天对贺子珍的观察，苏方同意了这个结论：贺子珍的神智正常。这样，完全不用再回医院了。
一天，王稼祥和贺子珍谈话时，问她：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我要回到祖国去！”贺子珍说这句话，是那么斩钉截铁，没有一丝犹豫。
“很好。”王稼祥对她的决定表示十分满意和赞赏。
接着，他说：“这一切得经过组织手续来办。这事关系到毛泽东的家庭问题，必须请示毛泽东。”
很快，他立即起草了一份电文，把贺子珍目前的情况以及她要求回国的意见，详细作了汇报。电报直接打给毛泽东，上面写了“请毛主席批示”的字样。
不久，毛泽东的复电来了，只有四个字：“完全同意。”
王稼祥收到回电后，立刻通知贺子珍，贺子珍兴奋极了，说：“谢谢毛主席给了我回国的机会。”
贺子珍同王稼祥商量后决定，不仅她同娇娇一起随同王稼祥回国，而且把岸青也带着走。岸青耳朵有点背，生活自理能力差，将他一个人留在苏联，是不大放心的。
岸青知道能同贺妈妈、娇娇一起回国，也是非常高兴。他的哥哥毛岸英在这之前已经回国了，他一个人在莫斯科生活，感到很孤寂。现在，他又有了家的温暖。
这时，王稼祥因治病还需要在莫斯科停留一段时间，于是贺子珍同娇娇也在莫斯科住了下来。
在王稼祥夫妇的建议下，贺子珍同娇娇离开了旅馆，搬来同他们一起居住，生活上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他们夫妻经常带着贺子珍、娇娇和岸青三人一起游玩，大戏院、歌剧院、公园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当医生的朱仲丽说：“这是帮助贺子珍变换脑筋的健身疗法。”
而贺子珍愿意同王稼祥夫妇住到一起，也有她自己的主意，就是能有更多的机会听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
贺子珍离开中国已经九年了，国内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是多么想了解国内的情况啊。
在这段时间里，贺子珍的身心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变得精神愉快起来，吃饭也香了，体重增加了，面颊也显得丰满起来。
后来回到哈尔滨后，一些老战友看到她，都说她没有怎么变样，这得益于在莫斯科这多半年时间的恢复和保养。
经过半年多的等待，启程回国的一天终于来了。
当时从莫斯科到我国的哈尔滨，火车要钻过乌拉尔山，穿越苏联广袤的国土。路途是遥远的。如果火车能正点行驶，时间也要八天八夜。由于他们的一行中有病人，只得走走停停，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他们的一行中，有两位中国同志。一位是被炮弹打伤了眼睛的男同志，赴苏联去医治，没有效果，只好回国了。由于双目失明，他的行动很不方便，连生活起居也难以自理。另一位是女同志，是位烈属，她的丈夫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到苏联去医治，未愈，在苏联去世了，她是一个人只身回国的。
贺子珍和那位女同志一起，忙前忙后，对那位失明的同志予以细心的照顾。人们从她那热情周到的服务中，似乎又看到了长征路上那个对同志满腔热情、掩护战友、关心别人的贺子珍。
贺子珍这时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我今后能干什么。
这个问题从她离开精神病院后，就一直开始考虑了。在莫斯科等待回国的半年多时间里，她除了同王稼祥夫妇交谈以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同国内来的同志交谈，了解国内的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
她感到自己离开亲爱的祖国已有九年之久，有些陌生的感觉了。
夜晚，在火车上，听着车轮磨击着铁轨的声音，她难以入眠。她一会儿想到哥哥贺敏学工作的地方去，以便兄妹之间可以有个依靠，有时又想找她的妹妹贺怡，与她生活、工作在一起。
但是，她还没有一点儿头绪。哥哥现在在哪里？妹妹又在哪里？他们兄妹自从瑞金离别，进行长征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在一个多月的行程中，贺子珍不时向那位失明者和女同志了解他们出国前国内的战局与情况。无论他们介绍些什么，对她来说，都感觉很新鲜。因为她想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回国后能尽快适应工作。
她还有一件操心的事情。这就是她的女儿娇娇。娇娇四岁时出国，一直在苏联整整待了六年，出口就是俄语，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更不用说写中国字了。回国以后，她将怎样适应新的生活呢?
为此，贺子珍在火车上就请同行的这两位同志教娇娇讲中文，她们都很乐意当娇娇的老师，一路走一路教，桌子、椅子、茶杯、碗筷的读法，就是娇娇每日的功课。
这时的娇娇，比在莫斯科时，活泼灵巧多了。但是她比起同龄的少女，仍然显得成熟，甚至有点孤僻。贺子珍对于她过于严厉，见到了女儿做了什么不如心的事情，便一个巴掌打过去。
娇娇虽然觉得妈妈太严，却在与二哥岸青的交往中得到快乐。岸青的反映虽然有些迟缓，但对这个妹妹却是极好的，一副当哥哥的架势。在火车上，兄妹俩一直待在一起。他们用俄语对话，讲故事，说笑话，非常融洽，这使娇娇感到旅途一点儿也不枯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