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经过漫长的行程，终于开进了哈尔滨车站。贺子珍在车上一眼看到站台上已经站着来接他们的同志，不禁一阵激动，眼圈都红了。啊，终于回到了祖国。
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已经在车站迎候她。他握住贺子珍的手，热情而亲切地问道： “长途坐车，辛苦了，一路上身体可好?”
贺子珍很愉快地回答：“很好，谢谢。”
贺子珍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了李富春。
李富春很关切地说：“你们母女俩先好好休息几天。”
贺子珍是一个急性子人，回国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工作。她觉得自己在苏联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回国后要抓紧工作。她回答说：“我很好，不用休息。我请求组织上尽快安排我的工作。”
李富春觉得给贺子珍安排工作可是一件大事，不能随便决定，便有意地绕开这个问题，说：“你的住处已经安排了。你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可以提出来，我们去办。”
贺子珍还是重复这个愿望：“我个人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早日工作。”
然而，东北局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发现，贺子珍母女俩连最起码的日用生活品都缺少。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她几乎没有换洗的衣服，娇娇也只有随身的一套衣服。脚上穿的鞋磨出了一个大洞，已经露出了脚趾。
人们很快就发现，贺子珍这几年在苏联的生活，不是舒适的，而是艰苦的。
经过组织上的考虑，接待她们的工作人员很快给她和娇娇添置了棉衣，还特地为贺子珍做了一件棉大衣，又给娇娇买了一双新皮鞋。
娇娇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皮鞋，心里美滋滋的。她故意重重地走路，让清脆的皮鞋声吸引妈妈的注意，让妈妈看看她的新皮鞋有多漂亮。然而，贺子珍却没有露出笑容，皱着双眉，一点也不高兴，她用俄语对娇娇说：
“把新鞋脱下来，还给组织上。我们刚来乍到，什么也没做，就给组织添了这么多麻烦，你那双旧鞋补一补，还可以穿。”
娇娇从小在国外，这时不会讲中文。她心里虽然喜欢这双皮鞋，但也不敢违背妈妈的意志，只好把新皮鞋脱下来，又穿上过去那双旧的。
根据娇娇不懂中文的情况，组织上专门为她物色了一位老师，还派人陪她参观了已经解放的哈尔滨市区。当时，这是解放区一座最好的城市，有小莫斯科之称。
这时，东北正在进行解放战争，哈尔滨到处是一派繁忙的备战景象。
没过两天，贺子珍便呆不住了，一再要求组织上给她安排工作。她表示：“我工作能力不高，而且在苏联长期没有工作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我闲不住，我回国就想为解放全中国出点微薄之力。”
组织部门的同志被她那种恳切诚挚的态度所感动，他们便安排她到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以后又把她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组织上一再嘱咐她：
“你的任务主要是养病，身体好一点，就做一点，能干多少就干多少，不行就休息，千万不要累着身子。”
贺子珍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
工作之余，她开始想起自己的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还有年迈的父母，不知现在他们如何？
她请求组织上帮助寻找。
组织上这时无法向她提供有关她兄妹的消息，因为经过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后，人事变化太大。
组织上把一封封电报打到了各野战军的组织部门，打听贺敏学和贺怡的消息。
经过多方打听，最后终于联系上了。此时，贺敏学正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师长。他知道妹妹回国的消息后，很高兴，但当时正忙于战事，无法脱身亲自到东北来看妹妹，便派自己的妻子李立英带着五岁的女儿小平代表他去东北探望妹妹。
哥哥虽然没有来，但贺子珍见到了嫂子，心里也十分高兴，因为见了嫂子就如同见到了哥哥，她有多少话要对自己的亲人倾诉啊！
李立英在哈尔滨停留了一个多月。在这些日子，贺子珍与嫂子形影不离，连晚上都睡在一张大床上。她们常常是彻夜不眠，从深夜谈到黎明。
李立英发现，贺子珍仍然保持着她与毛泽东一起生活时的习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贺子珍在嫂子的叙说中，了解到贺敏学和家人的情况。贺敏学在赣南游击战争中非常艰苦。有次部队被打散，他为了寻找部队，当过长工，打过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七次负伤，至今在他的腰上和腿上，还留着子弹。
贺子珍听了，既为哥哥的刚毅英勇感到高兴，又为哥哥的健康担忧。她第一次萌生了要与毛泽东联系的念头。她对李立英说：“我们马上起草一份电报，报告贺敏学的健康状况，请求中央批准让他到东北进行手术治疗。这份电报就打给毛主席。”
她俩很快起草了电报，一起送到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的家，请秘书代为拍发。三四天后，回电来了，电文上写道：现正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敏学离开，待以后有机会再说。签名是毛泽东。
这可以说是贺子珍在回国以后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音讯往来。
贺子珍通过嫂子还得知，长征后留在苏区的妹夫毛泽覃牺牲了，由他负责寄养的小毛下落不明。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中央苏区后，贺怡带着父母在于都县白禾区隐蔽起来，坚持斗争。直到国共实现合作，贺怡才到赣州与项英接上头，以后到油山的新城办事处工作，贺的父母留在赣州办事处。1937年底贺子珍的父亲因病去世，组织上把贺母送到武汉办事处，以后又转送延安。这时贺子珍已经离开延安去了苏联，是毛泽东照顾了老人的生活，并在她去世后为她办理了后事，还在她的坟前立了一块碑。
得到这些消息，贺子珍好几次流泪了。妹妹贺怡坚强的革命意志强烈地震撼了她。
小毛的失踪，她心里很难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他是惟一的在她和毛泽东身边长大的孩子。他的出生，曾经给他们夫妻带来了多少欢乐。现在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可能再也见不到小毛了。
一想到这些，坚强的贺子珍又不禁悲伤抽泣起来。
想到自己的父母，追随着儿女，投身革命，结果客死异乡，两个老人死后还不能合葬一起，更是觉得悲痛难忍。她对嫂子说，如果我不去苏联，在延安照顾妈妈，妈妈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因痢疾丧生，我没有尽到女儿应尽的责任。但当她听到是毛泽东替她尽孝，为老人养老送终，她的眼泪哗哗直往下流。她对毛泽东不忘旧情赡养老人直到送终，也越发觉得自己对不起毛泽东。唉，不是自己的任性，多次拒绝毛泽东的劝说，不肯回头，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会闹到现在这一步！她恨自己，骂自己，当时怎么这样强烈地想去苏联，真是鬼迷心窍了！
她哭着打开了从苏联带回来的小提箱，取出一床红色的毛毯，一面抚摸着一面对嫂子说：“这床毛毯是我和毛主席的纪念物，它陪伴我们一起生活了好多年。这上面有一个大洞，是主席在长征路上烤火时烧坏的，到了陕北，我请老乡用土羊毛织补好。我同主席怄气走了，可我把这条毯子带走了。我也是忘不了过去的深情呀！”说着说着，贺子珍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李立英在哈尔滨呆了一个多月后，回去了。分别时，贺子珍把回国后李富春送给她的一只金戒指送给了李立英。
李立英被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通过一个多月的接触，感到贺子珍完全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是一位患有精神病的人，而是一位很正常的、温柔热情和心胸宽阔的女人。
贺子珍在哈尔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身子得到了恢复。过去因贫血而显得苍白的脸也开始红润起来，显出一种成熟少妇特有的美感和风韵。
在哈尔滨的这段时间里，战友们为了排解她的寂寞，常常拉她去参加周末的舞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周末举办交谊舞会的风气，此时在哈尔滨仍保留着。请贺子珍跳舞的人很多，许多人都夸她舞步轻盈，舞姿优美。
贺子珍是在苏联学会跳舞的。那时她为了从极度的烦恼中解脱出来，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特地上理发店烫了头发，还向会跳舞的战友们学习跳舞。
贺子珍虽然喜欢跳舞，但并没入迷。在哈尔滨每参加一次舞会回来，她的脸庞红红的，充满了欢乐，眼睛里原来弥漫的忧郁神色，似乎消失了。
有一次从舞场里回到家，屋里只有贺子珍与女儿娇娇，贺子珍把娇娇叫到跟前，说：“娇娇，我同你商量个事，我给你找个新爸爸好吗?”
娇娇听到妈妈这一问，突然大哭起来：“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新爸爸！”
贺子珍吃了一惊。原来很多老战友都劝她物色一个新的伴侣，使后半生能有一个美满的家。贺子珍听了战友的劝说，也心动了。但现在看到女儿娇娇这样反对，也只好作罢。她伏在桌子上，失声地痛哭起来。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提过再婚之事。虽然战友们仍然不时劝她，但她都是拒绝。
娇娇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一直感到内疚和悔恨。当时为什么要反对妈妈改嫁呢？
当然，从贺子珍本人来说，虽然不可能再与毛泽东复婚，但与毛泽东始终彼此深深地相爱着，两人的感情是藕断丝连。是听从战友的劝告改嫁，还是独自一生，她心里举棋不定，矛盾重重。所以，她才去征求女儿的意见。没想到，女儿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作为毛泽东来说，有了江青，就不可能与贺子珍破镜重圆。但他对江青也不满意，他对贺子珍仍有感情，因为是贺子珍陪他一起度过了在井冈山、瑞金和长征那段艰难的岁月。这段革命历程和他与贺子珍的夫妻生活，也让他刻骨铭心。
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迁到沈阳。
在这里，贺子珍与分别了十几年之久的妹妹贺怡重逢了。贺怡是来东北疗养的。
贺怡比贺子珍小两岁，两人一起参加革命。两个虽是同胞姐妹，但长相和性格迥异。
贺子珍长得身材修长，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