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贺怡离开沈阳不久，贺子珍又想起要给毛泽东写信。她想亲自告诉毛泽东，她多么希望女儿重新回到她的身边，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
1951年夏，毛泽东和李敏一起翻看影集。不过，贺子珍在信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要李敏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信中说：主席，娇娇和岸青到你那里去了，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的，这不用我说，我的工作很好，身体好一点。请你多注意身体。
毛泽东这时仍然没有直接给贺子珍回信，但她很快收到女儿李敏的来信。这是李敏用中文写的。信中说，“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您想念我吗? 我也想念您。爸爸问您好，希望您保重身体。”
从此以后，李敏给贺子珍的信写得很勤，一个月差不多要写两三封。由于李敏的中文水平不高，信中的话语不多，但贺子珍收到李敏的信后，总是非常高兴，翻来覆去，看个没完。接到李敏的来信后，她悬挂着的那颗心，似乎安定了。
随着江南一些城市的解放，原来很多在东北工作的干部，都纷纷被安排到新区去工作。贺子珍受此影响，也想南下工作。这时，贺子珍在井冈山时就相识的老战友谭震林，热情邀请她到浙江去工作。她很快答应了，于是乘火车南下，直奔杭州。
她到杭州后，组织上安排她担任市妇联副主任。
正当她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的时候，没多久就传来了她妹妹贺怡在赣州附近翻车身亡的噩耗。贺子珍听到了这个消息，真是痛不欲生。她很清楚，妹妹不顾安危连夜赶路，为的是想赶在上任之前，找到在江西失落的小毛，这全都是为了自己。
当她得知贺怡的两个孩子在这次事故中受了伤，其中的一个伤势还很重时，马上请假赶往上海她哥哥贺敏学的家中，悉心照料两个受伤的孩子。
然而，贺子珍没有想到，杭州市妇联的工作，成为她在参加革命后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当贺怡的两个孩子伤愈以后，贺子珍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她不大愿意再回到杭州去，希望留在上海工作，但是上海市委只负责给她发工资，却不肯安排她任何的工作。
从此，她就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大闲人。
没有工作的她，整天沉浸于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之中，这不利于稳定她的情绪。
不过，自从李敏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后，每到寒假，毛泽东都要打发李敏去看望她的妈妈贺子珍，让她们母女俩每年能团聚一次，以慰藉贺子珍对女儿的思念。而每年暑假，毛泽东则把李敏留在身边，陪伴自己。
此时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又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事务压在身上，加上建国初期进行抗美援朝、土改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使他的工作十分繁忙。尽管如此，当李敏每次启程赴上海时，毛泽东都要亲自为李敏打点行李，嘱咐警卫员购买北京的土特产品让李敏带去。其中有水果、燕窝、蜜饯、茯苓饼，还有“六必居"的酱菜，大包小包，直到李敏嚷嚷拿不动为止。
同时，细心的毛泽东还每次都让李敏带足回来的路费，以及在上海期间的伙食费和零花钱。有时，毛泽东还捎去专门为贺子珍购买的东西，如为她治病的药品，外国朋友赠送的名烟等。
在上海的贺子珍见到女儿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是盼了一年才盼到女儿的到来，看着已经长高长大又水灵的女儿，她真是百看不厌，高兴得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而李敏，一见到妈妈，也有说不完的话。好在现在她已经能够较熟练地用汉语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了。
看过女儿从北京带来这么多东西，对于从来没有进过北京城的贺子珍来讲，似乎每一样东西都是十分新鲜的。
李敏到上海后，按照爸爸的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一个专为毛泽东准备的套间里。她早上起床，吃过早饭，带着寒假里要复习的功课，到妈妈那里去。到中午要吃饭了，回宾馆去吃，下午再到妈妈那里去，晚上再回来吃饭睡觉。
贺子珍虽然想留女儿在身边住，以便母女俩多些相聚的时间。但是她没有说出来。一是因为毛泽东替女儿安排得很周到，她不想改变它；二是她住的地方太窄小了。她在上海，住在天平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里。房里住有哥哥和妹妹的子女。一共四间房间，贺子珍只住一间，李敏要住进来就更挤了。
整个寒假，贺子珍每天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听女儿讲她在爸爸身边的生活和故事。听了女儿的介绍，又看到李敏在各方面的进步，贺子珍又一次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她想写一封给毛泽东表示感谢的信，就同哥哥贺敏学与嫂子李立英商量，用三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此信由李立英执笔。
信中的内容大概是：娇娇回国后，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现在不但会说了，而且会用中文写信，这都是毛主席教育的结果，我们感谢主席对娇娇的大力栽培。
这一次，毛泽东改变了原来不直接给贺子珍回信的做法，很快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
贺子珍看了后，明白了这封信的言外之意。而贺子珍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顾全大局，不给毛泽东添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