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到了1958年的初夏。
这年开春，上海市委派人和中共江西省委联系，说是贺子珍同志想回江西住一个时期。她在江西的老战友比较多，像杨尚奎、邵式平、刘俊秀等领导同志她都很熟悉，刘俊秀还是她的永新同乡。
江西省委当即表示：江西欢迎她回来，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住多久，她都会得到很好的接待，我们是热情欢迎她的。
到了5月间，贺子珍从上海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住在三纬路一幢经过修缮的二层小楼里。
这房子面积不大，但布局合理，很实用，这里还是一个极幽静的院子。她一到，省委领导人杨尚奎等前往她的住处看望。
当时，贺子珍的情绪不错，说了许多客气话，对省委的安排很满意。
因为她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省委决定让她享受省委副书记的待遇，为她配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辆小车，因为她身体不好，还专门配备了一名护士。
杨尚奎代表省委表示欢迎她回江西来疗养，希望她治好病，养好身体。在他们寒暄过程中，杨尚奎的夫人水静仔细打量了贺子珍，觉得在短短的4年里，她的变化很大，头上已出现了不少白发，眼角增加了许多皱纹，已苍老多了，往日的风韵已经荡然无存，只有那清秀的轮廓依稀尚在。水静突然涌起一阵伤感，内心的痛苦、无情的疾病，是如此剥蚀了她的容颜，掠夺了她的年华。
此后，水静和杨尚奎常去看她，有时还带孩子去，她很喜欢孩子，每次都会拿出糖果招待；水静的几个小孩，她都能叫出名字来。贺子珍也常到杨家做客。在他们夫妇俩的热情挽留下，贺子珍有时还会留下来吃顿饭。
除了水静和杨尚奎外，其他和贺子珍熟悉的老同志，以及她在永新的近亲，也常来看望她。这样，大家帮她驱逐了不少冷清与寂寞。
由于长期的孤独，贺子珍在上海的时候，就患了精神分裂症。这病时好时发，到江西之后，也反反复复，发病多次，而且复发的频率越来越高，症状也越来越严重，她的体质也就急骤地衰弱下来。
发病时，她疑虑和恐惧，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严重时，不吃饭，不喝水，别人送来吃的东西，也要悄悄地埋在树下，怀疑有人在里面下了毒。实在口渴了，就趁身边没有人时用手捧自来水喝。
有一次，她竟几天不吃不喝，身边的人慌了手脚，医生也一筹莫展。杨尚奎非常着急，要夫人水静去看望她，一定设法让她吃点东西。
水静急急忙忙赶到她家，一看她那样子，禁不住悲伤起来。这哪里是贺子珍大姐的形象呀！只见她蓬头垢面，面黄肌瘦，两眼呆滞，木然而坐，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水静喊了两声大姐，她只是点点头，一句话也不说。水静左劝右说，要她吃点东西，保重身体，她摇摇头，一声不吭。
水静和她无言地对坐了一阵子，脑子不停地转悠，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水静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便告辞出来，同时示意她的护士出来。
“你想法子让大姐出去走走。”水静对护士说，“然后，无意地走到我家里来，我们再来劝她吃点东西。”
“我试试看。”护士说。
这位护士很负责任，对大姐也很有感情。第二天9点多钟，贺子珍果然在护士的陪同下到杨尚奎家里来了。
水静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她，问这问那，也不管她回答不回答。然后似乎不经意地说：“哎呀，大姐，我还没有吃早饭呢，你陪我吃一点好不好？”
见她没有说话，水静便让厨师端上饭菜，又把她拉到自己对面坐下，使她能看清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水静先盛好自己的饭，再帮她盛一碗饭，每样菜水静都先吃几口，评说几句，再请她吃。
贺子珍注意到水静盛的是一个锅里的饭，样样菜都被尝了，这才慢慢地吃了一碗饭，喝了一碗汤。饭后水静又如法炮制，她又喝了半杯茶。
尽管水静一连吃了两顿早餐，胃部很不好受，但她心里挺高兴的，毕竟使贺子珍吃点东西了。
后来她又几次发大病，又是几天不吃不喝。有了这次经验，水静便照此办法，效果都还不错。
贺子珍正常时，周身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头脑也清醒，还能回忆起许多往事。不过，谈的时间长了，她也会出现恍惚和眩晕。
所以，水静每次和她见面时，总是找点轻松的话题说说，而且不会谈得太久。
195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的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召开前夕，准备参加会议的陶铸夫人曾志从广州来到庐山，路过南昌时，听到江西省委的同志说，贺子珍正在南昌，就特意去看望她。
贺子珍的好朋友曾志。曾志与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并关系很好。她是1928年4月跟随朱德率领的湖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以后她们经常在一起行军打仗，结下很深的友谊。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两个人在哈尔滨见过一次面。
以后贺子珍定居上海，曾志出差上海，也曾去看过她，可惜不巧没见上面。在这以后，曾志听到了许多关于贺子珍得了神经病的传言，有的还说得很玄乎。她对这些传言半信半疑，决定亲眼看一看贺子珍的情况到底如何。
她在南昌见到的是神智很正常的贺子珍。当时是7月初，南昌酷热，贺子珍短衣短裤一身家居的打扮，干净利落。她的住所也干干净净，家里整理得整整齐齐。
但曾志发现，贺子珍与在哈尔滨时相比，十年过去了，明显地见老，头发已经花白，人瘦得厉害。
见到多年前的老朋友来访，贺子珍万分高兴。她一眼就认出了曾志，热烈地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放。
她们坐在一起，很自然地又回忆起井冈山的那段生活。贺子珍还清楚地记得，1929年1月她们随红四军下山到外线打击敌人的情形：曾志本来是被安排留守井冈山的，在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和贺子珍的要求下，毛泽东临时通知曾志随队出发，她连工作都来不及交代就走了。原来红四军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后又改为农工运动委员会，下面分了很多组，其中一个组是妇女组，红四军的女同志都参加这个组，一起行军吃饭。大家要求曾志当妇女组的组长，于是毛泽东就把曾志找来了。……
曾志仔细观察，发现贺子珍叙述往事，记忆准确清晰，没有发现有什么毛病。
贺子珍留曾志吃饭。以前曾志听人讲，贺子珍有多疑症，吃饭吃菜，总要等别人动过筷子才敢吃，生怕其中下了毒。但曾志与贺子珍一起用餐，完全看不到她疑神疑鬼的样子。
贺子珍谈起她经常失眠，曾志即向她介绍自己服用的效果比较好的安眠药，并把随身带的安眠药留下一些给贺子珍。
两人分别时天色已晚了，贺子珍把曾志的药给服下了，并说，希望今晚能睡个好觉，然后高兴地送曾志出门。
几天后，曾志在庐山见到毛泽东。聊天时，曾志自然讲起了贺子珍在南昌的情形，并对毛泽东说：“我看她很好嘛，哪有什么神经病，过去的事情讲得那么清楚。”
毛泽东听后动了感情，感叹一声，并让曾志去找汪东兴，转达他想见贺子珍的想法。
汪东兴原来是中央警卫团的团长，此时，在江西省下放锻炼，担任江西省副省长兼农业厅厅长。曾志找到了汪东兴，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但以后就没有过问这件事。
汪东兴在延安干部团时就认识贺子珍，对她很尊敬，称她贺大姐。以后他在毛泽东的身边，十分讨厌江青的为人。他是在毛泽东的身边，敢于同江青对抗的一个人。
汪东兴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怕泄露秘密，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找到了方志纯和朱旦华，让朱旦华把贺子珍从南昌接上庐山。朱旦华原来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夫人。毛泽民在新疆遇难后，她与方志纯结婚。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当时任江西省的省委书记，朱旦华是省妇联主任。在接贺子珍上庐山的过程中，还有当时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参与这件事。
8月上旬的一个上午，杨尚奎突然对夫人水静说：“毛主席想见见贺子珍同志，要你同朱旦华今天下午回南昌，把贺大姐接上庐山。”
杨尚奎还特意嘱托：“你们上山后，直接去隧洞口左边的第二栋房子；我已经安排好了。主席特意交代，这事要绝对保密。”
当晚，水静与朱旦华回到南昌，把上庐山的事情告诉贺子珍。她听了之后，显得很激动和高兴。但当时并没有说是去见毛泽东，而是到庐山去游玩一次。
她以为只是接她上庐山住几天，散散心。庐山是贺子珍多次来过的地方，很喜欢，因此两位夫人请她上山去玩，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她们一同上山。到山上时天已经黑了。汽车驶到一幢依坡而筑的别墅门前停下了。这时车灯一亮，贺子珍见到汽车的前面站着汪东兴，但他没有同她打招呼，也没有陪她进屋，就走了。
当时汪东兴见这件事是毛泽东交办的，担心贺子珍坐的车会在路上抛锚，不能准时到达，就在接待贺子珍的别墅前等候车子的到来。他看到车子到了，就放心了，马上就离开了。
贺子珍下榻的别墅，是在庐山一个很僻静的地方，行人很少。她进屋后，朱旦华就走了，由水静陪着她。
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就通知水静尽快去向毛泽东汇报。
等贺子珍安顿下来了，水静马上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在庐山。当时毛泽东住在庐山的美庐。美庐原来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庐山居住的别墅，取宋美龄的名字命名为美庐，后改称180号。
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楼下是会客室、副室，楼上是个大套间，外面是书房，里面是卧室。毛泽东的卫士就在楼梯口的小屋子里值勤。
水静进美庐见到毛泽东时，见他坐在书房的沙发上。水静向他汇报接贺子珍上山的经过。
毛泽东听完以后问：“贺子珍身体怎么样？”
水静回答说：“还可以吧。”
毛泽东又交代说：“你同尚奎同志商量一下，是否这几天就由你陪着她。你一定要陪着她，不要让她跑到外面来，不要离开屋子一步。”
水静表示这没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又说：“你好好照顾她，我很快安排见她，时间可能是明天晚上，我会通知你的。江青现在正在北戴河，不知道这件事，我已经派人用专机给她送文件去了。我身边的人我也会安排的，把他们支开。”
毛泽东嘱咐完，看水静要走了，突然又冒了一句：“希望她能一拍即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没有解释，水静也不便多问。
第二天，水静接到通知：当晚9时乘杨尚奎的专车，带贺子珍去见毛泽东。通知还说到，已经打好招呼，一路不会有人截车。
当水静与贺子珍准时乘车来到180号时，平时盘查很紧的门卫，竟没有一个人上前拦阻、询问，院子里静悄悄。汽车直接开到别墅的门前。这道门没有人守卫，门是虚掩着的。
与180号紧挨着的181号别墅，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办公、住宿的地方，此时灯火通明，窗户洞开，里面工作人员说话的声音清晰可闻，但是只有一个人探出头来看一眼。
水静与贺子珍推门进去，只有一个卫士在客厅里等着。他显然已经知道他今天晚上的职责，把来访的两位女士领上二楼。他让水静在他的楼梯旁的值班室里坐着。然后他推开套间的门，让贺子珍走进去。卫士自己也没有走进去，而是随手带上了门，退到值班室，与水静一起坐着等候。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会见，经过周密精心的安排，在他们分别二十多年后，终于实现了。
当贺子珍走进屋内，仔细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他们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坝，汹涌澎湃，再也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接着，毛泽东问：“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细看了看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毛泽东说：“忙呀，比过去更忙了。”
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都说了。毛泽东听了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情绪低落，神色凄然。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这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毛泽东谈起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说起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
当时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一句关于她的话都没有。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毛泽东又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 同意不同意?”
贺子珍回答说：“我见过了，很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
毛泽东还告诉贺子珍，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他们举行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分别时没有握手，也没有告别，只点点头，就各自回房间去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会见时的情况如何，没有第三个见证人，因此别人不清楚。从以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各自披露的情况看，两人对这次会见，感受各不一样，贺子珍是兴奋，毛泽东则是心情沉重。
毛、贺会见的时候，水静与卫士在值班室等候。一个多小时后，铃声响了，是毛泽东在召唤。卫士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一会儿，他搀扶着贺子珍走了出来。这时，水静看到贺子珍两眼通红，还带着泪痕。卫士让贺子珍在值班室坐下，通知水静说：“主席请你进去。”
水静推开了毛泽东书房的门，只见他身穿白色的长睡袍，很宽大，腰间结了一根带子。他站在那里，吸着烟，面部表情有些愁苦。
他见水静进来，对她说：
“贺子珍的脑子已经不行了，所答非所问。她拿走我三瓶安眠药，这种药很厉害，千万不能让她多吃，最好把药拿回来。”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停顿了一下说：“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
水静点头答道：“我向主席保证，一定把药拿回来，一定把贺大姐安全送回南昌。”
毛泽东听后，点头说表示：“好的。”
水静告辞，起身走出了房间。她与贺子珍乘原车回到原来的住所。
第三天傍晚，水静陪着贺子珍一起下山回到南昌。
贺子珍与毛泽东会见之后，情绪特别好。她成天处在一种兴奋之中。
毛泽东在见过贺子珍后，又同汪东兴谈过这次会见的情形。他说：
“我们两个人谈得不好，贺子珍不讲话，只是哭。我怎么劝她都不讲话，不讲话怎么能谈下去呢？没办法，我只好说，那你休息吧。我还问过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她也不讲话。”
后来曾志问毛泽东：“贺大姐是不是没有什么毛病?”
毛泽东摇摇头，心情十分沉重地说：
“她的思想不是很健全。她看见我的桌子上放着药，她将药瓶一抢，说，这药有毒，不要吃药，不要吃药。另外还谈了王明，要我当心王明会害我。”
应当说，贺子珍骤然见到毛泽东，缺乏思想准备，不停地哭，以至未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表达自己相思之情，以及别后的离情，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他们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对话，贺子珍自己叙述中谈到了王明。毛泽东认为贺子珍把安眠药说成会有毒，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贺子珍对水静说，这种厉害的安眠药吃多了没好处，她对水静承认，是她把安眠药拿走，不让毛泽东再吃的。
应当说，当时过于强调保密，而没有事前告诉贺子珍，要去见毛泽东。如果能在事前有关人员能告诉贺子珍，要见毛泽东，让贺子珍有思想准备，那么，贺子珍与毛泽东的会见，也许会成功得多。
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美庐再会，当时是绝对保密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事情的真相才逐步披露出来。因此，很多人以为这次会见，非常具有戏剧性，激动人心，充满了浪漫的气氛与情调。
然而，这一个多小时的相会，对于贺子珍来说，虽然是意外的欢喜，但绝不是长别后的倾诉衷曲，而是痛苦的悲泣和泪水流淌。事实上，老战友的好心，毛泽东的会见，无异于在贺子珍伤痕累累的心灵上，又戳上了一刀。这是人们所未能预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