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党中央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江青走进了她应该去的地方。这时，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一家人脸上都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此时的贺子珍已是一个年已68岁的白发苍苍的老妪了。她身体虽然衰老，但仍具雄心壮志。她希望还能获得工作的机会。
在1977年，贺子珍怀着高兴的心情，来到了福建，看望了已经得到解放的哥哥贺敏学。兄妹俩劫后相逢，是多么让人激动和欢乐啊！这一对兄妹，一起闹革命，他们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一段时间不见，彼此都十分想念。但是，他们又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看法，走到一起的时候，又很容易为一些细小的事情发生争论，有时甚至吵了起来，各不相让。实际上，贺子珍同哥哥的关系远不如她同妹妹贺怡那样密切。
贺子珍从福建回到上海后，正当她准备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不料疾病又向她袭来。有一天，她一觉醒来，发现她的左手抬不起来，左脚也不听使唤。她赶忙喊人，嘴巴发出的声音都变了调，呜呜哇哇，让人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
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忙把她送进了医院，医生的诊断是中风，左肢偏瘫了。她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
这个打击对贺子珍来说，是异常沉重的。在政治上没人阻碍她出来工作了，但身体又不行了。真是壮志未酬身先病，长使英雄泪满巾。这位从井冈山和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女英雄，希望在眼前似乎又化为泡影。而且，“屋漏偏遭连夜雨”，这时医生又检查出她患有糖尿病，这又是一种难治之症。这表明，她今后的日子只能在病床上度过?
想到这里，她禁不住流下了悲伤的泪水。她感到自己命运怎么是如此残酷？亲人们和老战友们来看望她，也不禁为她一生坎坷的遭遇而叹息。
正当她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上海市委的一个负责人到医院来看望她，报告她一个可喜的消息：她被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政协委员。这位负责人还告诉她，这次政协会议同时还增补了两名委员，这就是缪云台和王光美。这位负责人说，马上要派人来为她拍照，照片要同这个消息一起刊登。
为什么贺子珍能增补为政协委员呢？原来是这样的。1979年初，毛泽东的亲家、李敏的公公孔从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他在信中指出，贺子珍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长期受江青之流的迫害，建议能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
很快，邓小平便作出批示，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于是，全国政协常委根据小平同志的批示，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然而，需查她的档案材料时，这时才发现无论上海还是北京的中组部都没有她的档案材料，这个从1926年起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战士，在组织部门竟连一份档案都没有！
这是江青一伙人一手遮天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抹掉的结果。
当时在审议和通过贺子珍为政协委员时，全国政协的常委们对这种现象都义愤填膺，为贺子珍打抱不平。大家认为，江青对贺子珍的迫害，这是最毒辣的一手。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把她增补为全国政协的委员，这使贺子珍受到极大的鼓舞。她看到，自己的生话仍然存在着希望，她不能在哀愁中低沉，而是应该抓住人生的希望，让希望激励自己重新站起来。
于是，她决心又一次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同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她经常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她积极配合医院和医生的治疗。在医院里，是医生、护士公认的最听话的病人，服从治疗。她听说，要使瘫痪的肢体恢复功能，除了按摩以外，还要进行针灸和理疗。这样，她每天的治疗时间就要拖得很长，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虽然她每天被折腾得很苦，但无怨无悔。
当医生告诉她，为了使瘫痪的左腿恢复功能，需要进行适当的活动，贺子珍也欣然同意了。每天吃中饭、晚饭之前，她由护士们搀扶着，要在病室里走上几圈。由于左腿不听使唤，她的步履艰难，很吃力，常常全身冒汗，但她总是坚持着，一定要走完该走的路。
1979年6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和照片，第二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新闻和她的照片。
人们可以看到，照片上的贺子珍，满头银发，面颊丰腴，坐在轮椅上，正同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她的神态沉静安详。
这条配上照片的新闻，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熟悉贺子珍的老战友们惊喜地说，江青倒了台，贺子珍重见天日。
而并不认识贺子珍的年轻一代，在了解了贺子珍的大概情况后，也把她看成是传奇性的人物。
人们纷纷写信向她表示祝贺。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上海市委领导人，对贺子珍也十分关怀，不时派人到医院去探望贺子珍，问寒问暖，还征求过贺子珍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这样，贺子珍把放在心底30年的愿望吐露出来：“我想去北京，我想瞻仰主席的遗容，我想看看天安门。”
上海市委很快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中央。
非常敬重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在听到上海市委关于贺子珍想来北京的报告后，立刻作出了安排。
1979年9月，一架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了北京。随即她住进了30l医院的高干病房。原来在上海负责她的医疗的医生、两名护士、两名服务员，也跟随她一起来到北京。
来到北京后，贺子珍的情绪非常乐观。这是在她的后半生中少有的心情舒畅的时期。她心情非常激动。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她原来的许多老战友康克清、曾志、钟月琴、彭儒、钱希钧等人，络绎不绝地来看她，她感到好快乐。这些老战友一直同她保持联系，每次去上海都要去看她。但那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像在北京那样，相见得那么频繁，那么集中。同老战友一起，回忆过去战争年月中一些有趣的琐事，这使她感到无比快乐。
她到北京以后，继续配合治疗，锻炼身体。这时，她仍然念念不忘要恢复工作。这个愿望在鼓舞着她，使她把病倒以后的生活过得充实，有意义。
到北京后，她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一个要求，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
中央批准了她的要求。然而，为了安排好她的这次活动，医生和护士们以及家人可煞费苦心了。从医疗的角度看，她们不希望贺子珍到纪念堂见毛主席遗容。
根据以往的经验，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过强的刺激。建国初期她骤然听到毛泽东声音的广播，1959年与毛泽东在庐山的会见，都使她的神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因而大病了一场。现在她的身体比过去更差，半身偏瘫，还患有糖尿病，如果出现上两次大发作的状况，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但是，贺子珍这次到北京来，不正是为了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吗? 不去的方案是不可能的。只能够采取其他办法，如缩短停留的时间、设法控制她的情绪，来使她不致陷于过度的悲痛之中。
在瞻仰前的两天，她周围的医生、护士、服务员，还有她的女儿、女婿就开始做她的工作了。他们不断地对她说，毛泽东的灵堂是非常庄严肃穆的，不允许发出任何的声响，千万不能在那里大声恸哭，否则警卫们会认为有意破坏灵堂的秩序的。
贺子珍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人。她听了之后频频点头，记住了医生护士的话。
在去毛主席纪念堂的头天晚上，医生让她服了安眠药，让她好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她梳洗完毕，就要出发了。她对护士说：
“我要手绢。”
她这是准备眼泪流出来时用的。护士随手递给她一条粉红色的手绢。她摇摇头，说：“不要红的，不要红的。”
最后，身边的人给她准备了一条白手绢。这条手绢，她一直用右手拿着，直到回到医院。
医生和护士推着她的轮倚，从毛主席纪念堂的正门进入。
贺子珍一见到前厅毛泽东的坐像，眼泪就像泉水般地涌出来了。李敏、孔令华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花圈，敬献在毛泽东的坐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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