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４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为了发挥江青的专长，将她调到该院任戏剧教师。８月，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从此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再说贺子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１９９８年７月出版的《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青年出版社于１９９７年８月出版的《贺子珍》记载，贺子珍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１９３７年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随毛泽东抵达这里。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尤其是革命理论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统地学习、提高，否则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途中受过重伤，加上因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而贺子珍性格倔强，学习的愿望迫切。她对毛泽东说，过去辗转战斗在革命根据地，又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并且是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生活这样紧张，营养严重不良，加上不适应陕北的恶劣气候，所以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使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并且经常呕吐。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负担。
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经常疼痛难忍。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取弹片的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对贺子珍这种打算，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离延安到西安。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沦陷被日本占领，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暂住。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１１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使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可以到苏联去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
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苏联。但贺子珍不听劝说，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但贺子珍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从上述情况来看，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为贺子珍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离延安，而此时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再说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基于这样的情况，怎能说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结果呢?贺子珍在延安时，江青未曾与贺子珍见过面。以后，她们也未见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