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六军团，是中共浙赣省委于１９３３年６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湘鄂赣红十六军、湘赣红八军、湘鄂赣红十八军合编组成的，依次编为第十六、十七、十八师，分别由高永生、萧克、严图阁任师长，最初由红十七师师长萧克统一指挥。１９３４年８月，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关“军政委员会”，由任弼时任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１９３４年７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江西遂川、万安、泰和３县交界地区的牛田和碧江洲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艰险。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７月２３日给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但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时，只是命令红六军团突破敌人的围困西征，去湘西与红三军团（即原红二军团）会合，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军委总部。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和红六军团的西征，虽然都是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大转移，并且实际上承担了先遣队的任务，但因为不知道中央的真正战略意图，所以，均被称为“突围转移”或“突围西征”。
１９３４年９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９月１３日发布了《改组各级军事部的命令》。９月２９日，《红色中华》第２３９期发表了由张闻天署名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实际是当时红一方面军要突围西征、准备离开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１０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与政治命令》。１０月９日，中央发布《野战军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称之为“西征”。１２月１２日，中央领导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了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的决策。１２月１８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到黎平后的进军方向，到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问题。１９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左右纵队继续西进。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做了改变，决定继续北上。此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红军胜利地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渡过了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渡江北上的战略决定。５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５月２２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据考查，这是最早使用“长征”这个提法。此后，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才有“长征”的提法。１９３５年８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西北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其中写道：“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