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５１年９月首次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１９９１年６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都有这样的题注：
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根据这个题注，国内出版的许多论著，在解释毛泽东为什么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时，基本都持相同的观点，即认为毛泽东撰写这篇论著，是针对“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而写的。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４期，以后又在１９２６年２月１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２期和３月１３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中国青年》第１１６、１１７合刊发表。１９５１年９月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毛泽东根据《中国青年》版做了局部修改。
然而，从原版和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这篇文章来看，其内容是以整个社会阶级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而对农民的作用，没有集中专门阐述，显然是分散在社会各阶级中论及的。由此可见，这篇著作不是专门解决农民问题，也不能认为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正确地说，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专门论述，是稍后的事。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记载，１９２６年９月１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撰写的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之一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１９２７年１月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就是论述农民问题的专著。
从１９２５年前后党内情况来看，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尚未形成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
特别应当说明的是，１９２３年５月初，毛泽东离湘到沪，奉调中共中央工作，与陈独秀开始了直接的交往。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推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均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主持。
在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根据中共三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形势的要求，他们代表党中央联名签发了许多《中共中央通告》。这些党内通告，内容都比较正确。在国共合作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与陈独秀无明显的意见分歧。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毛泽东与陈独秀配合默契、关系最融洽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