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２８日清晨，延安云淡风轻，朗日耀眼。
毛泽东衣着十分俭朴，蓝布料与普通战士是一样的，有一件衣服还是在保安做的，打了许多补丁。但他就是喜欢这件衣服，就是给中央机关考察团作报告时穿的那件。毛泽东晚年在病床上还不断看那张照片。这天，他换了装，身着从北平刚送来的蓝布中山服，头戴周恩来给他的巴拿马帽，脚穿托叶剑英买来 的黑皮鞋，英姿伟岸，气宇轩昂，与江青和孩子一块儿从东山坡上兴致勃勃地走下来，江青把给他准备的《红楼梦》、《三国志》等书和行李放到车上，毛泽东与在坡下边小礼堂一直等着的周恩来、王若飞一起乘中吉普车，从枣园的山沟驶出，前往东关机场，同专程来延安接毛泽东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一道乘４７６６５０号银灰色飞机（也称“美国姑娘”）飞往重庆。
飞机升空后，毛泽东突然对周恩来讲：“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儿，我要向延安人民道别。”周恩来心中一动，知道主席作了被蒋介石扣押的最坏准备。机舱内有硬座，软座，中舱有一个隔音室，室内有软卧。赫尔利和张治中请毛泽东到中舱软卧。上飞机前，周恩来已经检查了飞机上毛泽东的软席卧椅。警卫员齐吉树陪毛泽东到软卧，毛泽东就看起带来的《三国志》。毛泽东问齐吉树：“这次到重庆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谈判达成协议，胜利返回延安；另一个，被蒋介石扣起 来，坐牢、杀头。你不怕？”齐吉树回答：“主席不怕，我也不怕！”头天晚上，他一夜没有合眼。他与刘少奇在煤油灯下促膝交谈，谈了全国的形势，谈了中共最近的任务，谈了和谈的前景，谈了组建东北局的设想，谈了我军的战略策略以及部队的情况，谈了各战略区将领的作战特长、性格等。
半夜，他们两个湖南人肚子饿了，毛泽东找到一个馒头，掰开，一人一半，夹上红辣椒，辣得出了汗，算是加了餐。毛泽东常常给客人谈吃辣椒可以增强革命性。他现在觉得头有一些晕，有一点难受，微微地合着眼。飞机在西安落地加油后，到３点４５分才飞到重庆上空，在低空盘旋了两周，降落到九龙坡机场。重庆闷热潮湿，但这天是个少有的明朗好天气。
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谭平山，民主人士郭沫若、张澜、黄炎培、章伯钧、沈衡山等都早早来到机场，他们在酷热的太阳光下等待了两个多小时。蒋介石派了警卫组组长陈希曾负责警卫。
张治中为了毛泽东在重庆生活、工作方便，把他在中四路上清寺的公馆桂园让给毛泽东办公住宿。他和夫人则搬到郊区一个叫梅园的地方去住。赫尔利用美国大使馆的２８１９号卧车把毛泽东一直送到桂园的张公馆。蒋介石还派了一辆小汽车给毛泽东使用。生活细节从宽，权力斗争从严。这是政客的处世原则。
张治中是安徽巢湖人，１９１６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黄埔军校入伍生团和军官团团长。早在黄埔军校时，他就与周恩来朝夕聚首，成为莫逆之交。周恩来对他仗义执言，为人厚重有蔼然之气，真诚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联共亲共身体力行，很有好感，觉得此人可信可靠。
张治中对周恩来思想缜密，办事干练，应变敏捷，雄才大略，文武皆全，也很欣赏。在黄埔军校时，张治中忧国忧民，思想左倾，常常站在共产党一边。右派说他是“红色教官”，并把他和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并称为“黄埔四凶”。后来张治中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参与庙堂大计，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
在国共两党两军近二十年的战争风雨中，他始终避免与中共军队直接作战，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未参与反共战争的很少有的一个人。１９３９年２月，他到重庆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身处高位，不骄不躁，不忘 老朋友，在他职权范围内的，尽心尽力，为国共合作办了许多好事。
１９４６年他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周恩来托他释放盛世才关押的１３１名共产党员。他不避嫌疑，敢动虎须，先后三次给蒋介石去电，恳切陈词，要求释放，蒋介石勉强同意了。他好事负责到底，又费尽周折分别给甘肃省、陕西省主席去电，要求沿路关卡确实放行，不要留难，不得扣押。使这批同志安全到达延安。周恩来说，这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在国共关系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一行到重庆后，中统和军统在桂园周围安排了很多特务进行监视，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和工作上的方便，让毛泽东白天在桂园接待客人，晚上，则住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地处远离闹市区的一个高高的山坡上，一路上坡，几经转弯，才看到一个平台。原来是女爱国华侨饶国模的农场，很偏僻，也很安静。在山坡的阴面，有一幢三层白色砖木结构的设计精巧的小楼。楼后的山坡上长着茂密浓郁的云杉、马尾松等杂树林子。楼前有一块不大的长方形小院。院里有芭蕉、枇杷、桂花等佳木异卉。院外又是万木葱茏的山坡。在小楼的二层与三层楼梯处， 有一间类似夹层的小屋，可以躲避蒋介石特务的突然搜查，有特殊情况，周恩来就在这里办公。周恩来经过周密考虑，把毛泽东安置在二楼东北角的房间里，房间外面就是野山坡。
周恩来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除毛泽东的警卫齐吉树、陈龙、龙飞虎负责内卫外，布置办事处的干部轮流在室外的高坡上树林里站岗值班。在重庆期间，凡外出，周恩来都与毛泽东同车去同车回。凡毛泽东参加宴会，当有人来给毛泽东敬酒时，周恩来都一杯杯接过来，替毛泽东喝下，令毛泽东十分感动。
毛泽东一般在晚间坐汽车回到红岩，穿着长袖的白绸衬衣，在闷热的房间里，挑灯伏案批阅延安和全国各地给中央局的来电。他身在重庆，心却还在延安，常常深夜不寐，同周恩来、王若飞商量讨论全国的战局，尤其是华北的热河、察哈尔、冀东的形势，和抢占东北诸问题，复电延安的中共中央代主席刘少奇或者直接电示各大战略区的军政首长。
南方雨多，雨敲打芭蕉叶的声音常常伴随着他工作到第二天黎明。周恩来住在毛泽东的对面，他适应毛泽东的工作需要，也是通宵达旦地工作。由于地板都是木质地板，他怕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便脱了皮鞋，穿着袜子在楼道里来回走路。他还安排三楼电台值班人员都不穿皮鞋，只穿布鞋或打赤脚上下楼送文电。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重庆以共 产党领袖的身份多次与蒋介石直接会谈。表面上双方客客气气，实际上斗争很激烈，叫做“面和心不和”。毛泽东提出蒋介石必须承认解放区和八路军的要求。蒋介石却要共产党把解放区和军队交给政府。他说：“润之，我们在一起干吧！不要另起炉灶了。”毛泽东说：“只要给人民饭吃，我为什么还要单干呢！”蒋介石说：“不交出军队，就是没有诚意。”双方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寸步不让。蒋介石体会到在这两条上，毛泽东不可逾越的坚定性。这是毛泽东长期战争生涯的亲身感受，也是他通览历史的心得体会。“有军则有权”。许多问题可以让步，国共合作抗日，苏维埃旗帜可以不打，红军帽可以不戴，但军队的领导权、指挥权不能让步。
在重庆民社党领导蒋匀田问毛泽东能否同意放弃枪杆子时，毛泽东回答：“没有我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蒋匀田十分尴尬。在重庆，毛泽东欣然参加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鸡尾酒会，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武官罗申。向大使和武官简单介绍中国共产党党内复杂的左右倾路线斗争，说了几句多年憋在心里的话，利用这种形式向斯大林传递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苏联政府的代表，武官罗申的军衔还不清楚（估计在中将以上），只 知道他曾经跟着蒋介石的政府迁南京，跑广州，全国解放后，又到北京当了驻华大使。
周恩来特意多次安排毛泽东会见宋庆龄，毛泽东对她信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方针，在困难的情况下，光明磊落，挺身而出，伸张正义，多次营救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反对蒋介石委员长独裁的高风亮节和无私无畏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
毛泽东抽出时间还多次会见了著名的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谭平山、马寅初、章伯钧等人。民主人士们见毛泽东的机会不多，他从１９２７年进山沟就很少进城市，这次近距离见到毛先生，首先对毛泽东满腹经纶又儒雅又恢宏的气魄和人格表示敬佩。上海滩出身的蒋介石与他相差甚远。尤其是在重庆发表了他１９３６年２月在黄河西岸写的《沁园春・雪》后，才如江海，震动了重庆的政界、文化界。蒋介石组织一帮御用文人，叫他们写出压过毛泽东的诗词来，结果谁也拿不出来。毛泽东有时候开玩笑说：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那时候，在重庆出名的除了林园、桂园，还有张澜的特园。特园 是民主人士朝夕聚集议论国是的中心。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还特别给特园题写了“民主之家”的横匾。毛泽东多次到特园做客就教。他长期战斗生活在深山沟里，与许多爱国人士只是久闻其名，未见其人。这次在重庆相见，仿佛久违的老朋友，一见如故，促膝谈心，共论国是，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建国方针，支持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国脉民命无所不谈，公交私谊都很好。
柳亚子是毛泽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在广州工作时结识的老朋友。柳亚子来见毛泽东时，流出了热泪，并吟诗：“阔别羊城十九秋，秋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民能格，通地劳民战尚休。”全国解放后，柳亚子住在颐和园益寿堂，毛泽东与他还有诗词唱和。是晚，毛泽东与柳亚子见面后，李少石送柳亚子回寓所，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
毛泽东１９３５年到达陕北后，在国民党爱国将领中做了许多工作，发了许多信。这次在重庆，一如既往，十分重视与爱国将领的沟通和交往。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国民党著名将领、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
冯玉祥自称丘八，但粗中有文，书法很有隶书特色，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蒋介石的总统官邸他可以直进直出。他为国内和平事业奔走呼号，敢勒虎须，关键时刻直谏蒋介石。他见毛泽东真的来到重庆，喜出望外，对和平建国寄予厚望。他称毛泽东到重庆是喜事临门，象征着国内和平团结。毛泽东称赞冯玉祥的爱国行动，欢迎他为国共合作做贡献。
冯玉祥将军在西安事变后，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在国民党内提出 了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但是没有被蒋介石顽固派通过。可惜，冯将军出洋回国途中乘苏联胜利号轮船不幸在海上遇难。
针对国民党报纸对共产党“共产”的无端攻击，毛泽东在桂园专门会见了刘鸿生、范旭东、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章乃器等中国著名产业界人士，还会见了从沿海地区迁入四川后方的和“川帮”资本家，阐明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和建国方针，表明不会把工商界人士当敌人，而是当朋友看待。希望能同舟共济，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他还会见了在重庆的许多国际友人，比如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夫人，会见了在解放区获救的美国驻华第１４航空队总部的３个美国兵。３个美国兵高兴地来到红岩，对毛泽东雄才大略的伟大人格非常崇敬，要求与毛泽东在大芭蕉树下合影。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冒着生命危险，长期在敌后做白区工作的川东特委、重庆市委以及打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内部的地下工作的同志都秘密来到红岩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情况。
山城雾大雨多。毛泽东到中苏文化协会那次，群众冒着小雨，站在街头久久不肯离去，争相一睹共产党领袖的风采，造成交通堵 塞。在江西苏区时，蒋介石曾经悬赏２５万大洋要毛泽东的人头，现在他却把毛泽东请到重庆来谈判。毛泽东在重庆是国内外报纸的大新闻，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与当年相比，形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真乃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周恩来利用重庆谈判打“心战”，在重庆，在全国，在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影响。
枣园的早晨和晚间凉多了，西北风还不断地在山峁上肆虐。毛泽东到重庆后，刘少奇作为代主席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经常披着一件外衣，把地图铺在窑洞的土地上手拿放大镜，不停地趴着看，不停地研究，全国的电文往往是夜间才能到延安。他也像毛泽东一样，在夜间工作。不管多晚，只要事情紧急，他就身后跟着警卫员，爬到坡上的南院朱德的住处去商量工作。中国共产党这架还很年轻的机器，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和军事发展战略在不停地运转着。
在王家坪的军委作战一局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作战参谋部。这时，作战一局领导和参谋们经过研究认为，我党我军为了抢在蒋介石之前运兵到达东北，仅仅以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几个团的兵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东北地区太大，需要大量的 兵力。他们向叶总参谋长和军委建议迅速增加进军东北的兵力，从各战略区抽调兵力，而且都应该是各战略区的主力。到东北后，要摧毁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还需要大批的地方工作干部随大军挺进东北，以迅速建立抗日根据地一样的人民政府。这样，我军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才能有力量与国民党争夺东北。作战一局把意见报到总参和军委。
枣园，刘少奇看到《每日情况汇报》上的意见后，他很敏感，觉得调重兵抢占东北的意见很有战略眼光，符合毛泽东同志临行前的嘱咐。“先入为君，后入为臣”，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谈到抗战反攻时期要加强城市工作重要性时就这样说过。东北问题仍然是如此。处理东北的军事问题要强调占有先机之利。
８月２８日上午，刘少奇和朱德等中央领导到机场送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央代表团，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头晚，毛泽东同志与自己的谈话多么语重心长呀！１９２１年初，是毛泽东把他和任弼时、萧劲光送往俄国留学的。他从俄国回国后，毛泽东派他到安源工人俱乐部工作。１９３５年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１９３７年５、６月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在刘少奇可能被中央其他领导彻底否定的情况下，毛泽东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路线和成绩。这次会议对以后党的历史发展和七大形成新的中央领导核心有重大影响。１９３９年８月７日至１２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讲演。毛泽东很感兴趣，写信给《解放》杂志编辑部，认为这个讲演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１９４２年，为了开展延安整风，毛泽东把他从新四军调回延安，担任了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中央研究局局长、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现在又委托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七大后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党中央代主席，责任重大呀！
下午，他骑马过延河赶往中央党校，对首批赶赴东北工作的延 安干部讲话。他说：“东北是个很好的地方，将来要成为我们革命的最大的根据地。你们第一批到那里去是做开辟工作，是很光荣的！在东北三省，只要我们不直接影响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就可以。所以，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到东北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要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
第二天，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命令晋察冀和山东中央局准备派到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还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放手发展。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则越快越好。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方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
兵之大事，一切在于争取先机。在窑洞里他每天把地图放在地上，趴在地上仔细地研究，不失时机地运筹部署。８月３０日、９月４日、５日７日，他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延安干部团和另两个团立即出发；胶东要立即派人带电台到哈尔滨、长春、大连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山东部队渡海不要因美军在秦皇岛登陆而停止；他要求华东：“目前开展东北工作十分重要，延安及华北各地已派大批干部及部队到东北去工作。望从华中的东北干部中抽调一批派到东北工作，并立即分别集中，指定负责人率领，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
当时，中央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派很多的部队到东北究竟怎么样，还拿不准。９月１１日，先期到大连与苏联红军联络的胶东的吕昌和冀热辽的李运昌先后报告延安他们到东北的情况。刘少奇了解了情况，心中有了数，决定加大进军的力度，立即抽调山东４个师１２个团分散进入东北；华北各地去东北的干部即日起程；原来准备南下的王震旅二梯队：张启龙、伍晋南部、程世才部，立即掉头北上去东北；再从延安抽调１０００人北上。
隔了一天，即１３日，他决定派彭真、康生和程子华到东北组成东北局，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同意。９月１４日下午，在枣园作战室听取了冀热辽军区１６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的汇报，晚上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与朱德、任弼时、康生、彭真、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叶剑英、林伯渠、博古、陈云一下午和一晚上的研究，对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起来，要大力加快对东北的进军速度。当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要求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及太行准备开入东北之部队，应迅速继续前进，但在进入满洲边界时，绝不可被苏联红军及英、美、国民党军队发现，并且一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华中２０个，山东３０个，晋冀察２５个、晋冀鲁豫２５个）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其他到东北能做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
毛泽东离开延安的这一时期，是刘少奇工作最忙碌最紧张的时期。他日夜关注着各大战略区党政军的动态，关注着部队的调动情况，随时发出指示。每天有五六封、十几封电报发往重庆和各中央局、各部队。这样，经过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多次开会讨论，最后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这就是著名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要将我军长江以南的部队，全部撤到长江以北，甚至黄河以北。以求稳住华北，确保华北。以主力向东北挺进，同蒋介石军队抢占东北。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华北和东北连成一片，我党我军的力量就大了。这是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第一着也是很重要的一着棋。党中央研究决定后，立即报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重庆红岩三楼的小功率电台接收到报告后，不分昼夜地翻译出来，先送童小鹏，再由童小鹏送周恩来阅批，然后送毛泽东审批。几乎每天延安的枣园与重庆的红岩电信往来不断。
那时候，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枣园、林园、桂园、特园，４个“园”，各为一个政治中心。特园是民主人士张澜的驻地。张澜，字表方，大家喜欢称呼他为张表老。毛泽东与周恩来多次到特园，向张表老单独介绍与国民党会谈的情况。张表老主张及时将两党已经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事后不认账。
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意在不影响双方约定的情况下公布会谈情况。所以，张澜就在《新民报》上发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要求将商谈内容向国人公布，收集思广益之效。张表老以及民盟常委诸同志与共产党在一条战线上，为民主奔走，与蒋介石斗争。这也惹恼了蒋介石，他恨得咬牙切齿，骂民主大老为“出土文物”、“老不死”。蒋介石还都南京以后，派特务到上海逼着张澜表态，或者自己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或者几百人坐牢。张澜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在上海宣布民盟解散，在香港宣布民盟恢复。
９月１７日，蒋介石在风景优美的林园请毛泽东共进午餐。在座 的还有国民党的张群、吴国桢和美国大使赫尔利。午餐是西餐，黄油、牛奶、面包、果酱、牛排等。井冈山出身的毛泽东吃后对警卫员齐吉树说：“国民党吃饭也学美国人，中国人不吃中国饭，我不习惯。这种饭吃不饱，远不如小米干饭、棒粥实惠。”
午餐后，毛泽东对蒋介石说：蒋公要承认我们解放区的民选政府，给予自治的权力。这是孙中山早就提倡的嘛。政府要承认八路军和新四军。蒋介石说：润之先生，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你们要把军队交给政府，不要为一党所私有。你们不能搞地方割据。毛泽东说：蒋公，我们解放区政府，都是民选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封建地方割据。蒋介石听后很不高兴。毛泽东体会到在军队和政权两个问题上蒋介石是不会松口的。这是蒋介石的两个要害问题，也是我党我军的两个要害问题。你蒋介石不松口，我毛泽东也不能松口。我们针锋相对嘛。
关于华北枢纽平津日军受降问题，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坚持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有功于中华民族，有功于中国人民，日军又在八路军的包围之中，理应由八路军接收华北地区敌军的投降。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数次交涉，蒋介石都不同意，宁愿要日军继续维持所谓的“治安”，也不同意八路军接受日军的投降，不愿八路军进入平津。在反共问题上，日军与蒋介石是相同的。
红岩的深夜，雨打芭蕉“噗噗”地响着。周恩来正在看着我党我军秘密工作者的报告。蒋介石利用毛泽东在重庆的时机，命令四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傅作义、胡宗南、孙连仲、李品仙分别率领所部主力从同蒲、平绥、平汉、津浦几个方向，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是围绕交通干线的战争。刘少奇在延安主持会议，决定各大 战略区大力开展铁路干线的破击作战，打击沿铁路干线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周恩来琢磨，这个决策很对，平津是战略要津，绝不能让蒋介石的几员大将通过铁路顺利运兵到平津去，铁路必须破坏。
正在这时，童小鹏又送来刘少奇的电报。枣园的刘少奇致电重庆红岩的毛泽东、周恩来：“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苏联）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１２月将撤完。内蒙古（苏联）红军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傅作义尚未遇到我之打击，胡宗南在敌人掩护下完全可能进入平津，冀东尚有伪军５个旅及本地伪军共约５万人，华北、华中、山东伪军尚多。在此情况下，我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他说：“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还须屯集至少５万军队在冀东，以备（苏联）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１０万至１５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和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１０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１０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要进一步向全党明确中央的战略方针。向南防御要公开进行，向北发展则是秘密进行。
刘少奇还报告，拟派高岗、李富春、康生成立冀热辽中央局，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前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周恩来看过，觉得少奇同志主持中央会议，根据全国新的发展形势，及时改变我党我军从１９４４年以来执行的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方针，确定向东北发展的新的战略很重要，这是涉及我党我军的今后战略方针的大问题。他光着脚送给了正在汗流浃背伏案批阅电文的毛泽东。毛泽东拿着刘少奇的电报，反复看了几遍，认为这项决策很好， 有远见卓识，太重要了，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意见。
在延安时，大规模地派十几万部队到东北，这个决心还没有下，因为对东北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现在了解了，下这个决心是对的。过去我们的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现在是要改变这个方针。
毛泽东想到，在１９４２年７月，他在与少奇同志的通讯中，曾经设想过在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我们把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争取东三省对我党我军太有利了。我军现在的态势太分散，从战略上讲，中央也应该集中兵力嘛。在长江以南还有那么多的部队，这是抗日时期游击战争造成的，应该尽快改变。我党我军应该确定力争东北的方针，只要能把东北、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就什么也不怕。
他和周恩来马上复电刘少奇表示同意。关于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和军事领导机关问题，“人选请你们考虑”，并附带告诉中央，重庆谈判无进展。毛泽东还考虑到，我在浙东、苏南、皖南三地长江以南的部队，要注意切实控制部队北上的道路，保障北上的安全，防止“皖南事变”那样的惨剧再次发生。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刘少奇很高兴，他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给在延安的１８位重要领导人传阅了毛、周的电报。然后他说：我们今天应确立方针，这是最重要关头。方针就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舍得把其他地方丢了，以保障这一块。现在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只要搞到了冀东和满洲，劣势总比无势好。
然后，他提出调整全国兵力：苏南主力撤退，王震部回来；山东第一步调６万兵出来，３万去东北，３万去冀东，将来再看第二步。准备在１１、１２月再派５万军队去东北。各地送１００个团的干部，在东北内部再组织２０万武装，枪支粮食都搞好。然后，他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个战略方针的确定和执行，是整个解放战争胜利的第一着棋。９月２０日，枣园来电说，据西安确切密息，蒋介石密示所属：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要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毛泽东看到蒋介石给他的部队的内部指示，觉得真是没有看错蒋介石的为人呀！
几十年来蒋介石就是一手拿着屠刀，一手拿着橄榄枝。可是蒋介石自以为聪明，小看我们共产党人呀！陈独秀、博古、王明受过你的欺骗，难道毛泽东也要受你的欺骗吗？我党我军早就对你不抱任何幻想了。要斗争吗？那就斗一斗看，在战场上斗，在谈判桌上斗，都可以。为了全国的和平，在谈判中，共产党不惜委曲求全，作出重大让步，同意缩编解放区的军队，由现在的２４个师缩编到２０个师；同意我军退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解放区，撤退至陇海路以北以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在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化等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秘密渠道获得的这个密示，太好了！看时机，必要时由新华社《解放日报》公之于世。蒋介石不是说共产党发动内战吗？看谁家在破坏和平，谁家在挑起内战，这是铁证如山！
此时，全国都在关心着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情况。应该将谈判的情况告知全党，免得引起思想混乱。９月１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重庆谈判情况通知各中央局：国民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蒋对释放政治犯以及大赦都不同意。只允许我提名单释放若干，不答应取消特务。
对军队只允许我军编１２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
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对参加受降、停止进攻、反对利用伪军，则避而不答。
９月２１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围绕两个根本问题进行谈判。国民党方面突然横起来了，张群等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指责中共是“割据地盘”，完全是蒋介石的口气！周恩来、王若飞说，割据是军阀所为，革命党人焉有割据之理。国民党方面自高自大，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不愿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是无助于谈判进行的。国民党的蛮横无理，清楚地暴露了蒋介石流氓无赖的真面目。谈判进入最低潮。赫尔利与蒋介石唱双簧。
这一天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说：“中共要交出军队。不交，就要 破裂。”毛泽东以柔克刚，说：“双方还要讨论。”谈判的大门没有关闭。
９月２６日，只好休会５天。中共中央通知各中央局各区党委谈判“基本上无任何进展”，“起草联合公报事，亦为蒋所阻，谈判乃遭受挫折”。９月２７日，蒋介石飞西昌“休养”，实际是处理云南的龙云不听话问题去了。１０月８日，运送蒋介石《剿匪手本》的飞机在河南焦作地区坠毁，手本为我方所获。作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证被新华社公之于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