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他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过很高的评价，他们虽然相知相契，但两位伟人却终生未能相见。还在30年代，毛泽东曾遗憾地对冯雪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幸而毛泽东通过冯雪峰，了解了许多鲁迅的情况。由于冯雪峰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为毛泽东与鲁迅之间的忠诚联系者，在这两位伟人之间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沟通工作，起到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
冯雪峰，原名福春，笔名画室、洛扬等。1903年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南乡神坛村。早年因与同学潘漠华、汪静之、应修人以“湖畔诗社”名义，出版诗集《湖畔》而闻名于现代诗坛。1927年6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李大钊惨遭杀害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冯雪峰继承先烈遗志，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经柔石介绍与鲁迅交往，从此成为鲁迅后朗斗争生活的忠诚学生和亲密战友。1933年秋，冯雪峰在上海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因被叛徒出卖，险些被敌人抓住。为了他的安全，党中央决定将他调到中央苏区。年底，冯雪峰奉命离开上海，秘密从海路南行，途经福建，最后到达江西瑞金。起初他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随后任副校长。这时的毛泽东正受到王明路线排挤，被兔去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只做政府工作，毛泽东抓住这一时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苏区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之中，消息十分闭塞，许多外部情况，除了从一些过期白区报纸上获知，就来自刚到苏区的同志的口中。毛泽东听说冯雪峰调到中央党校后，便约冯雪峰谈话，两位“诗人革命家”一见如故。从冯雪峰的交谈中，毛泽东知道了许多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更了解到冯雪峰与鲁迅的特殊关系，有一回，毛泽东亲自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毛泽东接着告诉冯雪峰：他很早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毛泽东还问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以后所写的杂文，尤其是几次争论中的文章。在暗黄的灯光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面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面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在继续深入议论鲁迅的时候，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起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性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频临危亡，终于能够维系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性格，这是民族的伟大的性格，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在鲁迅受到反动势力以及革命营垒内部那些还不明事理的青年人的围攻时，冯雪峰正确评价了鲁迅先生的历史功绩，说反封建势力的工作，鲁迅做得最好。也是冯雪峰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了鲁迅，在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精神之间编织了联系的纽带。后来，毛泽东曾对人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和冯雪峰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失败中突围，撤离江西，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艰难转移。长征路上，尽管两人难得相见，毛泽东却一直惦念着冯雪峰。他知道冯雪峰同自己一样离不开纸烟，曾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送给冯雪峰。对于被“左”倾教条主义搞宗派的人留在苏区的那些优秀干部，他们同样系念萦怀。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告诉冯雪峰的、他沉痛地对冯雪峰说：“不仅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1936年春，红军渡黄河东征抗日。冯雪峰带领一个工作组，有一次在征战中迷路走失，十多天才返归，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开着玩笑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在1936年4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也说到，在东征中“游击战争之开展，有七八县乡村群众参加游击，并自己组织，并能自己作战，如雪峰所率之游击队是。”
二
1938年初，为了联合抗日，共赴国难，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开始进行。为了同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并把统一战线工作抓起来，党中央决定派冯雪峰作为特派员前往上海。上海地下党是经过几次大破坏以后留存下来的，情况复杂，同党中央又长期失去联系。派冯雪峰去，首先是因为他在上海活动的时间长，同鲁迅、茅盾、胡愈之等熟识，可以先通过鲁迅等摸清情况，然后开展工作。更重要的是冯雪峰经过了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以他的忠诚、机警和才干，去上海是合适的人选。4月中旬，冯雪峰从瓦窑堡启程南下。临行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和他谈话，交给他重要任务。这些任务第一是“外交”，同南京方面联系，促进联合抗日；第二，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沈钧儒等）、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扩大统一战线的组织；第三，恢复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建立上海党的工作，并发展上海原来已有的工作；第四，附带管一管文艺界工作。此外，周恩来亲自交给冯雪峰“建立一个电台”的任务，以便及时将情报报告中央，同中央联系。在党中央交给冯雪峰的几项任务中，“同南京方面联系，促进联合抗日”，这一极其重要而又极其秘密的使命，冯雪峰在50年代初《回忆鲁迅》中没有写，在50年代中期所谓“爆炸性”的会议上没有说，“文化大革扩的交代材料里写的派到上海的工作任务中，对此仍然缄口不谈。他这种严守秘密的组织纪律性，实在令人敬佩。从最近发现的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给冯雪峰的指示信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一工作的具体内容。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信方法务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络，不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洽之事，望写一报告来。刘子青关系要弄得十分好，使他专心为我们奔走华北，旅费我处供给。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从信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实行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关头，毛泽东指示冯雪峰完成“外交”任务，一是同国民党各派系开展上层统一战线；二是负责联络同华北各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的代表；三是了解浙江财团代表人物的动向。冯雪峰在上海工作期间，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统一战线和党的工作都有进展。党中央对于冯雪峰的工作也是肯定的，认为“上海工作是有进步的”，“目前工作正在开展”，“要建立上海各地党的基础，必须要多派如允生（即冯雪峰）同样的人去。”
冯雪峰在上海住在鲁迅的家中，和鲁迅交谈的机会更多了。他和鲁迅谈长征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静静地、一心向往地谛听着，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亲切信任之感。冯雪峰还受鲁迅委托，将鲁迅病中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代购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冯雪峰自己则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以御西北高原的风寒。另外，他还单独送给毛泽东几听纸烟。这些东西部由交通送到西安转交陕北。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溘然逝世。冯雪峰受党中央委托，出色地主持了鲁迅的治丧工作，使悼念鲁迅的活动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在治丧委员会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没有见过鲁迅的人。这也是第一次公开地将鲁迅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37年1月，冯雪峰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
在上海，冯雪峰还费尽许多周折，找到了流落在那儿的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当时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正准备去西欧考察实业，趁此机会，冯雪峰安排由熟悉莫斯科情况的杨承芳同志带着岸英兄弟，随同李杜将军从上海动身，先去法国巴黎，然后再转送至莫斯科。1937年初，岸英、岸青来到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回了岸英、岸青的照片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
三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投降卖国的需要，大肆逮捕东南几省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冯雪峰不慎在义乌家中被捕，关入上饶集中营。冯雪峰在狱中坚贞不屈，团结难友，坚持斗争，并且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1942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文化人时，特意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得知冯被捕，他当即与陈云同志商定，通知周恩来和董必武，请他们设法营救。董必武找到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胡秋原先生，请他帮助。胡秋原打电话给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张超，要求保释冯雪峰。由于冯雪峰被捕时用的是冯福春的化名，因此，在狱中没有找到冯雪峰，故营救未成功。以后党组织又多方设法，找到当时还未加入革命队伍的第三战区《前线日报》主编宦乡，由他保释，冯福春――冯雪峰才得以出狱。出狱后，冯雪峰辗转来到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统战工作。1945年，重庆谈判前，冯雪峰第一个了解到国民党准备利用重庆谈判之机长
期软禁毛泽东的情报，他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周恩来，使党中央和南方局得以及早制订迫使美蒋方面保证毛泽东安全的措施，蒋介石的阴谋终未能得逞。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专门抽时间读了冯雪峰的杂文新作集《乡风与市风》和诗集《真实之歌》，他们见面时，毛泽东称赞说：“好几年来还没有看到过像这样好的作品。”冯雪峰听到毛泽东这样夸奖自己的作品，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四
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班研究生李希凡和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教师蓝翎，因对俞平伯和胡适研究的《红楼梦》有不同看法，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一文，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李希凡先给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艺报》写信，介绍他和蓝翎的文章，询问贵刊可否刊登。没有回音，他们便寄给了母校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结果，在1954年第9期上登出了。江青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她当即在《人民日报》社召集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开会，建议转载李、蓝的文章。会上胡乔木等人提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大家一致意见交《文艺报》转载。由林默涵通知当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快些转载。冯起草按语送中宣部审阅后，9月份出版的《文艺报》上即转载了李、蓝的文章。冯雪峰在《编者按》中说：“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动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毛泽东在这篇按语中作了五处批注。在作者署名旁批：青年团员一个23岁，一个26岁。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批：不过是小人物。在“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怕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的“试着”两字旁划了两道竖线，并批：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批，对两个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按语中“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同密”旁划了两道竖线，并批：“不应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10月10日《光明日报》加按语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毛泽东阅后又作了批注。在批语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占典文学。这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毛泽东针对按语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供参考”三个提法，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毛泽东于10月16日给政治局诸同志及有关人员（包括冯雪峰）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通过对俞平伯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反对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给俞平伯定了性，也对文化艺术界表示了极大愤懑。
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一场批判运动很快形成。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认真修改过才发表的。文中“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下是显然的吗？”一段是毛泽东加的。
这篇文章马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冯雪峰，此时的雪峰正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和先烈遗著的整理出版上，对于突如其来的批判，几乎毫无精神准备，但他还是在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上做了检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毛泽东阅后又作了批注。在冯文谈到自己在古典文学领域内对胡适唯心论观点一向不加注意一段，旁批：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在文中谈到对资产阶级思想失去敏锐的感觉，旁批：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在文中“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去了。不是缺乏的问题，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文中“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旁批：应说自觉。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在文中说到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一句旁批：应以此句去批判冯雪峰。
1954年11月10日，毛泽东再次就《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批示认为《文艺报》和冯雪峰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毛泽东还将冯雪峰的诗《火》、《三月五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子》、《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等篇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等人阅。批语：“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同时又批给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人，批语同上。《火狱》是冯雪峰的一篇杂感，写的是苏联攻进柏林后的大火。作者欢呼“在火光里，全世界照见自己，照见着自己的胜利。”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把这篇文章列为寓言，对该文的内容又有什么看法。
12月上旬，《文艺报》改组领导班子，主编冯雪峰仅仅保留了一个一般编委的职务。1958年初，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遭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由此经历了革命者最痛苦最艰难的历程。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他曾惨遭迫害，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摧残。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仍然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强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冯雪峰对毛泽东后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他曾向不少朋友谈过他的看法：“毛泽东同志晚年在一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他对毛泽东晚年不能听到群众意见而十分痛心。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毛泽东终生怀着的敬仰与钦佩。他曾向人说道：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往往能挽狂澜于既倒，拯救革命于危难之际。毛泽东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党内杰出人物不少，但准也不能与他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