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热爱毛泽东，非常喜爱毛泽东诗词。1962年，毛泽东诗同在《人民文学》上集中发表，老舍十分高兴，亲手抄了一份，自己装订成册。1966年春节，老舍和友人于志恭谈话，谈及毛泽东夜以继日，彻夜不眠地工作时，老舍挥笔写春联一副：“壮丽关山迎晓月，风流人物在中华。”继而又以魏体字书毛泽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就是在这年的8月13日，老舍忍受不了红卫兵非人的侮辱和毒打，离家准备舍身自尽时，还携带着他亲手抄写和装订的那本毛泽东诗词，他对夫人胡挈青说：“我相信，毛主席、周恩来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
老舍和毛泽东的交往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1939年6月28日，老舍作为“文协”、总会的代表，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由重庆起程，经广元、宝鸡、西安、洛阳、南阳、襄樊，而后再由西安北上，于9月9日到达延安。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以及延安群众三四千人到公路两旁列队欢迎。第二天傍晚，毛泽东赴招待处拜访慰问团全体团员，并设宴招待。老舍和毛泽东、朱德并肩而坐。谈笑风生，极为欢洽。席间，毛泽东向老舍祝酒：“老舍先生，听人说过你是有些酒量的，我来敬你一杯。”老舍激动他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群众啊！”毛泽东笑着说：“我感谢老舍先生的祝酒。”他和老舍轻轻碰了杯，然后一饮而尽。毛泽东亲切和蔼的神情，使老舍感到无比的温暖。宴会结束后，毛泽东陪同慰劳团乘车前往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会。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主席台布馒上贴着“欢迎中央慰劳团”的大幅标语，礼堂窗前和门口被赶来参加大会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数盏马灯照得台上一片光明。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强调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做亲者所快仇者所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做。”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会场上群情振奋，“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仿佛秋天的旷野上空滚过的阵阵惊雷。坐在台下的老舍，怔怔地出神，眼前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每一句话，都使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明白和畅快。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就辞去山东大学的教授职务，抛下老母与妻小，只身来到大后方，为组织文人的抗战而奔走。这几年的苦闷与困惑全让毛泽东给赶跑了。这时，全国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团分团长贺衷寒先后应邀登台讲话。毛泽东对这两位国民党军政要人十分客气，请他们就团结抗战给以指教，老舍不由得暗暗佩服：“这个党不图一党一派的私利，真是一心为抗战、一心为人民！”大家对老舍到达延安特别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即席讲话。老舍在讲话中提到文化人在团结抗战中所起的作用，作家们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两个口号下取得的成绩。他讲得幽默风趣，感情真挚，博得了大家的欢笑和掌声，毛泽东也不时点头微笑鼓掌。欢迎会后，青艺演出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台唱》，民众剧团演出了秧歌剧《查路条》，演出直到深夜才结束，老舍一行尽兴而归。这一夜，老舍失眠了，他想了许多。两年多以后，远在沦陷区北平的妻子收到老舍的一封来信：“我去过延安，见过共产党的主席，两位领袖一比，两个党一比，便分外地明白了。”就在那次欢迎大会上，就在那个不眠之夜，老舍断然悟出了，共产党人必然是日后新中同的主人。1939年12月9日，老舍随慰问团返回重庆，他和友人谈起这次陕北之行时，感慨地说：“崭新的大地，崭新的人，真是大开眼界，也大开心窍呀。”后来，老舍在他的长诗《剑北篇》中反映了陕北之行的所见所闻，热情歌颂了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记录了对我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美好印象。在第24章《宜川――清涧》中，老舍写道：“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立新开的窑洞里，在山田溪水之间，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一直延伸到大河两岸！”作者还以延安人的口吻唱道：“唱着，我们开山；唱着，我们开田；唱着，我们耕田；唱着，我们抗战，抗战，抗战！”
1949年10月，老舍在美国先后接到周总理嘱托冯乃超、夏衍写的邀请回国的来信后，即决定启程。经过两个月的海上颠簸，于12月12日到达北京。当他看到毛泽东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讲话，读过《我们的希望》之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从国外回来后，老舍首先找到一部《毛泽东选集》，他所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旧中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老舍没有机会深入地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回国之后阅读毛泽东的《讲话》，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开端。他后来所写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真实地记录了他读完《讲话》之后既“狂喜”又“发愁”的心情，以及他的感想、他的态度。老舍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笃信真理，而且严于解剖自己。他说：”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狂喜之后，他感到，“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20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风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对工农兵“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这又使他“真发了愁”。这种“愁”，是一种严肃的自我解剖，是寻求上进的自我策励。他决定了自己的态度，不自暴自弃，而要在马克思主义里，在毛泽东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所谓“新文艺生命”，就是为新社会歌唱，为人民歌唱。
1950年夏，老吉承受着酷暑炎热的袭击，完成了剧本《龙须沟》的创作。龙须沟，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它的位置在北京天桥的东边。在旧时代的北京，这是一条有名的臭沟，污水、垃圾、粪便，充斥于内，整日散发着极其恶浊、不堪人闻的腥臭。沟的两岸，杂居着五行八作的穷苦劳动者。在旧社会，龙须沟两岸的贫民在肮脏的环境中挣扎、喘息，日月更替，年复一年，除了反动当局的收捐搜税，有准去关心他们呢？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有关部门，倾听人民的呼声，在1950年上半年，对龙须沟进行了彻底地整治。在北京市的市政建设中，这也许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作家老舍为之感动了。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重大变化，给老舍提供了创作的素材，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政府的高度政治热情，又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就有了话剧《尤须沟》。老舍采用新旧对比的写法，真实地描写了生活在龙须沟的劳动人民，在新旧两个社会的不同遭遇，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热情地歌颂了新社会。该剧演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几次到剧场看《龙须沟》的演出，并且安排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演戏，胡絮青在回忆文章中讲道：“那是195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我们一家都被邀请去看这场戏。为了让毛主席看好戏，在演出的前一天，总理亲自到剧团又从头到尾把戏审查了一遍。那天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很早就来到怀仁堂。
毛泽东入场后，周总理拉着老舍到毛主席面前，向毛主席介绍，主席很高兴地和他握了手。”事后，老舍才知道这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北京观看的第一场大型话剧，这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尤须沟》的创作和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戏剧事业成长发展的里程碑，是新中国话剧创作所取得的第一个巨大的成功。因为《龙须沟》的成就，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木家”的荣誉奖状。
老舍先生是满族人，属正红旗，他父亲是一名护军，不识字，牺牲在和八国联军作战的炮火中。可是，直到老舍先生50岁，他从不在正式场合说他是满族人，或者旗人，他觉得自己是满族人“丢人”，因为清末的满族最高统治者丧权辱国，没干好事，很不光彩。一个有趣的文字现象是，老舍先生在自己前半生写的文学作品中，竟没有一处标明自己笔下的某个人物是满族人。解放后，情况大变，党的民族政策不仅把历史遗留下的种种顾虑和世俗偏见一扫而光，而且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提高各少数民族的权利，使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走上了平等与共同繁荣的道路。随着满族地位的根本变化，老舍对满族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他不仅作为文化界的代表，还常常作为满族的代表，参加一系列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协商。1960年4月，老舍作为人大代表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老舍的亲切谈话，给老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大会中间休息，老舍先生由主席台上下来到旁边的休息室抽烟，坐在一个角落里。隔了一会儿，突然，他发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也走进了休息室，而且照直向老舍这个角落走来。老舍先生以为他们要找个角落商量什么事，便想起身躲开，可是，毛泽东却把他拉住说，“一起坐一坐，说说你们满族人。”于是，便都落坐，围成一个小圈圈，真的开始大聊满族人，而且兴致极高。毛泽东主讲，其他几位频频插话。毛泽东一开口便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接下来，便大讲康熙。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他尊孔崇儒。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这样，康熙便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满族官员少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毛泽东讲了一些实际例子，说明即使皇子犯了错误，也一样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皇子打了败仗，回来不敢进德胜门，照样要蹲在城外，听候处罚。他的这套办法既能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又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队伍，所向披靡。毛泽东特别夸奖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说他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好学。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精通诗词歌赋，会琴棋书画。毛泽东还说康熙皇帝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康熙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
毛泽东的这一番议论，还有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插话，使老舍大为惊讶。他以前也知道一些康熙皇帝的功绩，但既不系统又不太具体，而且绝对没有这么高的评价。所以，回到家中，他便向家人做了详细的传达，并说他完全换了脑子，换了眼睛。从这以后老舍开始着手写表现满族人民的作品，如历史剧《神拳》、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等。他的这些作品形象生动他说明了满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民族。老舍还想写《康熙大帝》，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毛泽东对满族和康熙皇帝的评价，始终装在老舍的脑子里，它成了老舍晚年主要思索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