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很重视同文艺界人士的交往，每闻有人到延，总是尽快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安排集体或个别的场合，同他们见面，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和鲁迅有过交往的作家欧阳山到延安后，更是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曾给欧阳山写过三封信，邀欧阳山面谈；认真阅读欧阳山发表的作品，给以热情的鼓励；并经他批准，任命欧阳山为中央研究室文艺研究室主任等。这些礼遇与殊荣，使欧阳山内心深受感动，并给他留下难忘的记忆。
一、初次见面
欧阳山，原名杨凤歧。湖北荆州人。从小随养父在外流浪，接触了广泛的人生。1923年用凡鸟的笔名在上海《学生杂志》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从此开始文学创作。1927年组织“南中国文学会”，曾得到鲁迅的指导。1933年因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逃亡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用欧阳山的笔名发表作品。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延安。
欧阳山从重庆到延安，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为了安全，他改变了身份，扮为八路军的家属。他当时的夫人草明也不能与他同行。草明带着一个1岁多的孩子，同有家属的队伍一道撤退，是先一批到延安的。欧阳山于1941年4月到达延安，当时正是阳春季节，陕北高原的广阔原野，使这位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顿开眼界，解放区的沸腾生活，使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他满怀热情地投进新的生活与工作中去，并开始了新的创作时期。
欧阳山和毛泽东的初次见面是在1941年的夏天，那时毛泽东48岁，高高的身材，庄严平静地站在欧阳山的面前，和欧阳山握手之后，毛泽东看出了欧阳山手足无措，心情激动的窘态，就热情让欧阳山坐下，并给他倒了杯开水，像一位贤良的兄长一样，用随和的低声问欧阳山的文学经历和社会经历，问他在上海时看到的鲁迅先生的情况，问当时重庆的文学艺术活动和大家所受到的国民党的迫害。欧阳山望着毛泽东智慧深沉的眼睛和温和的微笑，看着他那披在背上打补钉的棉衣，便忘了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高高兴兴地谈了起来。欧阳山从毛泽东的住地告别出来后，才觉得十分后悔，因为他光顾自己说话，没有从他那真知灼见、雄才大略里面多得一些教益。
二、三封书信
1942年春，随着延安文艺界队伍的不断扩大，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其内部的种种分歧，一些作家、艺术家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的缺陷表露得较为明显和充分，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出现了《野百合花》等一批讽刺、暴露革命根据地生活中缺点或阴暗面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的主要立场或其中的某些思想倾向，不仅脱离了动员、团结、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主旋律，而且也有悖于一些文艺家奔赴延安的初衷。欧阳山感到文艺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很严重，一些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并不了解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懂得怎样正确地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于是欧阳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反映一些问题外，还建议，党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来有统一的标准。他还援引了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请中央考虑、研究。毛泽东看后，于4月9日早晨复信，信中写道：
欧阳山同志：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急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此致敬礼！毛泽东四月九日
欧阳山和草明高兴极了，他们整整衣领，扣好钮扣便于当日上午下山去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往的是双眼窑洞，就像套间一样，外间办公室放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写字台对面是一个可坐两三个人的旧沙发。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看见欧阳山和草明进来，便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党中央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和大家研究一下文艺工作问题，准备提出三个问题：一是文学艺术家的立场问题；二是态度问题；三是工作对象问题。毛泽东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据草明回忆，毛泽东当时谈的时间很长，其中有许多观点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因此印象很深，这些观点有：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立场，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文艺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党的干部，只有熟悉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文艺工作者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文艺的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同敌人作斗争。他还说，延安的青年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头脑中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要改造世界观。毛泽东说完，欧阳山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当谈到目前文艺工作中的种种困难时，他特别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确的文艺政策。草明补充了一些意见，反映文艺界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已有人摆好饭菜，毛泽东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菜很朴素，这天特意为他们加上两个菜，虽然不过是猪肉、猪肝、却使他们几十年来还余甘在舌。
时隔几天，毛泽东于4月13日和17日给欧阳山和草明写了两封信，请他们对上次谈话中涉及的“文艺方针诸问题”，“搜集反面的意见”，“正反两面都盼搜集”，并附“简要的说明书”给他。接信后，文艺研究室的全体同志立即帮助翻阅解放区内外的报纸杂志，将其中有关文章或者折起来，或者做个记号，尤其注意有资产阶级文艺观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欧阳山的筛选，采用了十几种，每篇都附上简要说明，然后包扎好，让草明送去。
草明来到毛泽东办公室时，毛泽东正在看材料。见到草明进去，他就离开座位和草明打招呼。草明把材料打开，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一面翻阅一面看欧阳山写的简介，然后坐下，关心地问草明：“工作、生活环境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草明痛快地回答说：“一切都很好，很理想。只是三个孩子缠身，对写作有些妨碍。”毛泽东不解地问：“怎么不把孩子送托儿所和学校去？”草明说：“中央托儿所需要一个保姆才能让孩子进去，我
没有保姆；两个学龄孩子想进干部子弟学校，可我们不是军人，也送不进去。”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还要保姆，咳。”随即，毛泽东吩咐服务员请傅连璋大夫来，他正负责中央托儿所，毛泽东请他解决草明的小儿子入托问题。草明站起身来表示感谢，毛泽东又吩咐他的秘书叶子龙，用他的名义给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写信，请他介绍草明的两个女儿到干部子弟学校入学。此时此刻，草明感动得不知所措，这样的小事，竟惊动那么多领导同志，草明心中非常不安，后悔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次会见，毛泽东的话虽然不多，但他关心干部、关心作家，爱护后代的精神和行动，使草明体会到伟大的革命家的胸怀宽广深远。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找了包括欧阳山、草明在内的许多作家谈话，查阅了大批材料，通过调查研究，摸清了文艺队伍的现状，全面掌握了有关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为开好座谈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为制定党的文艺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4月底，欧阳山和草明接到了毛泽东和凯丰署名的邀请他们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帖。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隆重召开了，这次会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文艺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0多人，包括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文艺、教育等部门的负责人和许多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欧阳山、草明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受到了深刻的教育。5月23日，毛泽东为座谈会做了结论，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加会议的所有代表都为这篇《讲话》恢宏的气势、精湛的道理、严密的逻辑、锐利的锋芒所震慑，所激动，所折服。会议结束前，摄影家吴印咸不失时机地要趁亮为全体与会人员照相，大家起身到坪台上，围着毛泽东随便坐的坐，站的站。草明有幸坐在第一排，离毛泽东很近，欧阳山站在第二排，只听吴印咸的相机咔喳一声，便留下了这个历史性的光辉的一页。
三、写作新风
延安文艺座谈会闭幕后，文艺界普遍开始了整风运动。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讲话》等有关整风文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了转变立场，克服以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最大弱点，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一批批振奋人心的作品相继破土而出。
1944年4月，欧阳山从中央党校三部调到边区文协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不久，丁玲和陈明也调来了。欧阳山和丁玲一起参加了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者会议。会后，丁玲写出了报告文学《田保霖》，欧阳山写出特写《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同时登在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丁玲的文章记叙了田保霖在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权的支持下，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举办合作社，搞活经济的先进事迹。《活在新社会里》写的是田保霖办合作社时，发现一个叫邹兰英的老婆子，她原是要饭的，听说边区是穷人的“福地”，带着儿孙来到靖边县，田保霖帮她安了家，并要她发挥自己的特长，教人纺纱，为解决群众穿衣难的问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自己也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文章通过邹兰英在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的描写，歌颂了新社会的优越性。欧阳山和丁玲都没有想到，这两篇反映现实斗争生活中两个小小侧面的短文，却会引起当时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抗战重任的毛泽东的兴趣和重视。毛泽东在读完作品后，立刻亲笔给他们写了祝贺信，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约
他们会面，信是这样写的：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许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下午，丁玲、欧阳山应邀来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鼓励他们说：“我一口气看完你们的作品，很高兴。这是你们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们继续写下去，为你们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傍晚，毛泽东请他们俩吃了饭。明日初升，他们才策马出来。欧阳山喝了不少酒，敞开衣襟，让习风吹拂。他们还沉浸在刚才的回忆中。毛泽东雍容大方、温和典雅的仪态，以及他在款款漫步中的音容笑语，都铭刻在他们的记忆里。后来欧阳山在《想起毛泽东同志这封信》文章中说：“《活在新社会里》这篇特写是我1941年到延安以后，第一次接触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社会、新生活、新的主人翁工农兵群众，同时又是第一次试用某种文学样式描写、表现和反映他们。可以说，这是我初次投身到火热的新斗争生活中的一种学步，一种练习，一种尝试。尽管作品不成熟，很单薄，但毕竟是走在这条大路上。是否恰恰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就分出他宝贵的精力的一部分，来对它加以肯定，支持和鼓励呢？我想，这有可能比较接近他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