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烽，原名傅乃畸，笔名洛虹、彭勃、克宁等，1909年12月出生于辽宁沈阳。罗烽是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又是激情奔放的诗人，他在文坛耕耘50年，发表了5部短篇小说集、3部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另外还有长诗、散文等。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倒行逆施，疯狂反共，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屠杀新四军将士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在重庆疯狂捕杀各界进步人士。罗烽、艾青、张仃等著名革命作家被特务盯梢，行动失去自由，随时有被捕或遭暗害的危险。周恩来十分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安全，决定让他们立即撤退到延安。罗烽彼安排和艾青、张仃为一组同撤。行前，周恩来召集大家，商定出走的路线，并决定化装为西北军三十八军驻榆林邓宝珊军部的高级政工干部，罗烽扮成护兵，带着邓宝珊的护照，暗渡宝鸡，混入咸阳，一路被盘查留难，行程6日，经洛川、宜君、铜川、耀县、三原等五道鬼门关，终于胜利到达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罗烽在延安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一任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毛泽东得知一大批文艺界同志先后由大后方来到延安，非常高兴，也非常关心，亲自到兰家坪去看望他们。不巧，那天罗烽和爱人白朗外出探望朋友，与毛泽东失之交臂，回来后听说，他们后悔极了。没过几天，毛泽东突然捎信邀请他们去作客，他们高兴极了。
罗烽、白朗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窑洞里的陈设很简洁。他们很拘束地向毛泽东问好后便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该说些什么，更不知从哪儿说起。毛泽东大约看出他们紧张的神态，便笑着说：“今天请你们作客，不谈工作。”也许毛泽东的这句话定了调子，再加上他的态度又比较平易近人，所以罗烽紧张的心一下子自如了。他们像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家一样，无拘无束地和毛泽东谈笑，一直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还有一次，罗烽和白朗抱着孩子去毛泽东家作客。饭后，毛泽东邀罗烽他们一起打牌。罗烽平时很少玩牌，可一旦玩起来就非常专注用心，牌出得也精明。江青站在毛泽东身后忍不住指手划脚，不但频频给毛泽东“支招”，还不断埋怨毛泽东“土包子”牌术不高明。开头，毛泽东并不介意，可是她还喋喋不休说个没完，毛泽东便很不耐烦地挥手说：“去、去、去！”事情很小，但给罗烽他们印象很深，让人感觉到两人性格截然不同。
毛泽东不但无微不至地关心身边的干部和同志，同时也十分尊敬老年人，爱护小孩子，罗烽的母亲是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没上过学，只是凭自学能读读报，但是她热爱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早在20年代未30年代初，罗烽在哈尔滨搞地下工作时她就积极支持儿子革命，掩护他们的对敌斗争。她一直跟随罗烽他们四处奔波，吃了不少苦头，却无半句怨言。当毛泽东知道罗烽母亲也来到延安，特意把别人送给他的一大块茶砖转送给老太太。罗烽的孩子体弱多病，经常住医院，只要毛泽东知道孩子病了，不是派人送药就是送些营养品。
罗烽担任“文抗”主席不久，“文抗”盖了一间“干打垒”房子，约有60平方米，主要供开会使用。延安物资匾乏、条件艰苦，住房也很紧张，居住和办公一律是窑洞，现在有这么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实在是够气派的，
也惹人眼红，开始，有人在周末利用它开舞会，调剂调剂单调的生活，颇受群众欢迎，也吸引上层人物，江青是这里的常客。了玲曾在《三八节有感》这篇后来惹出大祸的杂文里揶榆江青迷恋跳舞，文中“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影射的就是她。可是，后来舞会次数越办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不单单跳舞，还可以此喝酒助兴。俱乐部几乎成了酒吧。罗烽看不下去，觉得领导要掌握分寸，因势利导。他找“文抗”刘某商议，要适当约束党员同志。可是，话过如烟飞雾散。一天，罗烽站在外圈喝酒冷眼旁观。场内江青独占鳌头，翩翩起舞。罗烽憋足劲，一扬脖把一杯酒干了。瞬间，拿起眼前一只四条腿小凳“啪”地摔下，然后拂袖而去。场上惊愕，一片肃静；尔后纷纷扬扬，炸开了，舞客便快快散去。从此，这里不再跳舞，不再喝酒，恢复了它建房时最初设计的功能。
此后不久，罗烽去毛泽东那里，谈到了跳舞的事，毛泽东说：这种舞会不可多亦不可少，边区生活气氛过分单一化，只是工作、学习、生产。延安的草鞋舞是有别于大后方的红灯绿酒、金迷纸醉的，但不是说这里就没有国民党老爷们的坏作风。有，也是少数，不是主导，不小心加以对比，要跌跤子。罗烽还与毛泽东谈到了“鲁艺”教学的情况，并反映说，“鲁艺”有的教员认为：鲁迅杂文的文体形式在延安可以废除了。那么杂文还能不能写？毛泽东说：要尊重鲁迅，他是没有拿到党证的布尔什维克。当罗烽问到对“两个口号”论争如何看时，毛泽东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立意明确，目的鲜明，响亮，颇有战斗行列前军旗的气概。“国防文学”口号有益于扩大统一战线，但这个口号明显的缺点是含混不清，不加正确的注脚，脚跟不稳，一推就倒。
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一度非常注意文艺方面的问题，他为了了解一些反面的意见，曾于1942年4月13日写信给罗烽，托他代为搜集一些材料，信是这样写的：
罗烽同志：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此致敬礼！毛泽东四月十三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于5月2日召开，5月23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罗烽到会聆听了他的讲话。由于罗烽写过《还是杂文的时代》的文章，在会上还受到了毛泽东不点名的批评，罗烽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42年3月12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文中写道：“在边区――光明的边区，有人说‘杂文的时代过去了，’我也是很希望杂文的时代不要再卷土重来的，因为不见杂文，同时也就不见可怕的黑暗，和使人恶心的恶毒的脓疱，这样，岂不是‘天下太平’了吗？岂不是很有把握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吗？但是事实常常不如希望那么圆满的，尽管你的思想加太阳之光，终年阴湿的角落还是会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文中还说：“是的，‘延安是政治警觉性表现最高的地方’，若是单凭穿着华丽的衣裳，而懒于洗澡，迟早那件衣裳也要肮脏起来的。”文中指出：“提到此，常常忆起鲁迅先生，划破黑暗，指示一条去路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然而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还是杂文的时代，还要鲁迅的笔法”的论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罗烽把自己写的几篇文章：《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漫谈批评》、《嚣张录》、《还是杂文的时代》呈交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读后，于6月12日给罗烽写了一封信：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罗烽文章的不足之处，使罗烽深受感动。然而，不幸的是，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一文，竟连累了他的一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仍然为此而遭到一连串的灾难。1955年，他与舒群、白朗一起被锗定为反党小集团。1957年则被抛出“再批判”，并错划为右派分子，还被开除党籍，发配塞外矿区劳动改造。“十年动乱”期间，罗烽作为摘帽右派更是在劫难逃，斗得死去活来，“四人帮”被粉碎后，几十年的冤案才得以平反，罗烽才重又拿起笔来继续从事创作。但是，这荣幸来得实在太晚太晚，罗烽的肌体和精神几尽摧毁变为废人，不幸于1991年逝世，终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