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仲平是云南广南县人。1924年赴北京，在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读书，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先生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1930年3月入党后，担任党的秘密报纸《红旗报》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秘书，先后三次被捕，坚贞不屈。1935年被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柯仲平满怀爱国激情回国。先到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时11月，柯仲平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打算，毛泽东爽朗地说：“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柯仲平曾先后担任边区文协副主任、战歌社社长、民众剧团团长、边区地方艺术学校校长等职，他努力致力于诗歌和戏剧的大众化工作，在创作和演出活动中，力求体现出民族的风格和特色，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毛泽东多次观看他们的演出，并亲自和柯仲平谈话，交往十分密切。
街头诗运动
为了积极响应党的文艺大众化的号召，柯仲平以边区文协战歌社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的名义，与诗人田间、林山、邵子南等，于1938年8月7日发起了延安街头诗运动。8月15日，延安的《新中华报》转载了他们的《街头诗运动宣言》。宣言说，“在今天开展大众街头诗歌（包括墙头诗）的运动，不但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能使诗歌走到真正大众化的道路上去。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一天，延安的街道不少地方都贴写着街头诗。他们还悬挂起几幅宽大的红布横额，上面除贴写街头诗外，还醒目地挂着一条写有“街头诗运动日”的横额。这项活动的准备时间虽然下太长，但几天内就收到了30多位作者的100多首诗。延安的《新中华报》分两次刊登了其中的9首创作。柯仲平著名街头诗《保护我们的利益》和《告同志》，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发表的。在《告同志》后边作者注明：“此诗曾写在当时延安城内大礼堂对面的那堵石灰墙上。在干部隼会上，我朗诵过很多次。”《保护我们的利益》还被抗战文艺工作团带到敌后，在老百姓中多次朗诵。
1938年5月，柯仲平创作了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全诗描写马福川的农民自卫军配合正规部队，保卫家乡，自卫锄奸的斗争故事，反映了边区自卫军的战斗生活和翻身农民的精神新貌，是解放区诗坛上最早出现的描写农民斗争的长诗。夏季的一个傍晚，延安新华印刷厂举办一个晚会，柯仲平朗诵了这首诗歌，他用洪亮的云南口音，读得热情奔放，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读了一半，感到下面还很长，而毛泽东也在听，怕影响他的时间，便停下来问：“还要不要念？”可是毛泽东却显得兴致勃勃地说：“把它朗诵完吧！”于是诗人爽朗地笑了，又重新挥舞起手臂，大声地朗诵起来。毛泽东坚持听到下半夜，一直听完柯仲平的全部朗诵，他亲切地走到台边，和柯仲平握手，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称赞他把工农作为作品的主人，称赞他对民歌体的运用和在诗歌大众化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把他的诗稿带回去看。几天以后，毛泽东退还了诗稿，个别地方还做了修改，并批下了八个字：“此诗很好，赶快发表。”诗歌很快在很少登文艺作品的党中央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破例发表了。柯仲平特意在诗前加了一个小序，序云：“这诗写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励。我除深致感谢外，以后必然是更加努力的。”这里所说“一位同志”，显然就是指的毛泽亨，这部长诗的发表，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引起很大震动。
有一次，毛泽东到“陕北公学”去作报告。柯仲平当时正在那里向来自各地的同学们搜集歌谣。毛泽东见了，问柯仲平在做，什么？柯仲平说在记录歌谣。毛泽东听了，微微点了点头，说：一个人记录多慢呀！你为什么不去找成（仿吾）校长，要他多弄些纸来，裁好了发给大家，让每个人自己写出来，岂不是更好么？柯仲平听了，真是兴奋极了。立即去找成校长，要来了纸，裁好以后发给听报告的人，请他们写下自己所记得的歇谣，这一次就收集了好几百首。柯仲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民间歌谣呢？主要是因为民间歇谣，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在艺术上丰富、生动、刚健、清新。
1947年5月，柯仲平随西北野战军攻打陕北波罗镇时，为指战员写下鼓动诗一首《保卫毛主席》。诗云：“从河东，到河西，我们赶来保卫毛主席；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最光荣，路上没有一个掉队的！”“五月里，过黄河，过了黄河吃‘菠萝’（指波罗镇），吃‘菠萝’，口不渴，再吃好肉好馍馍。头一口，要吃香，头一仗，要打响；吃了这样吃那样，我们要接二连三的去打胜仗！”柯仲平说，部队“临出动进攻时，我们的首长把部队集合在一条河滩上，又进行一次战斗动员。我奉命在他们简短有力的讲话后，朗诵这首诗。在这个团朗诵毕，又被叫到另一个团去朗诵。这场极热烈的动员一过，马上就出动。”
民众剧团
1938年4月间，延安召开边区工人代表大会。开幕式晚会上，业余剧团演出了传统戏《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节目间隙，毛泽东向工会负责人齐华说：“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又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槁，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齐华听后指着坐在后徘的柯仲平说：“文协的老柯在这里。”毛泽东转身对柯仲平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回答说：“应该！应该！”毛泽东接着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柯仲平连忙表态：“我们马上动手去办。”柯仲平说干就干，立即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7月初，剧团成立。初时，剧团条件很困难，毛泽东得知情况，给了剧团300元钢洋。贺龙从晋西北回来，给了20元法币，还把从日军缴获的战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托人从前线捎回，作为剧团的道具，周恩来、博古从重庆回来时，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后来，张鼎丞、陈云也都给剧团送来了许多战利品作道具。中央领导的支持给剧团以极大的鼓舞。
民众剧团在柯仲平、马健翎带领下，长期坚持下乡，深入基层生活，热情为老百姓和八路军指战员演出，他们走遍边区23县，行程数万华里，创作演出了《查路条》、《回关东》、《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大家喜欢》等许多优秀现代剧目，受到陕北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剧团团歌唱道：“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剧团团旗上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舞台两边贴着对联，上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额是：“团结抗战”。陕北老乡用《信天游》来赞颂剧团：“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过来了”；“一杆大旗硷畔上插，我把你亲人迎回家”；“黄米馍馍就酸菜，我把你剧团没错待。”乡干部们也纷纷说：“你们演一天戏，胜过我们工作一个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会上，民众剧团被授予“特等奖旗”。1942年5月1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柯仲平针对当时有人忽视大众化文艺的倾向，结合自己率剧团到各地受欢迎的体会，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他还幽默地讲道：“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不过毛泽东说：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还多次观看他们的演出，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看了《中国的拳头》后，亲自题了“简单、明了、动人”六个字；看了秦腔《国魂》后，亲自给柯仲平写信建议改名为《中国魂》，认为此剧“情节动人，对于动员沦陷区的人民大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可起到积极作用。”
1943年秋季的一天，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接到中宣部部长张闻天的电话通知，说毛泽东邀请他们三人到枣园一见。毛泽东当晚在一孔普通的窑洞接见了他们。窑洞里陈设极为简单。办公桌紧靠窗口，桌上摆满了书刊、稿纸和文具，窑洞西南角支了一张木板床，折迭整齐的被面上还打着一块约二尺长的补丁。毛泽东点燃办公桌上的小马灯，笑着与他们一一握手，随后示意让他们坐下。毛泽东说，“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插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到那里。”毛泽东对柯仲平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涎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槁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刨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拿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随后柯仲平、马健翎又将民众剧团的演出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大家边说、边笑，气氛活跃极了。在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说：“抗战进入了新的时期，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为观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具体一点说，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就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
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励，继续努力！”
解放后，柯仲平到北京参加人代会，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咪咪地说：“柯仲平同志，你到哪里，鸡蛋壳到哪里！”说得柯仲平笑了。
枣园之宴
1942年9月，毛泽东为办好《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与副刊主编舒群反复商讨，拟订了一份征稿人名单，亲笔抄录。名单中有范文澜、邓发、彭真、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各方面人士共16位。内有3位作家，其中之一就是柯仲平。毛泽东辽在柯仲平的名字下注明：“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随后，即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了通知，请大家参加毛泽东的“枣园之宴”。开宴那天，客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相继入席，毛泽东站起来即席致词：“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他宣读一遍《（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及其具体内容。然后接着说：“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诸人欣闻毛泽东相约为征稿事，皆乐于接受，宴席上纷纷表示，为办好党报，愿尽全力而为之。
大家边吃边讲，直到夕阳西沉，明月东升，才尽兴而散。只有柯仲平一人仍旧坐在那里，吃吃喝喝，没完没了。毛泽东叫警卫员送来3个碗，给柯仲平、舒群，然后给自己斟得满满的，说：“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又对柯仲平说：“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柯仲平说：“感谢你！是你――毛主席批给我300块钱，搞起这个剧团。”毛泽东说：“让你去受苦受难..”柯仲平说：“过惯了，我愿意同老百姓在一起..”
月亮渐高，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地写了一个条子，劝柯仲平罢饮归去，背着毛泽东递去，不料，事机不密，给毛泽东截住了，他笑了笑把它撕掉，挽留两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才算散席，毛泽东送客到屋门口，望着柯仲平和舒群远去。
柯仲平酒喝多了，骑在马上左右摇晃，终于栽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但扶不起来，两人东倒西歪，结果都卧地呼呼大睡起来。好梦正酣的时候，被人唤醒，抬头一瞧，身边有两个警卫员，迎面是毛泽东，还有延安唯一的一辆华侨所赠的汽车，于是5人一起上了汽车。
为刘志丹立传
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的岁月里，柯仲平和群众无所不淡，他特别注意到陕北人民对刘志丹烈士的怀念，认真倾听陕北乡亲们对刘志丹英雄事迹的叙说。他根据毛泽东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和周恩来的“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题词精神，决心创作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歌颂党领导下的边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历史。
在巡回演出途中和日常工作之余，柯仲平处处时时留心搜集刘志丹的事迹，他从刘志丹的战友，部下和接触过的群众中搜集到大量珍贵的资料。他
的黄布挎包积累了一本本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笔记本。
1947年夏，柯仲平奉命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后，柯仲平被留在华北局，主持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工作，1948年4月，“丛书”编辑工作即将结束。一天，胡乔木告诉柯仲平，毛泽东请他去，那天，毛泽东有点伤风，在床上躺着。柯仲平一进去，毛泽东便从床上下来，问柯仲平：“你在这里是扛长工还是打短工？”柯仲平说打短工。毛泽东又问：“你把短工打完到哪里去？”柯说：“到你呆过13年的地方去。”毛泽东说：“实际只12年半。”毛泽东又问：“还回去？打算干什么？”柯仲平就把酝酿多年，准备创作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歌颂在井冈山道路影响下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史的打算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理解诗人的心情，对他寄予热切的希望。他鼓励柯仲平多去调查研究，花上十年八年，真正了解一个根据地。并说：“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就很不错了。”
柯仲平也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支持他搞创作，而且提出了一个极其中肯的意见：你最好写一支游击队的成长。如果全面铺开写，写出来还得交中央审查，中央又得尊重地方的意见，他们说这儿不对，那儿不符合事实，就很难出版，不要受真人真事的限制，要写得感动人，写那些最微妙的东西。
柯仲平带着毛泽东的期望和党中央的关怀回到西安。但他托人坚壁的采访记录和写作素村，均因战争年代的恶劣的环境被烧毁。他不得不从头开始，重新采访，重新搜集素村。建国后，柯仲平先后担任西北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作协主席、一届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一届、二届代表，领导工作十分繁忙，参加会议，迎来送往，下乡调查，临时性的写作任务常常占去他很多时间。后来，组织上减少了他的一些行政工作，使他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创作，经过3年辛勤耕耘，他撰写出《刘志丹》长诗初稿。
1953年，党内出现了“高饶问题”，柯仲平日夜呕心沥血所写的长诗的一部分受到株连，书稿全部报废。有人劝他不要再写了，何必去冒这个风险？但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下受真人真事的局限，重新开始创作。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别有用心地把《刘志丹》小说打成反党小说，正在创作长诗《刘志丹》的柯仲平又一次受到审查，审查他的15本笔记本和刘志丹诗稿，要他交待创作过程，查他与“反党集团”的关系。他想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鼓励和支持，仍不畏艰险，不怕受到株连，狠下心要为陕北人民斗争写出一部长篇叙事诗！他把全部精力用于创作。1964年秋，长篇叙事诗《刘志丹》终于完成了五分之四。但是，就在这年10月24日晚上，柯仲平在支部大会上发言，突然倒在沙发背上，终因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穿孔，不幸与世长辞。遗憾的是诗人为之奋斗20多年的长篇叙事诗《刘志丹》未能完稿，这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中，长篇叙事诗《刘志丹》被作为罪证提出来。连贺尤送给他的那件羊皮大衣也当做罪证展出，已经安放在烈士陵园里的骨灰也被驱逐出来。柯仲平的英灵再次受到践踏。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9月20日，中央陕西省委在西安举行了柯仲平骨灰安放仪式。1985年元月25日，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为纪念柯仲平召开了座谈会，称赞他是革命的大诗人，人民的大诗人，中国无产阶级诗歌的先驱者，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光荣的共产党员。柯仲平的一生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