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毛泽东辽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不仅具有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而且曾经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对当时胡适的所作所为是衷心表示“钦佩”的，以至视为自己的“楷模”。史实说明，毛泽东的这些自我表白，是符合他当时的思想实际的。也是从那时起，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交往以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联系、分歧与斗争，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04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1910年赴美留学，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前后，提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1962年病逝于台湾。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后期，毛泽东经杨昌济的介绍，成了《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那时的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对胡适的名字并不陌生。特别是他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参加了几个学会，旁听过胡适的讲课，还去拜访胡适。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如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创办文化书杜，成立自修大学等，也都受到了胡适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主要负责人作了大量工作。但在这些会员即将乘船赴法时。毛泽东则决定不去法国，这很出乎大家意料。对此，毛泽东当时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非留学篇》（一）（二）（三）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号。文章主旨是呼吁设立国立大学以救国中无高等学府之失。胡适不曾想到，他这篇只印发了数百份的文章在5年后会被毛泽东引为同调。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暂不出国去法国，主要原因是由于他
想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更力有利，但与胡适的赞同、支持和影响却是分不开的。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说，1919年他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去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当时不仅答应给予支持，而且实际也这样做了。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上发表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这篇论文时，胡适看后便在他主办的《每周评论》第36期《新刊评介》中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有人说，胡适的这段文字，既是对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支持与鼓舞，也是胡适的政治思想火花最明亮的闪烁。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热烈欢迎《湘江评论》的人虽多，但恨《湘江评论》、骂《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湘江评论》提倡男女平权、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批判孔夫子是邪说异端、大逆不道，面对如此巨大的恶势力，加上来自反动军阀的政治迫害，胡适当时敢于那样义无反顾地肯定和支持《湘江评论》，热情地赞扬毛泽东的文章，视之为自己的“好兄弟”，应该说这是异乎寻常，非同一般！
在胡适的影响下，毛泽东曾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期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久即受到车大钊等人的批评。但在当时提出研究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改革。这对反对封建保守势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很可能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受其启发，于同年9月1日提出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有关团体和个人散发了由他亲自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列出了要研究的大小问题144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其中还包括胡适十分感兴趣的“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等。该章程原拟在《湘江评论》上公开发表，由于张敬尧查封了《湘江评论》，故未能刊出。为此，邓中夏便以邓康的笔名将《章程》全文刊登在1919年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在章程之前。附上“邓康启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后来，这个问题研究会并未发展会员，成立组织，正式开展活动，始终只是“纸面上的东西”。我们今天从这个章程的基本思想和所要研究的问题来看，显然是受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按照胡适提出的主张，成立“问题研究会”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当时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到了1920年，毛泽东对“主义与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有了重新的认识，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