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菊香书屋，里边摆放着大批中国古典诗词方面的书籍，给每个前来瞻仰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国以后，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的古典诗词，关心中国古典诗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探讨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他和当时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同志的面谈和书信住来，反映着毛泽东对发展中国新诗的深刻见解。
一、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
我们知道毛泽东非常热爱中国古典诗词，他不仅对历代诗词了如指掌，而且自己也创作出前无古人的诗词瑰宝。有人统计过，故居中毛泽东圈划批注的诗词，计有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涉及诗人429位。至于他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散失在各地的诗词，那就很难统计了。毛泽东对古典诗词的热爱、学习和深刻领会，是他诗词创作杰出成就的基础，但是，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却不是从个人爱好出发，而是从历史角度考虑，主张发展新诗，以新诗为主。所谓新诗，是指“五四”以来用白话写的自由诗。事实上它已成为现代诗坛的主流。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泽东对自己写作的古典诗词，也不愿公开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1957年毛泽东接见对词曲很有研究的冒广生老先生时，冒谈到：填词必墨守成规，“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有词谱、词律和同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同体的解放。”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认为：“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
写旧体诗除讲求格律外，麻烦较大的是词藻，因为格律诗大多是用成语、典故来缀合。今天写旧体诗如原封不动地搬用“古典”，自然要成为表达新生活和读者接受的障碍。用典一多，难免堆砌费解，以学问为诗，缺乏灵气，而常常不得不做一些注解才易读通。毛泽东认为当今有的人写的旧体诗之所以不好，就“在于需要注解”，而“诗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1965年9月，毛泽东在读完胡乔木的《词二十七首》稿本后，认为是很好的，建议发表，但又指出同中的缺点。在9月5日看的稿本上批道：“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在9月15日看的稿本上，他在某词中“营地乐、胜天堂”，改力“胜家乡”。并在一旁批注：“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张即使写旧体诗，也要在词藻上有创新、发展，为更多的人接受。
为了扶植新诗的发展，毛泽东从政治上和物质上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1956年，臧克家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负责筹办《诗刊》，10月副主编徐迟倡议，给毛泽东写信，把他们搜集到的毛泽东诗词送上，请求他校订后文明年1月创刊的《诗刊》发表。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给
臧克家及《诗刊》编委诸同志写了亲笔信，并把他亲自校订的18首旧体诗词也随信寄来，信中还祝贺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当毛泽东得知由于纸张困难，《诗刊》只能印行1万份，发行面受到限制时，亲自批准增加纸张供应，扩大印行5万份。十年动乱时，《诗刊》被迫停刊，又是在毛泽东亲自批准下于1976年1月得以复刊。1975年，在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指示中，他还特别提到了诗。他还建议编一本《新诗韵》，专门为学习写新诗用韵较广的人使用，便于提高。
二、在民歌、古典诗词基础上发展新诗
关于新诗的出路，毛泽东寄很大希望于民歌和古典诗词。1957年1月，毛泽东约请臧克家、袁水拍同志谈话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练，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毛泽东在谈话中辽对新诗的散漫、太自由化流露出不满。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他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在这次会议上，他要求各省市委书记回去后搜集民歌。也是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由郭沫若、周扬等搜集、编辑、出版了《红旗歌谣》，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的民歇民谣得以广泛流传于世。60年代，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表示：“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从以上观点来看，毛泽东对“新体诗歌”的设想，大体可以说是：继承中国古典诗同的精华，汲取民歌中生动丰富的营养，反映时代精神，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一种诗体。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驻守上海某部八连“南京路上的好八连”的光荣称号。8月1日，毛泽东写了一首《八连颂》，赞扬这支纪律、军事、思想都过得硬的队伍，诗中写道：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首诗在毛泽东诗词中别具一格。它用白话写成，具有民族风格，句子比较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这是不是他对“新体诗歌”进行的一次探索性的创作实践呢？这首诗，毛泽东最初只同意在内部传阅，并未公开发表，但它不胫而走，流传很广，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直至他逝世后的1982年才在《解放军报》上刊载。
三、切磋诗艺，精益求精
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始终报着谦虚、严谨的科学态度，虚心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称赞陈毅的诗“大气磅礴”，“豪情奔腾”；“董老善五律”、他的诗“醇厚谨严”；“剑英善七律”，他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都值得我学习。”1960年夏天，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扬作报告，事前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7月17日复信给周扬说：“对我的诗词的那一段颂扬，不适当，请删掉。”这说明毛泽东非常谦虚。1961年底，臧克家写信要求毛泽东谈谈诗的创作问题，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克家同志：
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时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专此奉复，敬颂撰安！
毛泽东
1961年12月26日
毛泽东在诗歌创作上还善于汲取合理的意见，反复修改自己的诗作。1962年，毛泽东的《词六首》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前，他亲自把这六首词寄给臧克家等同志征求意见。4月24日他在给臧克家同志的回信中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信中提到臧克家同志修改之处，是指《词六首》前的小序。小序中说：“这六首词，于1929一1931年，于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排印前，臧克家替他勾去了第一个“于”字。也是在《词六首》发表之前，毛泽东给陈白尘同志的信中流露出遗憾的情绪，说“你为何不给我认真地修改一次呢？”
1964年元旦，《毛泽东诗词》正式出版之前，毛泽东亲笔开列名单，召开座谈会，请同志们对他的诗词提出意见。20多人参加座谈会，其中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文艺界的领导人。毛泽东用大粗铅笔写了张条子：“请同志们一议。”那次座谈会上，大家对其中三首诗词，建议暂不收入集中，毛泽东同意了。臧克家和葛洛商讨后写出了23条意见，会后托田家英带转。《毛泽东诗词》正式出版了，臧克家拜读后，发现其中有13处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包括标点、个别字、小注中的字句，还有整个句子的调换。在1957年1月毛泽东的那次谈话中，毛泽东对臧克家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
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臧克家趁机问：“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主席反问“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说：“如写作‘蜡’比较好讲，‘蜡象’正可以与上面的‘银蛇’映对。”毛泽东点头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臧克家后来说：“我了解他的平等待人，真诚相见，所以敢于坦率地表示个人意见。”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给臧克家的信公开发表后，北京大学一位同学给他写信，指出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应改为“贻”字。毛泽东欣然接受，认为这位同学的意见很对，并特别向《诗刊》编辑部打招呼，请他们公开订正，丝毫不因为意见是一位青年学生提出的而不予重视。
毛泽东“胸中装着整个世界，始终没有忘记诗！”革命家和诗人在毛泽东身上是和谐地融为一体而不可分割。如今，人去物在。但他给我们留下的那几十首诗词已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千古绝唱，毛泽东关于继承发展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论述，指引着我国新诗发展的前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