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他的影响并没有成为历史陈迹。不仅他的事业和思想仍对当今的中国发生着直接的巨大影响，而且可以说，从邓小平开始的后毛泽东时代，就是毛泽东艰辛开拓的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的继续与发展。
近年来，国内的政治文化生活重新出现“毛泽东热”。一是对毛泽东的评说再次成为社会各层各界的热门论题之一。二是披露毛泽东生活的纪实作品和研译毛泽东思想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竞相面世。就学术界而言，专职研究毛泽东的队伍正在由游勇散兵聚合为集团力量，有关毛泽东的专题思想和综合思想的研究会、室、所在全国已达数十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不断扩大，许多刊物辟有专栏发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专司此职的研究期刊先后在祖国的东西南北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大面积丰收，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集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目。
与前几年相比较，应当说，国内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研究思路上看，既有政治视角的研究，又引入了文化视角的研究。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热也波及到了毛泽东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渐渐地从政治分析转向文化透视，运用形而上的思辩理性，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揭示毛泽东的思维深层的文化结构，阐释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毛泽东个人思维空间的优特性与局限性。这样另辟蹊径的研究，虽不无偏颇之论，但除走上歧途者外，一些有价值的论著给研究论坛吹进了一股清爽的风。
从研究方法上看，在分析性的研究之外，加强了综合性的研究。随着有关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选集和专题文集的陆续出版，研究工作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献资料。一些有学术价值的专题研究和专论文章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填补了某些学术空白。宏观研究、体系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高等院校的广大教学与研究工作者在系统化、体系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毛泽东军事哲学新探、毛泽东思想概论及至毛泽东思想辞典之类的出版物呈方兴未艾之势，大量涌现。
就研究对象而言，在对毛泽东正确思想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其错误思想的研究。对毛泽东正确思想的研究已由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向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倾斜。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的思想以及改革的思想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在研究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理论时，通过剖析其早期思想来研究其晚年错误已成为一个显著特点。做这样联系的研究，如果不简单化、不绝对化，是有利于深化认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脉络的。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理论（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与由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所开辟的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之间的关系，不仅引起了愈来愈多的研究者的兴趣，并且愈来愈成为研究的重点。
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毛泽东观。随着对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和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论著的传播，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对毛泽东开拓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反差。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文化积淀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政治倾向不同的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就宏观的区别而言，大致存在这样四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全面肯定论。不仅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还肯定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错，只是在实践中没有区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因此，应当坚持这个理论。
二是全盘否定论。完全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无限夸大建国以来的挫折和失误，并把它归罪于毛泽东个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君主、偏执狂、迫害狂，缔造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主义。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多持这种观点。
三是功过参半论或“功死过活”论。认为毛泽东有功亦有过，或功大过也大，他的功已成为历史的铺垫石，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在人们的记忆里渐渐淡忘，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随着时代的前驶和民主政治的推进，将会成为历史批判的对象。
四是功大于过论。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论断，即认为毛泽东虽然在晚年犯了诸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这是一个客观的、公允的、深得党心民心的评价，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广大理论工作者都赞同这一评价。
以上对毛泽东的评价，虽然主要是从政治价值而言，但也包含了对其理论价值的评估，因为对毛泽东的政治评价与理论评价是很难分开的。我个人持上述最后一种观，点。就我们5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而论，都经历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和党带来的苦难，个人的成长也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研究毛泽东、评论毛泽东不能凭着感觉走，必须用冷静的理性去排除感情的纷扰，克服主观臆断，防止情绪宣泄，客观地评价他的功过，科学地分析他在艰辛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创造与迷失。在1981年宣传《历史决议》时，我曾写文章反复阐释过“功大子过”的论断。我认为，毛泽东是个“世界级”、“冠军型”的伟大历史人物。无论他所进行的事业还是他所提出的理论，既在中国历史上，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迹，会发生巨大的、久远的影响。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哲学家、大诗人，他与古今中外属于这些系列的伟大人物并驾媲美，毫不逊色。不少伟大人物都有过失或污斑，但这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参与创造历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无疑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害，但是归根结底，他是功大于过。在《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一文中，我解释说：“因为第一，功过的分量显然不同，他领导创造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功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新的篇章；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性质，使新中国倒回到旧中国。第二，功过的时间显然不同。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算起，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代表，有整整半个世纪之久。谁都承认，在前四十年，他的功绩是主要的，只是在最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错误才是主要的。把这两者相比较，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功过的历史影响显然不同。毛泽东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尽管历史还可能有反复，但他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社会制度发生的根本变化，将使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受益。以他为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他在晚年所犯的错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正在不断地努力纠正，而且，其理论根据还是他过去倡导的那些正确的思想。这几年所实行的一切，就思想路线方面来说，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恢复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影响，经过一段时间后是能得到彻底纠正和克服的。因此，《历史决议》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①过失’，绝不是夸张或溢美之词。”历史叉过去了将近10年。尽管对《历史决议》有种种诘难，对毛泽东也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但我认为上面的分析的基本论，久还是能经受住历史风雨的考验的。不是讲“中国魂”吗，毛泽东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中国魂”。
对毛泽东的其他三种评价，我是不能苟同的。全盘否定论首先是政治的偏执和逆向，也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亵读。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狂躁之论，毫无科学的求实精神可言，其谬误显然，不屑辩驳。
全面肯定论是60―70年代固定观念的长期积淀。这种观，久把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加以割裂，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的错误有一部分是实践背离理论，如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背离了那时刚刚提出的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但是，他晚年的主要错误不是由于实践背离理论产生的，如“大跃进”的实践与“大跃进”的理论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产物。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言，这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它的要害，是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因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抓阶级斗争来带动一切、促进一切，并要不断地采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法来消除社会的阴暗面和克服党内腐败现象。这个理论作为一种体系，从总体上说，悼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造成10年浩劫的情景历历在目，很难说有什么正面价值，必须坚决否定。对这种错误理论的否定，既不会动摇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不会影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再则，否定这个理论，也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晚年所有全部的思想理论，因为即使是包括“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内，尽管他的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受这个错误理论支配的，但其间也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正确的思想。例如关于防止和平演变，警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工作的保证和推动作用，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等。这些思想，有的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有某种历史的联系，但不失其某种战略价值或科学意义；有的则没有任何联系。这样一些积极的或正确的思想，在一个时期内确实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高度重视。但是，历史是最公正的。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表明，对毛泽东晚年的有些思想还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开展深入的研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要否定诸如上述积极的或正确的思想，恰恰相反，还应当继续从中汲取教益。将毛泽东晚年的那些积极的、正确的思想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剥离、区分得越彻底，对后者的批判才能越深刻，也才能真正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全面肯定论者认为，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党内腐败现象滋生，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软弱无力和缺乏一贯性，就是由于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不符合这几年的历史实际。这是一个比较
①载1981年7月9日《解放日报》。
复杂的问题，有许多因素发生了作用，其中一个因素可以说是对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缺乏足够的实际的认识。比较多地注意反对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是对的，而忽略了会因此产生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认识倾向，则是深刻的教训。但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党内腐败现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要重新回到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也不是要继续高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不能混淆。
“功过参半”或“功死过活”论，亦非科学之论。毛泽东的功过并非半斤八两，已有前述。他的功绩，已成为共和国历史的奠基石。因此，只要共和国存在，就要不断地宣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伟大功绩，让世世代代继承革命遗志，发扬光荣传统，高擎社会主义的旗帜。随着历史的前进，对毛泽东的错误无疑还会进行这样那样的批评，但这不应该是政治上的鞭打嘲骂，而应该是科学的理性反思；不应该是片面夸大、否定一切，而应该是实事求是，辩证分析，把对他的错误的正确认识变成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
①助的。”这是他在50多年前讲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毛泽东也已作古。套用这句话是想说，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应当给以，总结。就文化现象而言，也可以说，古代孔夫子，现代毛泽东，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巨人。对毛泽东给以总结，就包括对他在艰辛开拓过程中的理论创造与迷失的研究。研究孔夫子的学问，称为“孔学”。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问，也可称为“毛学”。这种类比也许有简单化之嫌，但是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并非妄议。“孔学”被研究了二千年，“烟火”未断，长盛不衰。“毛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定将前途无量，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共存。“毛学”作为学问，同其他学问一样，是不会被穷尽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献的挖掘，它的某个侧面或某个思想理论会不断地被突出出来加以研究，获得新的成果，推陈出新，常研常新。
也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提出“毛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否又在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81年的《历史决议》阐明了我们党对待个人崇拜问题的明确态度。在政治上，我们党是反对对任何人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但是，把某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理论及生平事业作为学问进行研究，并不是“个人崇拜”。不能把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与作为科学对象的研究混为一谈。
前已指出，近年来对毛泽东理论的磅究有新的突破。就研究毛泽东的理论创造而言，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讨，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再认识，使这一长期末被深入研究的理论获得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尽管某些文章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描绘为好似“天国乐土”，有与其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不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去的倾向，但是，这些研究者率先对这个理论进行反思，给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笔者也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很不成熟的研究，发现毛泽东的“新民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主义社会论”既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同时又存在一些理论罅漏，充分认识这个理论的价值是对的，但是把这个理论绝对化、偶像化则是不对的。在我们国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已成为历史，要求再回到40年前去搞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反历史的。当然，这个理论为世界上众多的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实行革命转变、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提供了理论模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有责任继续研究它、发展它。在近作《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一文中，我初步地阐述了上述观点。这也使我感到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研究是没有尽头的，是可以推陈出新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对毛泽东在开拓过程中的理论迷失的研究，近来提出了“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新概念。这是一个有益的理论探索。它表明了理论工作者敢于突破禁区、创立新说的巨大勇气。对于毛泽东的晚年，我也认为需要开展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毛泽东晚期思想”新概念的提出和界定，却又感到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有些研究者是这样界定的：“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内容包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论述，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等。这个概念跨越的年代，从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问世开始，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
对于“毛泽东晚期思想”这样的界定，我以为至少有两点需要认真研究。
第一，怎样理解这样界定“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理论意义。毛泽东的研究者都知道，毛泽东思想除了有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层含义之外，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的正确思想。《历史决议》对此有明确的定义，也论列了它的主要理论内容。相对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而言，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一般称之为“毛泽东早期思想”。这里既不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更不可能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早期思想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清楚的、明确的。提出“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从逻辑上说，显然是相对于“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毛泽东思想”而言的，也就是说，不属于这两者范围的，统由“毛泽东晚期思想”囊括。既然如此，对它的界定，按照常理，就不应当与前两个概念存在包含关系。但是，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却与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存在相当一部分的包含关系，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以及在1956年4月以后的其他正确，思想理论这一大块，既属毛泽东思想，也是“毛泽东晚期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交叉呢？因为这两者定义的逻辑不一样。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从思想理论的性质来界定的（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理论都属毛泽东思想），无明确的时间下限。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则以明确的时限为主要标志（因为名为“晚期”，回避不了时间性），这就不能不与毛泽东思想概念发生内涵与外延的两重交叉。如果撇开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把这些概念作为一个系列概念来看待，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但是，正由于这三个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系列（不把它们看成系列概念，在逻辑上说不通），因而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就似违背了逻辑常理（形式逻辑要求它们互不交叉）。
第二，不能低估这样界定“毛泽东晚期思想”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据目前的界定说：“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同毛泽东思想有严格的区别”。区别何在？界定者没作具体分析。但从其界说可以了解：“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就毛泽东本人来说，只包括他的正确思想，因而谓之“有严格的区别”。但是，如上所述，这两个概念由于存在相当一部分的重合关系，因而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区别开来。不仅如此，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理论和1956年4月以后他的其他许多正确思想，都统属于主要指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概念之下，不管界定者的主观意愿如何，这样界定的结果必然有把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误为错误思想之嫌，因为这些思想理论的光焰被厚厚的黑云压盖了。近赤者易显红，近墨者易显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思考，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放入毛泽东思想这个系统来探讨，其积极的价值易被光大。反之，把这部分内容纳入以错误思想为主导的“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系统来研究，其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就不像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那样得到充分认识。这是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效应。因此，目前这样的界定，不仅无助于人们严格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两个概念，而且可能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形象和对这部分理论的正确理解，以及对其科学价值的研究。
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出和界定，可能主要是就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来考虑的。对于这个概念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系列关系以及可能会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作调换角度的设想。科学研究既然提倡多角度、全方位，所以，我冒昧地提出上述意见供研究者参考。就笔者所知，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是曾经酝酿过“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的。因为有上述矛盾难以解决，后来放弃了这个概念。近来重新提出这个概念，尽管作了目前的一些界定，仍然没有释开上述矛盾。依笔者愚见，《历史决议》使用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的提法，尽管不是定义式的语言，但却是较为准确、不会引起歧义的用语。
当然，如果认为提出“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有利于研究毛泽东本人晚年思想的话，我以为，这个概念也不是绝对不可使用的。但是，这首先要确定毛泽东晚期的上限（从何时算起）。而学术界对此并未取得共识。目前至少有三种意见：一是起自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之后；二是起自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之后；三是起自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比较之下，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其次，这个概念要慎用。因为毛泽东的晚期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晚期有很大不同。马、恩、列的晚期都不存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问题，甚至还在继续发展这一科学理论。因而也不存在将其晚期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区分的问题。毛泽东则不然，他晚期大部分时间的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尽管他主观上是想捍卫、继承并以为是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因此，像马、恩、列那样，简单套用晚期思想来研究毛泽东，在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这是毛泽东与马、恩、列晚期的一个重要区别。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个区别。
承蒙中共党史出版社将我这几年来研究毛泽东的近20篇文章以《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为书名结集出版，不胜感谢。收入集子的大部分文章基本是原发表作，编选时对有的文章作了若干文字性修改。这些文章从一个侧面对毛泽东的某些思想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不当之论，在所难免。就算一家言，作为纪念党成立70周年的汇报，并求教于广大读者。此篇前言文字也是仓促之作，简单地回顾了国内近年来的毛泽东研究状况，发表了上述感言。书中乖戾衅误之处肯定不少，切盼批评批正。
作者，写于1989年共和国40周年大庆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