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出版了两次，印行25000多册，据说都已销售完了。这次重新增订再版，除将原书中的一些文字作了校改外，主要增补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后至今年初写的10篇文章。
按惯例，一本书再版，作者要唠叨几句，我也难以摆脱这个定势。
这次再版，讲三点想法。
一、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确实博大精深
说实在话，一个时期，我不爱用“博大精深”四字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伟大性。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词被用得太滥、太绝对了。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感到，尽管这是一个“陈词”，但还是不得不用。
第一，毛泽东不仅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他留下的论著、讲话等各种文稿估计达数千万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的著作有特殊的魅力。读他的书韵味无穷，能使人浮想联翩，开阔思想，启迪智慧。不用这个词，似不足以表达那种感受。
第二，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并不排斥承认他晚年的思想理论有严重错误。因为就“博大精深”一词的本意讲，只是形容知识渊博，思想精邃，并不是一个属于科学范畴的关于认识是否完全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说，思想理论的“博深”性与思想理论的真理性不是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滥用“博大精深”，使其几乎成了“绝对真理”的代名词，那是一种狂热。在狂热之下，不讲科学。混淆概念，不足为奇。经过拨乱反正，在已经将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伟大与迷失区别开来之后，再来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包括通过透视他晚年的错误理论而发现其中蕴涵着的某些“真理的颗粒”，会真正使人感到他的思想理论的“博深”性。这种“博深”性不等于真理性，不是要把毛泽东那些错误的东西也说成正确的。我想，只要思想上明确了这一点，将这两个概念区别开了，那么，说毛泽东的思想博大精深，就既不是一句溢美之词，也不会引起其他歧意。
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再次达到了高潮。据悉，这一年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达5000多篇。出版的有关著作达600多种，1994年，对毛泽东的研究还在继续。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仍然不少。1995年发表的论文仍有1000多篇，出版的著作仍有70多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的巨大影响。
当然，对毛泽东的研究数十年长盛不衰，高潮迭起，这有许多原因。首先它无疑与我们党和区家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认定、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不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著作的博大精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这一点，仅靠外力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对毛泽东的研究已经成为时下国内学人的一门新兴学科，即我在前几年讲过的“毛泽东学”。在不少学人看来，“毛泽东学”好比一座蕴藏量极大的富矿，可供长时间地开采和加工。生产和研究。因而，它有一定的吸引力，并不时地掀起高潮或热浪。
二、进一步将对毛泽东的研究引向深入
事实上的“毛泽东学”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现象，经过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空前规模的研究和出版高潮之后，如河对巴对毛泽东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已成为广大“毛学”研究者的一个历史责任。要成功地负起这个历史责任，有很大的难度。这里不从大角度去立论，仅从具体地进行实际研究而言，在当下一段时间内，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摸索：
一是充分利用正式发表和广为披露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在过去一段时间，文献档案资料的发表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是影响研究深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外在条件。但是，这些年来，特别是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后，有关部门发表的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文献档案资料是空前的。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就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卷、《毛泽东文集》2卷、《毛泽东军事文集》16卷、《毛泽东文史批注集》1卷、《毛泽东外交文选》1卷、《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卷，还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3卷等。《党的文献》杂志还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这都属于文献档案资料性质的，总共达800多万字。固然不能说，重要的文献档案资料都已完全发表（有关部门今后将继续出版毛泽东的各种著作集，公布党的文献档案），但这样数百万字的原始性材料为把毛泽东研究引向深入开辟了广阔天地。对这些材料的消化利用，是“毛学”研究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是广撷博采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回忆录），把现有的重要研究论著（包括重要的回忆录）作为继续向前攀登的前进基地。纪念毛泽东百周年诞辰，可谓是“毛学”研究的大丰收。尽管我们不能过高评价这一大批成果的质量，但这些年的有些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胡乔木文集》（3卷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绳著《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吴冷西著《回忆毛主席》等，此外还有《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下三册）等。这些论著是毛泽东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毛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薄一波、胡乔木、胡绳、吴冷西同志的论著不仅披露了许多翔实的原始文献档案资料，而且其中有的论著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提出的观点都极富启发性。国此，对这些论著就值得认真研读。如果把“毛学”研究比喻为攀登高峰，这些论著应当视为向前攀援的基地。不少读者和研究者不是都厌烦研究和出版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吗？产生这个现象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起点低、目标低，即前进的基地不是这些一流的大作，奋斗的目标也是无意去创作较高水平的大书。改变这个局面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提高编辑水平，改革出版制度等。但是，树立攀登高峰的意识，提倡攀登高峰的精神和把握好攀登高峰的基地是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立足于当代，寻找新研究视角，探索新研究方法。开展研究，资料、观点、方法可谓三要素。提高研究水平，这三者也是缺一不可的基本要素。有了基本文献资料，有了好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视角和思路，对于提高研究水平，使研究成果具有新意，就起着重要作用。一些刻板的研究方法早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和读者的兴趣。“毛学”研究在一个时期使人产生陈旧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研究论著没能摆脱以往的一些刻板的研究方法。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兴起，不少论著颇具新视角，面貌大变，很受欢迎。这是近年“毛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毛学”研究水平在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还应当提及的是，这些年出现的毛泽东“纪实作品热”，尽管鱼龙混杂，一些不健康作品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但是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纪实作品对毛泽东研究和有关的出版工作的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功不可没。从表达方式而言，把纪实性的写作方法应用于研究和塑造“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它的显著优点或是使作品具有可读性，社会效益大。它的缺点或是往往缺乏科学性，容易演变成文学作品，因而失之于真。如何把纪实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应当成为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一个思路，也应当成为改革“毛学”研究中的陈旧表述方法的一个契机。
四是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学术讨论，进一步活跃研究气氛。这些年“毛学”研究空前活跃。若不是如此，不可能一年之内有数以百计的著作和数以千计的论文面世。但是在大面的活跃中也有小不活跃的一面，即“花儿盛开，鸣而少争”。有这么多论著，可以说得上“花儿盛开”。但是许多论著都是各“放”各的，各“鸣”各的，相“争”者少，故曰“鸣而不争”。小平同志讲“不搞争论”，显然是指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就学术问题包括“毛学”研究而言，还是应当提倡争鸣的。这是繁荣“毛学”，把“毛学”研究引向深入，并推上新台阶的一个重要条件。比如，有本《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的书，关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界定说：“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性、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并被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作者经过慎密研究后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普遍地认为也是最保险的。我并不是要非议这个定义。但是我也听到过不少这样的议论，认为1981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是为了立住党的指导思想的战略需要而作的。这是属于“不搞争论”的范围。但是《历史决议》没有说，任何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甚至主管领导部门也没有说，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体育思想、卫生思想等等，都要根据《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总定义来分别界定。因此，主张不必套用《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定义的那几个要素，而突出毛泽东个人在上述哲学、经济、政治等领域或方面的思想观点和历史作用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加以定义。与前面注重“引经据典”的思路相对而言，这又是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强调上述各方面思想的学术性，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这两种意见，或者说两种观点，可能各有长处，但也会各自碰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属于这类学术问题的不同观点之间，在一定范围可以展开讨论，允许争鸣。不讨论、不争鸣，有些矛盾揭示不出来，有些道理不能说透。而学术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断地揭示矛盾，讲清楚道理，使真理愈辩愈明。这也是推动“毛学”研究的一个途径。
三、应当继续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简称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这些年来人们关注、思考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应当说，大多数人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产生困惑，不能正确对待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偏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偏向是以邓非毛，即把小平同志这些年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看成是与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把小平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也加以否定，好像毛泽东一无是处。这种偏向在国内的出版物中虽然是个别的，但近来海外诽谤毛泽东的出版物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流进来，对国内一些人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另一种偏向是以毛非邓（至于那些既非毛又非邓的，属另一种性质问题，当作别论）。在80年代未的动乱之后，大家开始反思过去，包括对苏联、东欧紧接着发生的逆转，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变化，以及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实际上，小平同志也在反思。1989年6月9日他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就是一篇反思之作。他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错，基①本路线、战略目标都没有错，应当“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后来又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②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视察南方发表的谈话，集中地表达了他反思后的新认识、新结论。这种反思是科学的、正确的，代表了全党反思的主流。也有一种反思观点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的做法，偏离了毛泽东思想；不讲阶级斗争，不搞政治运动，只抓经济建设，其结果只能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名不符实。特别是这几年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精神文明建设的有些方面出现滑坡、腐败现象未能得到强有力的遏制、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增多，这种情绪和观点越来越发生影响。
我个人认为，尽管矫正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主要不是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工作实践的问题。党的各项工作跟上去了，许多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人们思想上的一些困惑认识甚至糊涂观念就容易消弭。但是就理论方面而言，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辨析的。
一是要继续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毛泽东的晚年有错误，并且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这是上了1981年的《历史决议》的。对这一点要十分明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根本没有否定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言，那是对立的，两者是否定关系。但是，就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而言，两者则不是对立的，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本书新增补的几篇文章反复地论证了这个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二是对现实和理论的关系要作具体分析。对邓小平理论产生困惑，除了对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保留看法，这是一种情况外，还有的，就是对现实与理论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缺乏正确认识，认为邓小平理论虽好，但与现实很难对上号，因而怀疑现实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是这个理论导致的结果。产生这种看法，从理论上说有一个认识上的混淆，即把在现实中所看到的一切社会现象完全等同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实，这是要加以区别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包括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工作实践，并不完全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有那些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那些在根本上违背和偏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都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且一概都在克服和纠正之列。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
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言，并不存在什么反差；至于讲那些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关系.当然会存在反差。但这不是理论本身不好，而是那些实践偏离和违背了理论的要求。因此，不应当怀疑理论，而应当去努力克服实践中的偏向，使更多的实践成为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正确地转化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扭曲，不变形，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这里既要有成千上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称职的干部（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全身心的投入。又要有能正确地体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一系列具体要求的、到位的方针政策。目前的许多问题都出在这些中间环节上。这正是难点所在。也是要不断努力解决的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还需放开历史的视野，既要看到两者的差别性，更要看到两者的共同性。就纠正前述的不同偏向来说，无疑需要强调不同的侧面。但是如果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一定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发展而言，则应当强调两者的共同性。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属于当代中国的同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同一个思想体系即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历史的现阶段来说，两者的差别性比较明显。但就历史的宏观而言，两者的共同性无疑是主要的。放眼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几千年，称得上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能够治国平天下（实指安华夏）的，在古代要数孔孟之道。微观地看，孔学与孟学有无区别？当然有区别。但这个区别是继承与发展中的区别。对历史发生巨大影响的，不是两者的区别，而是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即孔孟儒学这个思想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各个王朝的治国之道，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在近代，虽有孙中山的理论，但不能与之匹敌，未能实现其治国安邦的宏愿。唯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才成为中华民族在当代的治国安邦之道。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中国无产阶级打天下、治天下的政治理论，实际上也是继续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先进、成为世界上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理论指南。毫不夸张他说，毛、邓思想理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作用可以与古代的孔孟之道相媲美，“古有孔、孟，今有毛、邓”，后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政治贡献。
因此，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不仅对于科学地把握党的指导思想。促进政治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纪念。增订再版拙著，也算是再次表达点心意吧。
本书尽管重新增订再版，但不妥之处可能还有，包括本篇感言可能也不尽恰当，衷心欢迎指正。
写于1996年春节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