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承认，32年间，我们党在指导方针上犯过错误，国家遭受过重大的挫折。应当怎样看待这段历史曲折呢？
首先，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历史发生曲折是不足为怪的现象。人类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在往返曲折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估计历史的最复杂、最离奇的曲折现象的发生，有可能尽量少走弯路，使革命事业少受损失。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现实中的人，而不是幻想中的神，改变不了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要求不走一点弯路，不发生一点挫折，这在实践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认识上，必须改变这种观念。列宁说：“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①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世界历史是一部曲折前进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是这样。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100多年来的发展经受了不少的挫折。就拿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以及后来的一段历史来说，就经过了几起几伏。社会主义的力量时而扩大，时而缩小。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还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了胜利。就已经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不是也有几个国家发生过政治动乱、经济崩溃的危机吗？在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甚至已经得而复失，同这些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应当说，是比较巩固的，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内乱，社会主义制度巍然屹立，就充分说明了它在我国的强大生命力，也说明历史的曲折毕竟不能逆转历史前进的方向。
其次，我们国家所遭受的挫折，是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前进过程中发生的。我们原来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但是，经过党领导下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并且决定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这不是任何外力强加于人民的，而是人民自己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不是什么“极端的革命性”。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在帝国主义的极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已
①经开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当然，也不可否认，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所遇到的很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未曾顶见的。没有经验，摸索着前进，有时就成功，有时可能难免发生失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总的来说，我们的指导方针没有大的失误，并且探索出了在我国胜利实现和平赎买的独特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也曾希望找出一个好的方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社会政治矛盾，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然存在的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政治矛盾缺乏认真的研究，在发展进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85l页。①《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83页。
程中出现一些新问题，特别是酿成某种严重的政治事件之后，我们党没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对这些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科学的分析，却习惯于沿用过去的老经验，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看做全面的阶级斗争，并且照搬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法。这就导致了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最后发展到像“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对于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我们既缺少经验，也缺乏科学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其他方面的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这就造成了1958年“大跃迸”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失误。这些失误和挫折，无疑给人民带来了不幸，但是应当把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的挫折，同剥削阶级的统治集团不择手段地压迫人民，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所造成的危机区别开来，这两者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只有划清了这个基本界限，才能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历史曲折。第三，对错误和挫折的不同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建国以来错误和挫折的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历史决议》对这些错误和挫折作了深入的分折，对不同的情况作了区别：（一）把全局性的错误同局部性的错误加以区别。作为全局性的错误，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运动。其他如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比大革命”以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只发生在一定范围内，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二）把指导方针的错误同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工作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为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还是应当肯定的。在10年里，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坚持生产，使国民经济在遭到巨大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发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有被中断，这也是不能抹煞的。（三）把纠正错误不彻底同没有纠正错误的情况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前的错误，除了没有认识到的以外，只要认识到了的.都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决不是一点没有纠正，政治方面，1962年前后，既给“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又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摘掉了政治帽子。经济方面的错误，在1958年底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纠正，只是由于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被打断了。从1960年冬以后，我们党以巨大的努力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当然，那时的纠正是不彻底的（没有认识到在指导思想上犯了错误），但不承认我们党为纠正认识到的错误所作的努力是不应该的。错误有大有小不一样，知错不改和知错就改也不一样。
第四，对错误和挫折不应当只从消极的方面去看待。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错误本身是不好的，但只要认识了错误，总结出了经验教训，就会成为正确的先导，变为宝贵的财富。过去发生的几次大的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使制度上的弊病，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错误都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从而使我党对这些东西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就是深刻地认识了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的结果。我们党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就是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一定要改变长时间以来流行的对待错误和挫折的形而上学观点，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在一定条件下能转化为财富的一面。向错误学习决不是一句空话，只有善于思索的人才能领略它的深刻意义。历史的灾难必定会由历史的进步得到补偿。“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必将使我们在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方面得到补偿，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