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最核心、最根本的是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评价问题正确地解决了，其他的重大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都好总结。因为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各项重要工作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成就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取得的，错误也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犯的。一切重大的功过是非都与他的作用分不开，因此，《历史决议》把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历史人物。无论他所进行的革命事业还是他所提出的革命理论，既在中国历史上，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迹，发生着巨大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都是在他的思想哺育、教导、熏陶下成长的。他开创了一代学风、一代文风，至今我们常用的许多科学的政治语言都是由他倡导开来的。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那么巨大的历史功勋，尽管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作为他的战友、学生、后继者，要对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的评价，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为了对人民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又必须对他的功过是非加以评价。《历史决议》就是抱着这样崇敬的心情和审慎的态度，努力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方面同错误的方面区别开来，使我们党对他的评价成为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
首先，既充分地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又严肃地指出他的历史错误。《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历史决议》从中国共产党成立60年发展的历史同他的革命活动的密切关系上，论列了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建立的巨大功绩。同时也论列了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所犯的错误。既没有因为他的巨大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也没有因为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而低估或抹煞他的巨大功绩。《历史决议》说毛泽东同志的功大于过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第一，功与过的份量大小不一样，就拿他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功绩来说，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新中国倒退到旧中国。第二，功与过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毛泽东同志从开辟井冈山道路以来，作为中同革命的主要代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他的前40年被公认为立了大功，在最后10年犯了氏时间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第三，功与过的历史影响不一样。他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中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地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至于他晚年错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在陆续纠正，而且还是根据或通过发展他过去倡导的正确思想来纠正的。因此，《历史决议》说“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绝非夸张之间。
第二明确错误的性质，与林彪、”四人帮”的罪孽划清界限。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忽视或掩盖其错误的严重性是不应该的，这会导致更严重的错误。但是，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把毛泽东同忐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孽加以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同样会由混淆是非而导致混淆敌我。这两行的区别是明显的。第一，目的不同。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林彪、江青一伙则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推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毁灭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党。第二，活动不同。毛泽东同志尽管没有在全局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但其问还是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保护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等人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等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则是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人民公敌。他们的罪孽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第三，指出错误的责任，但着重于对所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应承担主要责任，这在《历史决议》中是明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既不能简单地仅仅以归咎于谁的责任了事，也不能仅仅以个人的品质特点来说明，而应着重于分析历史环境。毛泽东同志在延女整风期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指出：“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
①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当时是告诫别人的，现在对于他自己也应当取这种态度。《历史决议》根据这个精神，不仅指出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主观因素（比如骄做情绪的滋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条件，分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犯错误的国内原因和国际背景，理论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恨源。国内原因主要是指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矛盾，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他的错误在于时这些问题没有加以正确分析，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不应该采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国际背景，主要是指苏联领导人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端扩大到两国在政治上的对抗，迫使我们在国际上不得不进行反修斗争；毛泽东的错误在于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入国内和党内范围，并把它同党内的意见分歧混为一谈。他犯错误的理论认识根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而他本人还把这当成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为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他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主要是指我们国家漫长的封建历史、专制主义的遗毒对我们党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使我们没有能够迅速地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成了党内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滋长的土壤，”文化大革命”一经发动起来也就很难加以制止了。
第四，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把这一科学理论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加以区别，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历史决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结合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强调毛泽东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8页。
思想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则“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观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坚持毛泽东思想当然不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观点。把这两者加以严格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它为今后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历史决议》论列的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只是要坚持这些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正确的原则和结论，更重要的是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研究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五，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论点，曾被概括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历史决议》既分析了它的谬误，也指出了它在实践上的危害。这个“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必须坚决摒弃。由于这个“理论”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即专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因此，这个术语也不宜继续使用。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毛泽东同志基于这个“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错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革命，但是他本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那种革命进取精神，还是不应当否定的。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再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概念，也不等于不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仅巨前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行艰巨的革命斗争，而且将来也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为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理想而进行更加艰巨的革命斗争。这都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因为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历史决议》明确地把这两者加以严格区别，指出“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这是我们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庄重宣言。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对其错误坚决地加以剔除，对其正确的东西热情地加以保护，从而既科学地评价了他的历史地位，又正确地维护了他的光辉形象。《历史决议》的这种分析，充分地表现了我们党的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