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根本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基本经验。
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是很难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在纪念马克思逝世l00周年的时候，回顾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的贡献，对于追思革命导师的功业，使我们后来人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很有稗益的。
一、调查研究是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台的根本方法
认识社会要进行调查研究。马克思一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最早的调查研究还可以说是从农民间题开始的。1842年到1843年，莱茵省会议关于林木盗窃、酿造葡萄酒农民状况等问题的辩论，使他第一次去接触社会问题。而对于故乡摩塞尔河沿岸地区贫苦农民物质利益的考察。则成了他转向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不仅对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时他的世界观的转变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注重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实际调查，不仅高度地评价了恩格斯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而且1866年，他曾拟定过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大纲，指示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支部按照大纲进行调产统计：1880年，他提出过一张《工人调查表》，列举有关工人的生产、工作日、工资所得、工场劳动环境、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条件以及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等方面的99个问题，对于全面调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在被贫困和疾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艰难条件下，花费40年的心血创作《资本论》的过程，实际上是他在科学史上进行调查研究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他搜集和阅览了浩瀚的经济文献和统计资料，包括那些被英国议员们用作手枪射击靶子的工厂视察员报告；考察和研究了农业化学、农艺学、实用工艺学、实用经济学、地质学、货币上、技术史等一切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学科；研究并做过笔记.摘录的书就有1500多种，写的各种手稿、摘录、提纲和札记至少有100多本；此外。还密切地注视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变化。他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填密、彻底的考察和研究，使他“在
①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奠定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他的伟大战友恩格斯以及伟大的列宁也是对社会状况和在科学研究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提倡调查研究当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始。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对于社会历史情况也作过大量的调查，积累了许多统计资料和其他材料。这才使马克思、恩格斯有可能利用他门的调查资料以及他们的理论成果，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来为创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服务。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同资产阶级的调查研究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不仅表现在调查者的阶级立场、政治目的不同，而且调查方法也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把调查研究置于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①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说：“原则不
②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列宁提出“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的思想，要求“从事实的全邓总和，
③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他们所阐述的这些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
①《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页。①《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②《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第23卷第279页。
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不仅仅是进行科学研究的认识方法，更重要的，还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
④从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调查研究是根据对于客砚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去改变世界的一种方法。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一个伟大贡献正在于，把马克思、恩烙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包括调查研究，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使之成为指导革命、教育干部的方法。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调查研究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经历艰难困苦走向胜利的方法。马列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科学，为各国的无产阶级所提供的只能是一般的指导原则，而不可能是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各国的革命者都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说
①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以后他还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
②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个基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在1885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回答俄国革命问题时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
③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种条件。”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但在近代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跟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它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另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相勾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织，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革命的力量没有取得民主的手段进行革命斗争的任何可能。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极其特殊，革命过程极其复杂的国家里进行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的，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只能“根据自
④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解决这个任务。但是，这并非轻而易举。怎样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呢？这就需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国情，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
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又说：“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
②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是理论与实际相通的桥梁，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
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①《马克思致达・奥本海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②《马屯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页。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④《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105页。①《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9页。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
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没有调查研究，理论对于实践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指导，路线、政策就不可能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这就是说，不仅革命理论的创造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进行，把革命理论运用于实际也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实现。但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问内，特别是在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许多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对于中国这个客观实际不做或者很少做调查研究。当然，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任何人都有一个过程，中国革命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夺取胜利。但是，如果有了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即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那么，对于中同革命的认识过程就会缩短。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两次严重的挫折，固然反映了全党当时的幼稚状况，但是，就造成这两次挫折的主要领导人说，无论是右倾投降主义，还是“左”倾冒险主义，他们的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不做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状，因而不能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拿陈独秀来说。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在他连任党中央的五届主要领导入期间，既没有深入工农下层群众对中国现实状况进行调查，也没有从当时已有的社会历史资料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各阶级的关系进行周密的分析和研究。他没有弄清楚中国革命应该由准领导、依靠准、联合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许多观点脱离中国实际。他提出“二次革命”论，就表明他在根本上不了解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之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不同。他也不能从本质上去认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在农民运动兴起以前，看不到农民所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在革命运动兴起之后，又看不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反而主张强行解散农民的武装，当蒋介石已经暴
①露出反共面目之后，还声称要“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等等。他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致了惨重的失败。毛泽东同志批评陈独秀不做调查研究时指出，蒋介石手里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中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②
比起陈独秀来，学生出身又无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吏是缺乏调查研究。1924年大革命运动初起时，他刚考入湖北武昌商业大学预科。1925年秋，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4月回国后，既不愿意到展现革命希望的农村根据地去，山不愿意到劳动条件艰苦的基层工作。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他的“左”倾错误须导的整整4年间，他在国内只呆了9个月。从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算起，在10年里，国内生活的时间总共也只有3年左右。他脱离中国实际，却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唬了不少人。据说，他把一些“本本”背诵得烂熟，曾狂妄地认为：半部论语能治
①在1926年12月中央特别会议上的《政治报告》。②《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6―1127页。
天下，读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统治中国？他目空一切到了极点，张口闭口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但是这不能使他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因为他没有从事过任何实际斗争，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研究，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祖国。像他这样对于“中国是个什么东西”根本不懂得，也不愿意通过调查研究来懂得的人，怎么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呢？怎么谈得上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呢？毛泽东同志说得好。“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①败”。与陈独秀、王明这些人完全不同，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这是他的同时代的人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一个显著优点。还在求学期间，他就利用假期，步行千里，“游学”农村，做社会考察。他生平的第一次调查活动使他对自己国家的状况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送走一批又一批学友旅欧勤工俭学，自己却执拗地要留在国内。他觉得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很不够，作为中国入，要在现今的世界上尽点力，不可不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②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以后，更是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这种实地的调查和研究。他说过，在他早年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上，井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他能运用书中的道理，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的实际的阶级斗争。从1921年参加建党到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的13年间，在他先后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的时候，几乎每年都用时间或到工人群众，或到农民群众，或到红军战士中间进行调查研究。他考察过湖南、广东、福建等省几十个县的农村，他的调查对象除工人、农民外，还包括穷酸秀才，钱粮师爷，县衙狱吏，商会会氏，破产地主，学校教员等各色各样的人物。他的调查报告和材料仅保存下来的就有10多篇，达20多万字。这些调查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状况、土地历史、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宗祠族权、家庭伦理、世俗习尚、风土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像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时间这样长久，次数这样频繁，规模这样宏大，内容这样广泛的社会调查，是极其罕见的。
毛泽东同志是党内大兴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但是，他也很重视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即使在偏僻的山沟里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动乱的条件下，他都尽可能地搜集马列著作阅读。1929年11月底，他在汀州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要求赶紧寄来“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出版物。到达延安后，更是通过各种渠道购买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读物，刻苦奋发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所进行的实际的社会调查和多方面的实践活动，再加上这样坚毅的理论准备，使他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从而实现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艰难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其他许多卓越领导人也都是这样通过对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含辛茹苦的奋斗着。
当然，深入实际的社会调查不是调查研究的全部，但是现在所说的调查研究，首先是指这种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对于革命工作来说，这是最具有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②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第11页。
决定意义的。毛泽东同志不仅自己注重社会调查，而且号召全党开展社会调查。地方工作要做社会调查，军队工作也要做社会调查。无论在井冈山时期，江西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延安时期，他都十分强调这一点。在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广大干部逐渐养成了做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显著提高，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得到很大增强，为党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也与注重调查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面对着腐败的国民党留下的破烂摊子，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的许多领导人率领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负责干部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制定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迅速扭转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使经济恢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而且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通过调查研究使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查研究，努力摸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1960年冬以后，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都凝聚了全党通过调查研究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智慧。但是，同民主革命时期所经历的情况相似，党在一段时期犯了严重错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使党的指导思想严重脱离我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在历史上开创了调查研究传统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一度丢掉了这个传统。他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1958年搞“大跃进”犯错误是这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犯错误的原因之一，也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制定出一系列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体制、农业经营管理制度、组织干部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使我们国家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出现了中兴繁荣的局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要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活动与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①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它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革命实践，离不开对于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就它的形成和发展来说也是这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前所述，毛泽东同志进行的调查研究与马克思进行的调查研究毕竟又有不同的一面。这种不同不仅表现于，在马克思那里，调查研究主要是个人用于进行理论创造，毛泽东同志则把调查研究进一步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在于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和统计材料之类进行研究来形成革命理论，如列宁所说的，“把②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就毛泽东同志开辟中国自己的道路这方面的理论来看，则主要是通过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亲自调查，即社会调查而形成起来的。因为在中国，如他本人所说，没有“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①工作不可”。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关于农民问题。在马列著作里，对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和在夺取政权后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等问题，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但是，在中国这样以农民人口为主体的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怎样充分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呢？怎样具体分析农村各个阶级和不同阶层农民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从而确定革命的依靠力量、团结力量和打击对象呢？这就不仅需要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关于中国农民的各种文献资料，更需要对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毛泽东同志出身农民家庭，长在农村，对农民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性。他在15岁阅读中国的文史书籍时，就发现书里没有写种田的农民。在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即使在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的时候，也没有忽视对于农民问题的关注，没有问断对于农民问题的实际调查。1925年他回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对农民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发现贫苦农民“非②常富有战斗性”。1926年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不仅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还把学员按不同省籍，组成各省农民问题研究会，提出租率、利率、工价、田赋、主佃关系、厘金杂税、农产价格、抗租减租、抗粮情况、地主之来源、直至民歌、成语等等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研究各省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和农民运动情况。他还组织学员到广东海丰、韶关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并把学员们写的调查材料加以编选，收集在他所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农民问题的历史文献――《农民问题丛刊》之中。他在《丛刊》序言中说：这些调查“所述只属大略”，“我们应当拿了这一
①《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7页。②《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②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①全国调查来”。
1926年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主管农民运动后，更是把精力倾注于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当蓬勃高涨的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遭到同民党右派势力的污蔑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责难后，他毅然回到湖南走访了5个县，做了32天的实际考察，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当时唯一全面调查过农民运动真实情况的领导人。通过实地调查，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农民革命兴起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同时也认识到了党中央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他在1927年2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备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在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又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这次调查，不仅对他形成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而且对他一生的实践和理论活动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同志不是第一个研究农民问题的，但是由于他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这样长期的实际调查和研究，对于农民革命斗争有这样深切的了解和感受，因而在他当时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能够最鲜明地论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右倾危险。他根据正在蓬勃高涨的农民运动需要加强领导的客观情况，针对党内出现的放弃资产阶级对农民革命运动领导的错误倾向，明确地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迎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间题下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下会拥护这个革命。”但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却不怖得这一点。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不明白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封建地主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然面要动摇这个基础，“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①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在这些著作里，毛泽东同志不是一般地承认农民运动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不是宠统地把不同阶层的农民看作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而是通过各阶层农民进行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应当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为基础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不是抽象他说明农民革命斗争的重大作用，而是着重从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中论述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农民的领导权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基础。
①《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①《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
（二）关于工农武装割据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通过组织城市工人发动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的。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也找不到其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同样是首先集中主要精力开展城市工人运动。北伐战争开始后，党才比较多地注重农民运动。然而，这时并没有明确要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党组织武装的反抗，先后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揭开了独立领寻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辉篇章，但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还是把革命重心放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革命实践提出来的，也是全党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就毛泽东同志来说，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首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又不能不归功于他在革命实践中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的注重。八七会议后，他在回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的途中，曾翻山越岭，过平江，到修水一带调查访问，了解当地农民和党组织的情况，为发动秋收起义准备了第一手材料。在部署秋收起义的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他了解到井冈山地区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便对那里的情况发生浓厚兴趣。这些情况帮助他在沏阳文家市决定秋收起义部队的去向时，正确地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大城市不是我们立脚的地方，我们要找一个群众基础好，地势条件好，几万敌人也无奈我何的地方。到达宁冈后，经过分兵转战湘东、湘南，以及对湘赣边区各处的实地调查和比较，认为井冈山地势复杂险恶，周旋余地大，敌人统治力量弱，再加上有群众基础和地方“党的组织，实行武装割据是有条件的。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谈到这个情况说：”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①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要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怎样打游击？书本上没有，外国经验没有。北伐战争也是正规战。只有在实践斗争中学，通过调查研究来学。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王佐、袁文才那里了解到井冈山过去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地主武装围剿他几十年，也没有打垮他。他所以站住脚，只有一条经验：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个故事给他们很大启发，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可以把朱聋子的办法改一下，不但要会打仗，还要会打圈。在战争实践中，红军战士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地创造了开展游击战的许多战术。例如，著名的“十六字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等。这些战术远远超过了朱聋子的“打圈”战术。毛泽东同志把这些战术加以总结，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从而形成了关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完整理论。
（三）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的主张。八七会议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如何革法？没有形成结论。在外国，只有苏联实行过，这就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国有，消灭地主富农。共产国际代表主张中国也实行土地国有。“左”倾错误领导不问中国的具体国情，教条主义地生搬外国经验，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9页。
①全归组织成的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毛泽东同志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开始并不是十分明确的，但是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使错误的认识不断得到纠正，最后日趋完善。
在八七会议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表示过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的意见，但是两天以后，在致中央的信中也提出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的主张。上井冈山后，土地政策成为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为了制定具体的土地政策，毛泽东同志上山不久就进行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通过这两个调查，初步地了解到了湘赣边界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他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总结一年来土地斗争的经验认为，按照中央的规定，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虽然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对于中间阶级的打击“过重”了；他们反叛革命，依附豪绅阶级，使贫农陷于孤立，于革命斗争不利。毛泽东同志说，”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可以考虑“向臼耕农让步问题”，
①但由于没有讨论研究，“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一个月后发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就是根据中央办法规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的条文。1929年初，党的“六大”决议传达三井冈山，同时根据闽西调查和兴国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改变了上述规定。这年4月颁布的兴国县《土地法》，明确指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毛泽东同志为了帮助开好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率领红四军前委派来的同志向代表们就土地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在他的指导下，这次代表大会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下没收”；对富衣“不没收其田地”，也“不派款”，争取“中立”；对小地主“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它过分打击”，并肯定了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的分配土地办法和实行给地主及其家属以生活出路政
②策。这些规定大大地限制了没收范围，缩小波及面，减少了土地分配斗争中的阻力。井冈山、兴国县的两个《土地法》和闽西的土地政策，在实践中为正确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表明了党对于土地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
寻鸟调查和兴国调查是毛泽东同志发展土地革命政策的两个十分重要的调查。这两个调查内容丰富，解决的问题也较多。首先是关于工商业问题。当时有的地区还有“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的“左”的影响，对中小商人和工商业兼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实行没收政策，党对于工商业问题也未做过认真的调查。毛泽东同志说：“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即使能规定③某些正确的原则，也“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因此，他在1930年5月“下大力”进行了寻乌调查，系统地了解了这个地区的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的情况，写下了8万多字的调查材料。其中“寻乌的商业”一章，长达3万余字，是他进行城镇调查唯一系统的材料。这次调查使他了解了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的剧烈情况。这次调查之后，保护工商业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其次，关于富农问题，
①1927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0页、71页。②见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
这是土地政策中影响较大的一个问题，在政策的制定上，党既有一个认识过程，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左”的或有的错误倾向，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明显表现。寻乌调查之前，对待富农只规定抽多补少的原则已反映出缺点。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同志认为富农在抽多补少时只拿坏田，不抽好田，这种“肥瘦分配的斗争”，既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也是“土地斗争的中心”问①题，于是决定“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项原则进一步限制了富农，有利于贫农，正确地引导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展开。寻乌调查尽管还没有把富农与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严格区别开来，也不可能不受共产国际根据苏联经验提出的“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对富农的政策还是比较适当的。1931年王明路线贯彻到中央苏区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被扣上了“富农路线”的帽子。他们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使土地革命斗争出现了较大的反复。1933年的查田运动，也不可能没有“左”的指导思想，但毛泽东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尽力对“左”的倾向加以限制。他深入调查研究搞试点，根据土地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削弱富农”的政策。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区别，宫农是半封建剥削者，“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为了巩固地联合中农、不侵犯中衣的利益，首次提出了“富裕中衣”的概念，以稳定富农与中农交界的那一层人，使他们“脱离地主富农①的影响，团结在贫农周围，一致向地主作斗争”。接着在10月颁布的《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又规定了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具体标准，以及从剥削时间和剥削分量上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数量界限。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左”的错误的发展。第三，在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同志还深入地了解了农村的剥削状况。在寻乌地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和税捐剥削的方式竟达20多种。毛泽东同志说，他历来疑心书上记载的“卖妻鬻子”的话，这回特别过细地作了调查，结果几个村子确有其事，说明“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在兴国调查中，继续了解农村的剥削状况，以及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通过这些调查了解，使他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基本概念：一方面，地主、富农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另方面，贫农和中农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仅占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②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还作了一系列土地问题调查，使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一套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正确办法不断完善起来。在调查中，他发现到处存在的“荒田现象”与土地所有权不明确有关，提出：过去分好了的田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这就彻底纠正了“土地国有”的规定。1932年。他根据长期土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于农村的各个阶级、阶层划分的标准作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4页、22页。①1933年6月14日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见1933年10月《斗争》第32期。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26页。
了明确的政策规定，解决了党长期没有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这样，经过前后六七年的调查研究，按照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说法，才算认识了中国农村。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为党制定了一条基本上适合我国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后党的政策虽经几次变化，但基本上没有离开这条基本的路线。
（四）关于根据地建设。这是工农武装割据之后出现的新问题，也是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军相区别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十分熟悉，深知建设根据地的重要。他率领部队上井冈山的时候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他还让部队讨论，王佐、袁文才的武装在井冈山能够长期存在，我们有党，有革命武装，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什么不能存在呢，军阀能割据、为什①么我们不能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就要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怎样建设根据地呢？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毛泽东同志在进行实际调查时，也把根据地建设问题列为重要内容。
根据地建设，首先是政权建设。在井冈山调查时期，毛泽东同志发现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没有解决好民主政治的问题。各级革命政权建立了，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和宣传教育的缺乏，还不习惯使用民主权利。一方面，执行机关代行权力机关的职权，工农兵政府权力独揽，由群众选举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形同虚设；另方面，党组织包办政府工作，直接发号施令，把政府机关搁在一边。根据这种情况，他提出了要把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来建设的思想，指出要加强“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党的领导要避免“国民党直接向
②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到了中央苏区，他也很重视苏维埃政权的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在受到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之后，他的工作上要在苏维埃政府方面，使他比过去有更多的时间研究政权建设问题。通过一系列社会调查，特别是兴国长冈乡调查和上杭才溪乡调查，他认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是解决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除了工作方法外，有些人还不懂得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区别。因此，他在《今年的选举》、《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乡苏怎样工作？》等文章中，强调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群众自己建设和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苏维埃政权的宗旨是，“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
①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与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既要用全力去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又要用尽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地改良群众生活。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应当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他认为，尽管苏维埃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但是，如果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不注意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那么，扩大红军，动员支前等工作都是搞不好的；长冈乡、才溪乡的工作人员所以“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
①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②《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页、73页。①1934年4月10日的《乡苏怎样工作？》。
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创造了一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成功的工作经验，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②个困难”，使群众认识到苏维埃政府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同他们呼吸相通的。因此，他提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应当向长冈乡、才溪乡学习，真心实意地去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从组织犁牛合作社到老婆生孩子，都要关心。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从而形成为任何力量打不破①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根据地建设，除了政权建设外，还包括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任务。在中央苏区，为了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除进行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外，还利用养病休息期间在长汀和瑞金等地进行了调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就是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通过这些调查，他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对这个问题，当时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在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等战争胜利了，有了和平环境再搞；也有的把经济建设看成一切任务的中心，忽视了革命战争的环境。毛泽东同志认为，把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对立起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调查中了解到的许多生动事例表明，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既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又能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因此，他提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
②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二是三种经济成份的关系。根据地的国民经济当时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三方面组成。国营经济力量较小，合作社经济在不断发展，私人经济占绝对优势。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个情况不可能迅速改变，提出苏维埃政权对于这三种经济成份采取的方针，应当是：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他说：“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
①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些经济政策，不仅指导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也成了以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为把根据地建设成为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同志基于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提出的上述理论思想，当然不能囊括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但是，不难看出，上述的理论思想在他的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思想中占有显著重要的地位。当时提出的这些理论思想还有待于后来丰富发展、系统总结和进一步理论概括，但是却已经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的基本内容。这些理论思想创造性解决了主要群众是农民、主要任务是土地革命。主要斗争方式是工农武装割据这样一些
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23页。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8―139页。②《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0页。①《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3页。
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
三、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所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活动，一方面，使他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理论，另一方面，通过对于调查研究实践的总结，使他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使之成为有丰富思想内容的科学理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一）认为调查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是说，把调查研究方法提到认识论高度来认识。方法论和认识论是统一的，方法论是由认识论派生出来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尽管使调查研究具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但是他们论述调查研究的作用时，仍然把它作为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来看待。毛泽东同志把调查研究引向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与进行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着，对它的作用的认识有了发展。毛泽东同志使调查研究成为一种理论，营先就在于从哲学上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前提。他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情况办事，就是要求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使主观符合客观，获得正确的认识，从而在这个基础上来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早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他就把调查研究看成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了。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就同对于调查研究的这个新认识密切联系着。他说，是否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党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有决定意义，“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在这里，既深刻地指出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又在实际上提出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基础的思想。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同志第一篇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论文，也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的历史文献。正是在这篇著作里，毛泽东同志专门论述了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口号。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同志对自己多年从事和倡导的实际调查工作的深切体会的理论概括；也是对那些不做调查研究，致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严重教训的深刻总结。它反对了当时党内和红军内的把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错误思想路线，代表了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的正确思想路线，即文章中所说的“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年以后，他在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所起草的《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对“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作了补充和发展，使之更加周密和完备。这两个口号就其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动表述而言，说明调查研究已经不能仅仅看成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而应当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但是，“左”倾错误领导却没有接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并且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还把它斥为“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左”倾错误领导反对调查研究，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说明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弄懂弄通。1941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批判“左”
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2页。
倾错误领导时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
①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他还明确提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
②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同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党的文件形式肯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口号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理，并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在1961年，党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转发邓子恢同志的调查报告写的批语中进一步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1963年5月，党中央在《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问题，号召各级党委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把调查研究的意义提到了过去从来未有人讲过的理论高度。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调查研究事实上成了无产
①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
（二）把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相统一，赋予群众路线以认识论的基础。党把调查研究作为思想认识路线问题提出，跟党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大致在同一时期。1929年9月，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既强调了红四军的调查工作“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同时在论述红军的工
②作方法时接连三处谈到要经过“群众路线”的问题。这是党最早明确使用“群众路线”概念的文献之一。在随后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同志在强调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的时候，也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
③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的思想。调查研究作为思想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几乎同时提出，这难道是纯粹偶然的巧合吗？恩格斯说过，某些必然
④的东西总是在表面看来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隐蔽地存在着。在提出者那里，尽管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调查研究的过程与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但是，向社会实际做调查就是向群众做调查这一点是明确的。陈毅同志当时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时，特地将“调查工作”列为红四军的群众工作的第一项。在周恩来同志主持写的“九月来信”中也是将切实做调查工作列为红军的群众工作的第一条。毛泽东同志以后在讲调查研究的时候，也总是强调“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经过10多年的思想孕育，到了1943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便将这两个过程的实际上的统一关系，从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发。一方面从认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18页。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页。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②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39页。③见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48―549页。④参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皙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识论上深刻他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样，群众路线的理论，也可以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认识论。这样说，不仅因为群众路线的工作对象和调查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同一的，而且因为在党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除了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完成党的工作任务外，从认识论上来说，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又通过调查研究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过程。说这两个过程是同一个过程，不仅是说的同一个工作过程，还是说的同一个认识过程。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和条》草案中，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法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毛泽东同志通过阐述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统一胜，使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并且把调查研究的认识论当做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应用于党的实际工作所做的重大发展，它表明党坚持群众路线，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另方面也是由于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了实行群众路线，乃是革命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证。
（三）认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重要环节，因而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建设既有思想建设，也包括有作风建设。调查研究既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是党的作风问题。毛泽东同志虽然在20年代末期就把调查研究看成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的思想路线没有得到清算，直到40年代初期，在党内还存在着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许多同志不愿意迈开他们的双脚到社会实际和人民群众中去，不愿意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满足于一知半解，夸夸其谈；坐在机关里想当然地发号施令。有的人工作了三年五载，不仅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状况全然不了解，就是对于所在单位的“下情”，也若明若暗。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
①我们的许多同志。”他在列举主观主义的表现时，把不做调查研究列为主观主义第一条。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也把这种作风看成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因此，延安整风，首先就是整顿这种主观主义的坏作风，并把提倡调查研究看成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环节。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全党推②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为一派新风，并有力地推动了其他作风的转变，使延安时代成为党的历史上党风最好的时期之一。人们常说的“延安作风”，一个根本的内容就是指实事求是，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实事求
①《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7页。②《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2页。
是。建国以后，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这个好的党风遭到了严重破坏。代之而起的，是作为它的对立物出现的“浮夸风”、“瞎指挥风”等等。1961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也包括有重新整顿党的作风的意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口号的提出，从党的建设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历史上实行调查研究的好的党风。毛泽东同志指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他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还要求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的同志做出榜样，在开会之前，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党中央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各级党委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深入基层，亲自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使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并且说：“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事实正是这样，1961年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之后，在某些方面，党的思想路线有了一定程度的端正，党的作风也有较大的转变。到1965年底，基本上扭转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使党的经济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四）丰富了关于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的内容。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十分强调调查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他们对研究工作所持的严谨态度，成为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一代楷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时。坚持了他们主张的科学态度，明确地提出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在客观事实面前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从客观事实本身中引出结论。1961年3月，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那封信中指出：“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伯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是对实际工作中调查研究的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并使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同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眼睛向下，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恩格斯不仅是进行理论的调查研究的楷模，而且是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进行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的伟大榜样。他对英国工人的苦难和斗争，对他们的希望和要求，进行了21个月的全面的详尽的调查研究。他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社会主义文献中绝无仅有的调①查报告的杰作，被列宁称之为“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的描述”。恩格斯能获得这样的成功，与他对工人群众怀有满腔的热忱，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置身于工人群众之中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他自己说过：“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摈酒，把自己的空闲
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页。
②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做”。恩格斯是这样地做了，他的这种虚心向劳苦群众学习的调查态度是永放光芒的。毛泽东同志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亲身体验，把对待劳动群众的态度问题不仅作为世界观问题提出来，而且看成是调查研究的态度问题。他明确指出，只有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精神，才能做好社会的实际调查研究。他每次做调查研究都把被调查的群众当做“可敬爱的先生”，采取“恭谨勤劳”的谦③虚态度，因而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他要求做实际调查的同志都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在1963年5月关于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那个文件中，党中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指出：“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就不会做，也不会做好什么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态度的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对于党的调查研究活动开展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对于进行社会实际调查的具体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走马观花”，四处巡视，做了解全局的面上的调查；“下马观花”，深入基层，做“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并用这两种方法，可以使一般与个别相结合，对于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很有帮助。在这两种方法中，毛泽东同志认为“下马观花”，深入基层的方法更为重要。因为“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
①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毛泽东同志还提倡“开调查会”，这是调查者跟被调查的群众直接讨论问题的一种好方法，对于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有时能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这些方法，既是他个人进行实际调查的经验总结，也是经过全党同志实践反复检验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使调查研究的思想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放异彩，成为绚丽璀灿的奇花。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寻言》一文中指出：“理
②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对于共产党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努力通过它使马列主义理论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时期，党通过它使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取得了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伟大成就。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
③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还缺乏实际经验，还不可能完全避免盲目性。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无止境的，调查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党还将通过它使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页。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③《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8页。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当然，现在的情况跟过去战争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工作的范围由局部地区转向了全国，革命的任务由进行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转向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环境由落后的、单一的、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状态进到拥有相当水平的社会化生产，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时代，因此进行社会实际调查的方法和手段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把思想观念和观察视野完全不变地继续停留在一个世纪或者半个世纪以前，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所要求的；仅仅满足于过去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某些具体经验，也是与新的历史条件不相适应的或者不完全适应的。特别是我们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各项改革的艰巨任务，不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是很难获得成效的。正如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样，新的历史条件也要求党不仅坚持马克思卞义的调查研究，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把毛泽东同志为党所开创的调查研究传统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理论继续推向前进，我们相信，只要坚定继承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各个领域的实际，采取一切先进手段和现代化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那未，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任务。同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发展，也一定能够使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伟大强国。
（写于1983年1月，主要内容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