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在28响礼炮――仿佛是向中国共产党经历的28年艰苦卓绝革命斗争致敬而发出的惊天动地的轰呜声中，毛泽东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比预期的要快，装备劣势、兵力弱小的人民解放军仅用3年时间打败了装备精良、兵力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是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这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感怀。但伟大胜利的提前到来也孕育以忧。胜利太快，使建设新国家的许多工作准备不足，包括实现革命转变，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产生的伟大理论。它的革命精神和正确思想指引着新中国进行革命转变，对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它的某些不足也对建国以后历史的曲折发展有一定消极作用。
一、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要经历的特殊阶段。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前途虽然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但是，全面、深刻地阐述两个革命阶段的区别与联系，系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不是中共核心领导成员，其主要精力在从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对于革命理论问题既没有闲暇、也没有条件去进行系统的全局性的思考。但自遵义会议确定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便总揽全局。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不断研究关于中同革命的基本理论，包括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
毛泽东最早明确地提出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思想是在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华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准备改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政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在说明政策的变化时阐述了革命转变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民主主义革命何时转变力社会主义的革命，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
①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像毛泽东这样明确地谈论革命转变问题，在党的思想发展史上尚属首次。这以后，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5月至1939年9月是毛泽东建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准备阶段，亦图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酝酿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方面结束了长期内战的分裂局面，给中国政治带来了生机；另方面，中同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政见分歧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同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之间的斗争仍很尖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及其前途的思想，逐渐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1）中国革命要经历多个阶段，但前途一定是社会主义。1938年5月，毛泽东答施方白先生问说：中国目前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要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的前途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容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及至帝国主义被推倒了，那末世界都是社会主义，也不容许中国单独向资本帝国主义发展。所以中国的前途也一定是社会主义。”①
（2）要实现革命转变，首先必须进行好当前阶段的革命。在193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两篇文章，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并且明确指出不流血的和平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1939年9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再次指出：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两篇文
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0页。①毛泽东1938年5月11日的谈话。
②章。“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做的”。他十分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执行正确的政策，团结一切爱国的、抗战的各个阶级、阶层，努力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3）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目标就是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1938年7月，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要使我们国家有独立的政府，有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经济向前发展。农工商业由国家与人民合作经营，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有土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科学与文化部能提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样的国家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
①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新中国。”在这里，毛泽东虽然还没有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但实际上初步地勾勒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轮廓。
第二阶段：1939年12月至1945年党的七大，是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确立阶段。
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形成，以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标志。这两篇接连发表的重要著作第一次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从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首次阐明了两个革命阶段的逻辑联系，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不仅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式的特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从而建构起了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在分析两个革命阶段的性质与任务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两个革命阶段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有机构成的两个部分，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须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还具体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描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从革命转变思想理论的视角而言，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价值，新民上主义社会，作为两个革命阶段转变的中介，解决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从而把革命转变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层次。这是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研究革命转变问题的一个伟大理论创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补充。
党的七大肯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发挥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深入分析，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强调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历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
②毛泽东1939年9月24日与美国记音斯诺的谈话。①毛泽东1938年7月2日与世界学联代表的谈话。
①总纲。这里，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两者不可截然分开。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地区（例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际上已经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是资本主义太少了；中国共产党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是长期的，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充分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建立包括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一
②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
第三阶段：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对革命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1947年12月的中央会议和1948年4月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又阐述了革命转变问题，对《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思想作了重要补充和发展。1948年下半年以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日益迫近，革命转变问题即将由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毛泽东进行了新的深层次的思考。在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在纪念七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毛泽东都深刻地阐述了革命转变问题，即使革命转变具有了多种涵义，也使革命转变的理论内容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
革命转变首先是战争向和平的转变。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原来估计要打5年的解放战争3年就取得了胜利，提前两年实现了和平。在毛泽东看来，有了和平就有了转变的基础，没有和平什么也谈不上，连年战乱的局面结束了，这就实现了民主革命的基本目标，为实现革命转变创造了起码的政治环境。
革命转变同时是革命向建设的转变。革命是破坏旧世界，建设是创造新世界。连绵不绝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大的毁坏。国家贫穷，民生凋敝。
①革命胜利了，“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事业，成为全党工作的首要的中心的任务。“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就是为实现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而提出的战略构想。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毛泽东号召全党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学会做经济工作。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基础。
革命转变也是党的工作重心中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就提出，现在的根据地是一个战略的出发地，要有由乡村转变到城市去的精神准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着要乡村时就在乡村，当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准备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准备夺取大城市，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深刻意义，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井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乡工作必须密切结合，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用极大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既
①见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②《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0页、1098页。①《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7页。
要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又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工作，并使其他工作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不难看出，实现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是实现革命阶段转变的前提。
革命转变也包括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使我们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早在1943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家，在1944年5、6月，又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要搞工业革命。1945年4月，在七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随后，在赴重庆谈判时的参政员茶会上的讲话中，还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的光辉思想。l948年底，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初步地阐述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两个转变的关系，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明确地把实现前者的转变，作为实现后者转变的重要内容和同步目标，这就是说，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的思想，是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思想的深化，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生产力发展方面的衡量标准。
革命转变，归根结底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以上几方面的转变，在根本上都是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毛泽东在上述讲话和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
――中国工业异常落后，现代性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据抗战前统计）。这是“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制定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同情基础。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份构成。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双重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早在1940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
①一样。刘少奇在1948年12月阐述毛泽东的思想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状态，其特点是过渡时期，过渡的性质不能长久，可能是10
②年到15年时间。在1949年9月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也讲过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
这样，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多方面地展开了作为革命转变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想。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来看，他的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内容是异常丰富的。它的基本精神载入了作为新中国临时大宪章的《共同纲领》。
①毛泽东1940年3月4日在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的讲话。②见刘少奇1948年12月25日在华北财经委员会上的报告。
二、对毛译东与刘少奇的革命转变理论的著于比较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从河北平山西柏坡迁入北平。毛泽东仍将主要精力放在战争问题上，指挥人民解放军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胜利。刘少奇没有肩负指挥战争的重任，对革命转变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赴天津地区指导工作，宣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纠正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对待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阐述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若干政策。他在天津的十几篇讲话和后来访苏归来的一些讲话中，虽然主要是在解释和发挥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但是对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以及如何实现革命转变等问题也有不少看法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这些看法，有的改变了他在此以前的一些观点，有的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思想，有的与毛泽东讲的角度不大相同，有的则是毛泽东没讲的新思维。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对革命转变问题都是在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正是为了完善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刘少奇的一些看法，既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些思想是否能视为种下了两人后来思想产生分歧的根子，也不是不可以思考的。从研究刘少奇的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这是刘少奇的思想理论放出异彩的又一个活跃期。从研究革命转变理论的视角来看，它也增添了某些新的思想内容。毛泽东与刘少奇在革命转变问题的看法上，有以下一些不同层次的区别。
（一）关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是党的中心任务，但是作为城市工作问题讲的。刘少奇发挥了这个思想，并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1949年8月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敌人肃清了，秩序安定了，造成了一定条件、环境，能使我们从事经济建设。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20年甚至30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同年9月，刘少奇在北平高级干部会议上作访苏报告时还说：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最高的利益。在建国前夕，对于经济建设在革命转变中的地位讲得如此高屋建瓴、斩钉截铁，是十分难得的。30年后，这个思想在新时期党的领导人论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时，几乎连措辞带语气都得到了历史的回应。
（二）关于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毛泽东从中国的现状出发，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应当容许资本主义有适当发展，对于资产阶级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刘少奇发挥了这个思想，从中国资产阶级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视角出发，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原理，在理论上对“利用和限制”政策进行了论证。他说：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是有进步性的，它对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绩的。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
①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它的进步性、革命性是主要方面。还说：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展几百年，而我们才只几十年，让资本家存在和发
②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他还明确指出：“资本
①参见刘少奇1949年5月19日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②刘少奇1949年4月28日在大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家是个生产力，农民是个广大的生产力，手工业也是生产力，国家生产也是
③生产力。这些生产力都要提高。”一个“中国资本主义处于青年时代”，一个“资本家是个生产力”，这两个观点是刘少奇从中国资本主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他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他提出了“剥削有功”论。从伦理主义的立场来看，关于“剥削有功”的一些说法不尽周全、慎密、完善，可能会产生某种逆反刺激；但是从历史主义观点来看，这个思想的根本点是立足于生产力标准这个尺度的，因而无可厚非。它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恶是历史的动力”观点的另一种表述。
（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主要矛盾。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正式发表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对这一表述作了修改，增加了“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一语，对历史前提进行了限制。这个修改比原来的论断准确一些。）刘少奇在1948年9月会议上曾阐述了这个观点，并在修改张闻天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时增加了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他在天津的讲话也是宣传这个观点的，没有提出疑问。但是到了同年7月，他以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身份写给联共中央斯大林的报告却有了不同的提法。他写道：“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在原稿上还有一句，“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正式稿删去了。――引者注）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刘少奇批评的观点不大可能是冲着毛泽东的报告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但文字表述却很相似。其实，这也是刘少奇本人在1948年9月会议讲话中的观点。在全国解放后，在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的1952年6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时，刘少奇又同意了这个论断，并没坚持致斯大林的报告上的观点。当时对新中国建设的道路还处在探索中。现在，从这个报告的原始提法及其修改中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在一个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
（四）关于对资产阶级的联合与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经常谈论对待资产阶级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并以联合为主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讲的很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只讲到对待资产阶级既要联合又要斗争。刘少奇则明确地认为对资产阶级要实行以联合为主的政策。他说：对资本家有斗争有联合，今天重点是联合，不要把它通通斗争掉。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
①的政策重点摆在联合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他还指出：今天是保留资产阶级，不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资产
①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这样的观点，毛泽东虽然也讲过，但结合建国前后两个人思想发展变化的轨
③刘少奇1949年5月10日在唐山冀东区党委扩大会上的讲话。①见刘少奇1949年4月24日在天津党政军民干部会上的报告。①刘少奇1949年5月19日在干部会上的讲话。
迹来看，毛泽东更多地是从策略上来分析对资产阶级的关系，刘少奇在这个时期则主要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认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这可能是两人对待资产阶级态度的基本分歧。
（五）关于“四面八方”政策。这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提出的。原来的侧重点是在强调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兼顾各方，各得其所。4月18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委会上的讲话中已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他说：毛主席要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两方、内外两方、公私
②两方、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这以后，刘少奇在天津和北平的一系列讲话中多次讲解“四面八方”政策时，除了讲“全面照顾”之意外，更多地是从“互相限制”的角度加以解释。他说：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政策，劳资两利也是一种限制政策。双方要顾，就是相互限制，也是相互斗争。例如，税收是你们限我们一下，我们也要限你们一下，既要允许工人向资本家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也要允许资本家向工人作斗争，使企业能够维持正常生产。我们说双方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这样才能做到劳资两利。光工方有利或者光资方有利都不成的。应该叫“劳”、“资”两利，同时也要
①“公”、“私”兼顾。显然，刘少奇的这种解释已经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原意了，这里有一个从什么角度来认识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四面八方”，更多地是着眼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一个倾斜政策。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毛泽东同志确定“劳资两利”的方针，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利润。我们是在发展生产
②的基础上保护芳动和限制资本。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则更多地是从“资本家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来阐释这一政策的，因而基本上是把“四面八方”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看待的。
（六）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毛泽东对此没有具体的论述。在建国后一次政协会议上，毛洋东只是说过，“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
③期”。相比之下，刘少奇对这个问题则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他强调了转变的两个条件，一是只有“生产过剩”了，国家工业充分发展了，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在1949年5月的两个讲话中说，从现在起，就搞到中国的工业是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那时私人资本的视极性用
②《炎黄子孙》1988年第5期发表薄一波在该杂志创刊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讲了“剥
削越多越好”之类的话后，毛泽东赞同讲话精神，但感到这样的话不大好听，不一定这么讲。于是讲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十六个字，并托薄一波转告刘少奇。刘少奇表示，“毛主泽这样提，当然好”。从目前查阅到的文献看，毛泽东讲“四面八方”政策下是在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之后，而是在这之前。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一方面讲“四面八方”政策，另方面讲”剥削有功”论，直到1949年8月访苏归来后在东北高干会上还继续这样讲。可见，“四面八方”政策下一定是针对“剥削有功”论提出的。①参见刘少奇1949年5月在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1949年6月4日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报告，刘
少奇1949年8月28日往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②《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页。③《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页。
④完了，那时我们就限制让其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在6月的一个讲话中还指出：“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
①化。”）二是使资本家不害怕社会主义，愿意捐献资产给国家，实行和平转变。（他对天津的资本家说：社会主义怎样走法？就是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政策，如果不从现在想办法限制就不能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就要革你们的命。是从现在限制一下好呢还是将来革你们的命好呢？还是今天限制一下好。和平转变，就是你不反对社会主义，并让你发挥作用。如果你很能干，工厂还归你管。你感觉少了，国家还可以拨厂归你管。不减薪，还加薪，股东的股票由国家有代价的收归国有。10年退不完股，到那时就可以动员将股票献给国家。会有一部分资本家跟着我们共产党一道走到社会主义路上去的。）刘少奇阐述的这两个条件，前者讲的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后者讲的是阶级关系的变化。这是实现革命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虽然这里的思想还缺乏规范的表述，而且“生产过剩”的说法过于空泛，但是关于由国家收买资本家股票的设想与建国后的赎买定息政策的思路是一致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刘少奇在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上述思想，既源于毛泽东，又不完全同于毛泽东。有的思想比毛泽东深刻，但有的思想却不如毛泽东正确。各有千秋，又各有长短。将毛泽东的思想和刘少奇的思想进行多侧面的比较研究，是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挖掘革命转变理论的思想财富的重要内容。
④参见刘少奇1949年5月2日在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1949年5月10日在唐山冀东区党委扩大会上的讲话。①《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0页。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罅漏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为世界上众多的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实行革命转变，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模式。但是，由于这个理论还未充分展开加以论证，全面实践的时间比较短促，许多经验还未来得及进行总结，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对中国数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重新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进行再认识，一方面，更加领略到了它那耀眼的理论光辉和强大的生命力；另方面也感觉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理论还存在一些罅漏。现把个人在这方面的认识提出来，同读者讨论。
第一，关于两个革命阶段转变时间的衔按的模糊性。《新民主主义论》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果，因而也意味着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束是明确的。但是，是立即开始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理论提出之时直到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此都没明确。就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政策而言，似乎要建设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就没收官僚资本而言，似乎已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也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它是“一身兼二任”，也是“毕其功于一役”。对待两部分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和没收官僚资本所具有的二重性，使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起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可以有两忡理解，这就导致了建国后党内最初认识分歧的由来。
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二元论。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与主要矛盾的分析是不一致的，即把开展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事业视为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同时又认为同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出现了理论上的脱节或矛盾――主要矛盾下决定主要任务，反之亦然。这种理论上的二元化，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复杂特点，也反映了毛泽东努力突破传统观念但又没能完全摆脱的矛盾认识，从中国经济的异常落后状况而亨，新民主主义社会应当把进行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这实际上是承认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从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而言，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不认为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认识又与对于革命转变起点的不明确有一定关系。如果是认为“立即转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疑应当成为主要矛盾；如果是建设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后再进行转变，那末这个矛盾就不应当视为主要矛盾，当时认识的模糊性，反映在对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认识上不能不表现为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是不能长久的。毛泽东是彻底的一无论者，建国后不久即改变了这个认识。这种二元化状态成为后来毛泽东改变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一个认识原因。
第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不确定性。新民主主义社会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没有明确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在1944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却明确地认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①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这是他认识的一次偶然的偏离吗？不完全是。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的结论的讲话中，他继续强调，蒋介石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到了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认识又变了。无独有偶。民主党派负责人施存统也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新资本主义。毛泽东转而批评这种看法，指出：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名字还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但到建国以后，毛泽东又批评“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表明这个认识还在起作用。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的摇摆及至偏离正确方位，是导致毛泽东改变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四，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短暂性。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旨在作为一个革命阶段转变的中介环节和过渡形态是毫无疑问的。对于过渡的时间作过15年至20年甚至30年的估计，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这里，是专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吗？恐怕不能下此断语。如果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后，那就是说，这个历史阶段不应当是太短暂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即使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但这过渡性也应当是不太短暂的历史阶段，把过渡性理解为短暂性缺乏历史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没有指出其较长时期的过渡性特点，因而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同它的理论一样像闪亮的流星似的匆匆消逝。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上述罅漏，比起这个理论的巨大贡献来说无疑是次要的、第二位的，瑕不掩瑜。指出这个理论的罅漏不是要否定它，而是说研究者们不要把它绝对化。在中国，作为革命转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己成为历史。但是，作为革命转变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却是毛泽东思想的珍贵内容。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继续研究它、发展它。
（写于1989年春，原载《党的文献》1989年
第5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改动）
①毛泽东1944年3月22日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