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转变时期的掇索
我们被历史带回到本世纪的50年代。
新中国成立才7年，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在全国出现，迅即使改造工作基本完成，我国进入了历史的转变时期。
这个转变对于新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下寻常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意味着中国从此将进入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社会；另方面，我们国家的任务将由阶级斗争转向自然界开战，由政治革命转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一个时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
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一则由于没有经验，二则由于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还放在解决民主革命的政治遗留问题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因此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同志作过多次表示，认为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解放后，3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这就是说，第一，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抄”还是必要的，自己不懂，没有别的法子，只能“抄”；第二，毛泽东同志对“抄”不满意。搞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执行“一五”计划算起，已有了3年实践。苏联的好的经验，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苏联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我们“抄”过来后，也暴露出了它的许多弊病，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工作中的错误后，毛泽东同志更感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和紧迫。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年10月到1956年1月，他研究农业的发展间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批按语，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些文献虽然带有当时在某些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思考。
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同志由对农业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工业问题的调查。他连续听取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三十几个部长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他还准备“分别听取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也准备以后每年搞一次
①汇报，找一些工厂作典型研究，“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这些计划没有实现，他还阅读了斯大林1946年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认为
①见中共中央1956年3月30日关于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提纲，毛泽东1956年4月28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①见中共中央1956年3月30日关于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提纲，毛泽东1956年4月28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苏联从1921年到1940年内，增加了1400万吨钢，中国有苏联经验作借鉴，可以少走弯路，可以比苏联搞得好点、快点。
在经过对农业、工业将近半年的调查与研究后，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阐述。这是毛泽东同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这个成果的意义是深远的。正如他后来所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
①内容。
①毛译东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二、提出工农业“并举”，主张企业要有点“独立王国”
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经济关系的有五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化与农业这两个产业的关系。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的建设道路时首先考虑的问题，也是这篇讲话中首先阐述的关系。
中国原来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要改变落后面貌，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工业，必须发展重工业，这是确定无疑的。问题在于怎样发展工业，怎样发展重工业？苏联的办法实际上是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了两大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重、轻、农三莆的关系不协调，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市场上缺乏生活用品，物资供应总是处于十分短缺的紧张状态。一些东欧国家盲目照搬苏联的这个办法，使同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后来发生的政治动乱，经济问题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国家是个有几亿农民的大国，农业问题不解决好，整个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牢固的基础。因此，决不能走苏联的老路。毛泽东同志对农业问题研究之后，对这一点认识得更加清楚。他提出的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思想，就是从中国这个大农业国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来的。尽管在这篇著作中没有明确形成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表述，但是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就是“并举”的思想。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说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述了《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并举”思想，他说：“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他还比较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这个比较，具体说明了这篇著作中提出的中国道路的优点和特点。
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另一个重大经济关系，实际上涉及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这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关系，一方面是经济关系，属于生产关系；另方面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属于上层建筑范围。鉴于苏联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把地方卡得很死造成的许多弊端，毛泽东认为，像中国这样幅员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因此在听取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的汇报过程中，他就强调了要与地方分权的问题。在3月初听取汇报，谈到发展地方工业时，他说：地方工业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4月24日，在听取“二五”计划汇报时，他总结了六个关系，即《论十大关系》中的前六大关系。在谈到地方与中央关系时，他说：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对中央是不利的。4月2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时也谈到了统一与分散的问题。他说：最近这几年，有一种偏向产生，就是集中过多了。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还说，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准备在几个月之内搞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是一直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在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对工业、财政、商业管理体制实行部分权力下放。这可以说是，根据这篇著作的思想，我们党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所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
与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相联系，毛泽东同志还强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这个问题涉及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没有展开。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在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深刻阐述。他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一长制毫无疑义是不要了，不过形式上的决议案还没有通过。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谓独立自主到如何程度，请你们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应该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随便这么讲，不是很正确的语言，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就是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没有一点“独立王国”，那么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的，请大家研究。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一长制的批评，被实践证明既有合理内核，又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撇开这点不言，他在讲十大关系思想的过程中，就提出企业自主权问题，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来研究，这说明在30年前他已经在叩击改革的大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分析五大政治关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讲了五大政治关系。这五大关系实际上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范畴。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但这个思想已经孕含其中了。一方面，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来说，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注意到了对于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要加以分析，提出了在解决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时，要划清两种不同性质的界限，区分敌人和自己人，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思想；另方面，从这篇著作本身来看，他提出“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就是“要分清敌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他四种政治关系和五种经济关系，多属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是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反映，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其他许多关系，大多属于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以主要篇幅阐述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原则。
逻辑和历史是统一的。理论上的矛盾关系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具体矛盾的抽象。在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中，绝大多数矛盾关系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这个事实表明，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已开始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政治矛盾实际上分为“两类三层”：即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人民内部矛盾又分为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两个层次。建国后的头三年，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没收官僚资本，没收地主土地，镇压反革命，等等，多属于解决民主革命的重大政治遗留问题，因而多属于敌我矛盾范围。随着这些对敌斗争任务的完成，在一般情况下，大规模的对敌斗争就不再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题目。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者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党的正确政策，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际上主要是解决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个层次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实践。
《论十大关系》中的十大矛盾，从政治上讲，正是我国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两类三层”矛盾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不具有阶级斗争意义的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居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这之后，随着这些矛盾的进一步暴露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对这些矛盾的认识也更加深刻。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从思想史这个视角来看，既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矛盾的进一步总结，也是对《论十大关系》中的矛盾思想在更高层次上的概括。
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论十大关系》，既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首先，它体现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虽然在这篇著作中还没有明确使用这个提法，但这个思想是突出的。探索任务的提出，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寻找“反映中国客
①观经济规律”、“适合中国的路线”。1962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正式提出这个指导思想原则，是包括了对这篇著作中的这个思想的科学抽象。
其次，它确定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后来的大部分时间内，尽管没能正确地贯彻这个方针，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纠正了“左”的错误，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这个基本方针开始变成了真正的现实。它目前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第三，它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哪儿入手？主要矛盾是什么？《论十大关系》都抓住了。无论是五大经济关系，还是五大政治关系，都是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五大政治关系，虽然不属于经济问题，但只有把这些关系解决好・严格区分革命与反革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各种矛盾，才能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民主的、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在发表这篇讲话之后，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尽管在探索过程中跌了大跤子，摔了大跟头，但为中国共产党人后来的探索作了认识上和经验上的丰富的积累。
最后，它开创了一个好的探索方法。这就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前已指出，若从对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算起，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前后达半年左右；若仅算对工业问题的调查，也有近两个月。这是毛泽东同志建国以后对经济建设问题所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他的思想形成过程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思想。调查研究也是他一贯倡导的方法，在他后来的实践中，忽视了这个问题，导致对一系
①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列重大政治经济关系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分析，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逐步确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所开拓的探索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原载1986年9月1日《解放日报》，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