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个时期，很注重研究经济问题。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朗，他作的大量农村调查，已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农村经济的珍贵文献。到延安以后，他在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也攻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看过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8月出版的《资本论》（郭大力、工业南译）外，还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大纲》等书。建国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学一点政治经济学。1958年1月，还把它列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四十条。本篇着重谈谈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
①河上肇著。李达等译，昆仑书店1930年11月第2版。②河上肇著，陈豹隐译，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5月第2版。③拉皮杜斯、奥斯特洛维强诺夫著，张仲实、樊英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④波格达诺夫著，施存统译，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4月第4版。
一、积极倡导学习《政治经济学》
1958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潮流涌向全闰。这两个运动掀起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10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省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倾向。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这些问题。在讲话中，他提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肯定我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他特别强调在中国这样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而不是消灭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只要全社会还没有进入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就不能实行产品调拨，就不能废除商品交换，为了帮助各级干部纠正错误认识，使他们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他在11月9日发出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①
在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期间，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材料。毛泽东提议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11月21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夏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
①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59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讨论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7月2日，他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3页。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简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选。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毛泽东的这番计划是好的，可是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同志开展的错误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反右倾”高潮过去后，1959年冬，党中央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1959年11月初，刘少奇到海南岛，和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了学习这本书的读书小组。读书小组还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参加。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肯定了读书小组的办法。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作。2月中旬，周恩来到广东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用了三个星期，将社会主义部分通读了一遍。
在刘少奇读书之后和周恩来读书之前，毛泽东本人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
①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过去人们以为毛泽东有个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其实毛泽东本人没有写读书笔记。只是在边读边议时，他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作了归纳，加了小标题。
②这个本子由胡绳同志在周恩来读书小组内作过宣讲，流传较广。后者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按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下面对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一些重要意见加以介绍。
①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林克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并在日记中对当时读书的情况作了部分记载。根据林克
日记所载，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时间安排在每天下午，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10页左右，少则5页，多则19页，除星期天休息外，从未间断。到次年2月5日至9日，在广州读完了全书。②关于这个本子的情况，1960年3月7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曾说：“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
导用的笔记二本，请阅。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在用笔记形式写出，我们己告诉参加学习的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信中讲的笔记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误传为毛泽东本人写的“笔记”。
二、对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新认识
建国以后，党中央很注重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1957年2月毛泽东的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都对我国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做过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主要有：
（一）关于反对官僚资本。这是毛泽东在1948年4月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提出来的。反对官僚资本，在政治上是推翻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经济上是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它们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到1949年底，我国基本上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怎样认识消灭’官僚资本的性质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并下一致。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没收官僚资本“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主要是从它的作用上讲的。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括着两重性：一方面，反“舅僚资本主义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义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这个“两重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所引起的革命转变。
（二）关于土改与合作化。我们党的上改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从解放战争时起，在老解放区就实行了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对于富农，在老解放区是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在新解放区土改时曾改为中立富农的政策，即要保存富农经济。但由于旧中国的富农经济不发达，其人数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耕地约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在《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不受侵犯的同时，仍规定了对少数出租大量土地的富农，应征收其出租上地的一部或全部；再加上土改刚结束就逐步发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这样，富农经济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削弱。到1954年，富农户数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一，在老解放区则不足百分之一。刘少奇在1954年9月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富农出租的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富农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比一般农民占有的土地只多一倍，“富农经济已大大地受到了限制”。正是基于富农经济的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谈话时多次指出：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对建国以后土改运动的新认识。在毛泽东看来消灭富农经济与消灭官僚资本起到了同样的历史作用，因而也具有二重性，这是同一个思维方式的必然逻辑。事实上党对这两者的政策有原则区别。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过程。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都只一般地指出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特点。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时，毛泽东对这些生产组织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从个体经济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毛泽东总结的互助合作运动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虽然把合作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简单化了，但是他的概括可以帮助我们对互助合作运动作历史考察时，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生产形式的特点。
（三）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资产阶级采用定息办法实行赎买，是我们党创造的成功经验，怎样认识实行定息以后的企业的性质？一个时朝内，在理论界有些不同看法。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一方面，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而言。一般说来，这是只剩下一个形式、一个外壳，因为资方在企业里虽有一定职务，实际上没有决定权；另方面，就国家每年还用1.2亿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赎买这个阶级而言，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这样的认识避免了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穹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完全混同。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改造。
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认为不应当低估我国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尽管我国是个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落后国家，但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的意义却下限于我国。他说：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是不恰当的。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垄断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叫？垄断资本家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又说：拿我们有些肯份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末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毛泽东提出这个观点，并非要宣扬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因为他一贯强调马列主义应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外国朋友照搬中国经验。我们指出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而是想说明我们党的这些基本成功的经验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尽管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也应当正确地认识走过的历史道路，珍视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
三、思索建设道路，提出四化思想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中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刊指导
①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他本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贯彻了这个精神。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怎样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党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办法。苏联经验，有许多是适用的，也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一五”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从1955年底起，我们党的领导人就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初对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得那样兴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池认为这一年“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下
②敢设想的事实现了”。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这段历史过程，指出：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到1956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看了斯大林1946年选举演说，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但没有提其他的具体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总路线，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在这里，尽管毛泽东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完全正确的探索成果加以肯定，而实践证明它在许多方面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认识党的领导人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巨大努力。毛泽东讲的这段历史力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对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思索，阐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一）关于工农业并举的思想。这是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来的，以后有发展。在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鉴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的错误，在《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农业的发展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时，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为了改变偏重于工业宣传的片面性，毛泽东指出：农业是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要大力宣传农业。到了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进一步认为工农业并举等一系列并举，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路线。但是在这以后，由于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使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破坏，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重新强调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过去安排是重、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②毛泽东1958年11月6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轻、衣，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捉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
“衣、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官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轻、重”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针对“农、轻、重”提出后的一些糊涂观点，具体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说：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井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在安排计划的时候，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怯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这样，毛泽东就比较全面他说明了这个方针。
（二）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不起作用？这个问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前，在我国经济学界就引起过学术讨论，但没有人提出过决然否定的意见。从理论上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回答了这个问
①题。在实践中，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坚持了这个方针。只是在1958年“共产风”刮起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观点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这才发生了疑问，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起，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在郑州会议上，他指出：现在有一股风，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他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加一个‘社会主义’”，以便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的这些观点，虽然从斯大林那里引发出来，但比斯大林讲得明确、坚定。他使用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实际上是讲的商品生产的社会属性，比斯大林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的概念――主要是从商品生产的历史作用上来使用的，前进了一大步。
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和价值规律只在消费资料的流通领域内起作用而不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武昌会议期间，他看到中宣部内部刊物上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重要修改的材料上说，新版教科书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单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他赞同这个修改。新版教科书还认为价值规律
①薛暮侨在1953年《学习》杂志第九期上发表的《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一文中曾说：“到了社
会主义改进基本完成的时候，商品生产仍然会在一定范围以内存在，价值规律仍然会对商品生产，特别是对商品流通保持其一定程度的影响。”（见薜暮桥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第15页。）这代表了当时我国理沦界的看法，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也是这么实行的。
①既在流通领域、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毛泽东也赞同这一修改，并在1959年3月30日的一个批示中提出了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观点。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三）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已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1953年12月中宣部制发的、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解释总路线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指出要“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可以说是对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表述，它主要体现出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在1957年发表的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用“现代科学文化”代替“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体现了一个好的思想，即后秆可以包括在“现代工业”之中，而新加的“现代科学文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说明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国防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的这个提法，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思想。虽然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基本思想没有变。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后来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们国家在本世纪的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也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任务。
①我国的经济学界比较早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孙冶方在1956年《经济研究》第六期上发表的《把计划和统
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就批评了价值规律不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认为“不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或是初级阶段，这规律将始终存在着而且作用着，所不同的只是作用的方式而已，只是这规律体现自己的方式而已”。“否定或低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反之承认并强调这一规律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尊重它，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于光远在1957年《学习》杂志第十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一文认为，“价值规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起调节商品交换的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起调节生产的作用”。
四、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
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试验”，虽然发生了严重失误，但是在领导全党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他却认真地思索和研究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从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出发，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再划分为两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是下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分阶段的构想，目前已为理论界广泛承认。
（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5年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开始在党内宣传“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在读《政治经济学》时，他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加以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因此，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毛泽东还分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情况。他说：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入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所有制而言，在发生变革后的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而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则总是不断改进的。“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关于按需分配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了完全满足命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否正确，可以让历史去检验，这里不作评论。但是他的这些想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一些构想一样，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问题。这也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早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就接触了这个问题。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
①饲。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这里没有明确讲共产主义，因为全世界的阶级都消灭了，并不一定意味着进入了共产主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8页。
是否进入了，还要看其他条件。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谈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革命的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明确指出，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其次，他根据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很多发展阶段的思想，继《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又一次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变化也是社会革命。他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卫讲的“革命”的含义是明确的，与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两回事。因此，他的这个思想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也是有意义的。
五、从经济学谈到暂学，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早出版于1954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针对这本书的未定稿而发表的意见。因此，这本书的主要骨架早就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本书很不满意，但并未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人功劳。
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缺点，是缺少辩证法。他说：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他还具体分析了这本书缺少辩证法的表现，认为它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是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不仅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评，对于理论研究工作也有普遍的方法论意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在读这本教科书时既然从哲学角度加以种种评论，自然也谈及了不少哲学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继续得到了发挥。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这一观点，他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下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鉴于苏联这本教科书的弊病提出的。这个看法是否完全正确可以研究，但它的提出不仅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法，也把对基本矛盾问题本身的认识深化了。
（二）关于认识过程论。毛泽东在《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中阐述过认识的过程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后中，他比较多地谈及了这个问题，他倡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原本是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同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但是，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缺点错误的暴露，他感到探索一条新的途径并非易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中的错误，使他对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有较深的感受。因此，在这里，他从谈建国以来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体会的角度，就认识过程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计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他还特别强调.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他随后写的《十年总结》和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就是这些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三）关于部分质变论。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中的一个重①要思想。虽然这个思想不是毛泽东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但是，最早把这个思想运用于革命实践的，却是毛泽东。他早在井冈山创立革命根据地，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实际上已经运用了这个思想。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更是自觉地运用这个思想来指导实际工作。正因为这样，在1958年初制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他便把“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部分的质变”的思想，作为工作方法提出来。这是他对长期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洋东从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方面，说明了这个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普遍性原理。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
在这个时候，旧的质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为了具体说明这个思想，毛泽东举了好多例子加以论证。在自然界方面，他举蚕为例，认为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过程可看作四个阶段，它的变化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都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拿人本身来说，毛泽东认为人从生到死，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在死之前，既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这几个明显的生长阶段，就是部分质变。人死是最后的质变，这个质变就是通过以往的不断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还举合作化为例，认为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佯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
毛泽东分析这些例子后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在社会领域，还有个主观能动性问题。如果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会很快来到。
①30年代初。苏联的西洛可夫、受森堡等人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最早提出了“过程内部或质
量内部的飞跃”的思想。他们在论述质量转化法则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考察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飞跃一种质量他种质量的飞跃，……并且还要考察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在资本主义以及苏维埃经济中，由一发展阶段到他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一个飞跃。这因为它在质的方面转变到新阶段。”还指出：“这种飞跃是与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飞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在当作全体看的过程之一定规律性的范围内所发生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客观现实的一切过程之发展中所固有的”。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6年4月读这本书的中译本第三版时，在这些地方作了批注，指出：“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飞跃”。“一切客观过程都如此”，“这一认识却要紧”。李达在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论述了“部分的质的飞跃”的思想。他说：“一定的质所包含的个个侧面，由于量的变化，通过其许多属性，形成许多局部的非连续性的变化（即部分的飞跃）。”他举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变化为例，指出：“这两个阶段以及这两阶段之间的推移，都包含着许多部分的侧面的飞跃的变化”’，都可以说是全体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部分的质的飞跃。这些部分的飞跃，成为有机的联系而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准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总飞跃。”毛泽东读李达这本书时，虽然注意到了这些思想，在有关的地方划了杠杆、圈圈，但无批注文字。艾思奇在1939年编的《哲学选选辑》的附录《研究提纲》中，明确地使用了“部分的质变”概念。他写道：“一过程向另一过程的质变，和一过程内部的质变，其飞跃的形式也不同.前者是过程全体的质变，后者是部分的质变。”毛泽东当年读过这本书，但在书中的这些地方，既没划杠杠，也无批注。
毛泽东对部分质变论的这些阐述，比起30年代的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论述来深刻多了。他不仅从对立统一关系上揭示了事物部分质变的内在原因，而巨从认识论、方法论上来说明这个思想，赋予了它巨大的实践意义。也正因为毛泽东在这里作了深刻的阐述，这个在哲学界沉寂了20多年的问题，自此以后获得了新生。60年代以来，我国的哲学家们广泛地承认了这个
①思想，许多哲学教科书都以专节论述这个思想，这是毛泽东对这个理论的重大贡献。
①前几年虽有个别文章量这个思想提出了异议，但哲学界不少同志仍然认为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
六、正确对待毛译东在读《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谈话中的“左”倾观点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中”“左”的倾向不断发展。1958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就是这个时朗“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1958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虽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一则没有认识到这是指导方针的根本错误；二则庐山会议又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方向，因而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的谈话还有许多“左”的观点。例如，在政治方面，认为什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等等。这些问题已有历史结论，不必赘述。在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些“左”倾观点。
（一）关于“穷是动力”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我门国家一为“穷”，二为“白”，“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这是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的。“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这句活被引向极端，变成了“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在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以为农民会富得很快，当收入超过工人后，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就很困难，因而主张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广大农民并不富，不存在农民收入会很快超过工人的趋势。有的地区宣传二年、四年过渡，是刮的浮夸风。从理论上说，趁穷之势过渡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仍然是否认差别、怕富了不革命，因而想让穷队、穷社去共富队、富社的产，尽管当时也在实际工作中大力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一方面提出要划清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另方面也肯定了这种观点。这也说明了那时纠正“左”的错误的不彻底性，不是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根本的纠正。当时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毛泽东很欣赏这句活，说：“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后来所讲的“富变修”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这种错误，才产生了我们党的富民政策。
（二）关于价值规律与计划需要的关系问题。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一方面比斯大林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但另方面仍下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把它和计划需要加以割裂和对立。例如，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为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发的，并把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斗争从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大跃进”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的问题，已由历史作了结论，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花费几十亿元、动员几千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在随后的困难时期显露出来了。这一事实正好说明，经济工作如果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多少年来，在这样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
（三）关于物质鼓励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列宁讲的物质利益原则，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要重视物质鼓励即“物质刺激”的积极作用。虽然在有些论述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从基本方面看，这里的论述是符合社会主义时期的客观要求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既讲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如承认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要注意防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等；但是，他的主导倾向却是在反对“物质刺激”，片面夸大精神鼓励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反对实行计件工资，认为计件工资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关心个人的收入；二是基本否定物质奖励制度，认为教科书说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是“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还批评教科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上义建设时期的表现，在实行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奖励制的具体工作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倾向，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和不断将这些方面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完善化，再加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干预，一些错误的、消极的现象是下难克服的。但是，毛泽东的批评夸大了物质鼓励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不当时产生的消极作用，他时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基本否定态度表明，在他这个时期的思温上，实际上下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不认为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会起积极作用。无论外国的或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都己证明，这种观点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其他“左”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论列了。
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才对这些“左”倾观点有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和认识。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后果是清楚的，今后还要继续克服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要仅仅从消极方面来看待毛泽东的这些错误。同对待任何事物都要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一样，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来对待毛泽东的失误。毛泽东本人说过：不要把错误引为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我们对待毛泽东的失误也应当取这种态度。从实践上说，正确地总结教训，吸取前车之鉴，可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从理论上说，这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史、党的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对毛泽东的大误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对于从这个历史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这是不应当忘记的。
（写于1986年春，主要内容载于《毛汗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9月出版，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