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挫折。这两个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在人们思想上引起的混乱，是十分严重的。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提高思想认识，纠正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多次号召广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同时，要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党的领导人中间，率先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一、带头组织学习小组
1959年11月初，刘少奇到达海南岛，准备集中一段时间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了解我国经济学界对一些重要经济理论的争论意见，刘少奇请求中央有关部门派出两名经济学家参加他的读书小组活动。1959年11月2日，他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负责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并富春、康生、一波同志：
我们昨日一天到达，不觉疲劳。此间天气同北京的夏天相同。
我们拟在此读完政治经济学第二册，同秘书医生等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按计划读书，并开小组会。但在这里还没有熟悉政治经济学古典著作的人，了解当前经济理论性问题的人也没有。因此，想请你们物色两个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其中至少一人又了解一些当前经济理论性问题，即日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学习小组，并作一些学习的辅导工作。如何？请你们务予帮助。他们来时，请带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若干经济问题的材料。
我们在此大约最少可以学习半个月，多则可以学廿多天，一本书，当然可以读完，并且还可能对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作为经济工作的参考。
来人请带夏季服装。祝你们工作顺利！
刘少奇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11月2日，杨尚昆等负责人经研究，提议派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参加刘少奇读书小组。
11月7日，王、薛二人前往海南岛。
11月11日，学习小组开始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学习小组读书讨论的，还有广东省委负责同志陶铸、林李明等。读书讨论会汗了八次，直到11月22日结束。在每次讨论会上，刘少奇都发表了意见。
这次读书活动，是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重要的反思。
毛泽东肯定了组织读书学习小组的做法，1960年1月17日，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社会主义部分读一遍。
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刘少奇的带动下，这以后，全党的高级干部开始了集中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亦简称《政治经济学》）的读书活动。
二、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发言中，刘少奇很注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是这样提出的：
在11月17日的讨论会上，薛暮桥介绍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四种不同的意见，即：（一）人们平等地从事劳动而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消灭差别的矛盾；（二）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斑痕和残余之间的矛盾；（三）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薛暮桥说，在学术界，多数同志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是基本经济矛盾。
在薛暮桥的介绍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两个概念，是混用的，这是因为当时并没有严格区分，刘少奇发言时也没有加以区别。
在薛发言时，刘少奇作了插话，认为“基本”矛盾问题牵涉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尚未成熟的、带有旧社会斑痕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思想习惯、生活习惯等，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总的矛盾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
在19日讨论这个问题时，刘少奇进一步指出：新的与旧社会残余的矛盾是存在的，思想战线的斗争还很激烈，但逐渐缩小，多种经济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后，主要的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就是这种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社会需要”是包括生产和生活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是全体人民的需要。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刘少奇也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表述提出了异议。他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最充分满足”人民需要，恐有困难，我们只能是有限度的满足。今天限制一点，明天就可以多满足一点。刘少奇的这个看法，比较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
刘少奇关于“基本”矛盾，实际上是主要矛盾的看法，尽管在表述上不太准确，但其思想还是党的八大决议的思想。
在八大决议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论断以后，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的根本转变。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是肯定八大的思想的，他不仅认为我国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著名理论。但是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他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发展规律作了错误的分析，因而在这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思想，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
在毛泽东的观点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变化后，刘少奇在那时也是跟着变了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报告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他指出：“繁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里，过渡时期的含义已经变了，它是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直线式的，有时也可能发生反复，形成曲线。刘少奇读《政治经济学》时关于主要矛盾的上述意见正是这样。
毛、刘二人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变化都是不小的，但是情况很下一样。如果说毛泽东由正确到错误的变化是一百八十度，那未刘少奇由正确到错误再回到正确的变化，则可以说是三百六十度。刘少奇的变化，至少说明他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说法并没有“根深蒂固”，对八大的思想的记忆还是很清楚的。当然，学术界认为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意见，对他有影响。
顺便指出，学术界和刘少奇在当时能发表与毛泽东不尽相同的意见，这是很有意思的。它说明，在庐山会议之后，尽管党和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受到了很大破坏，但在一些学术领域内，探讨学术理论问题，还不是没有一点自由空气；尽管毛泽东已树立了巨大的政治威望，但他的一些理论观点要被人们完全接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当时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后来把他的每句话都奉若神明的地步。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短的，在1962年10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的思想统一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之下，学术讨论的自由空气也就渐渐少了。
三、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虽然是由毛泽东完整地提出的，但是刘少奇对这个理论有特殊的贡献。
1951年，刘少奇在《闰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的笔记中；认为矛盾可以分为“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和“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可以“用同志的、和解的、
①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在这里，刘少奇虽然不是从全社会范围内，而是就一个工厂企业来提出问题的，但是他明确地将矛盾分为两类，提出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明确地使用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科学概念，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却是前所未有的，在理论上，这一大功劳不可抹灭。
在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之后，刘少奇在宣传毛泽东的思想时，往往运用他自己的习惯表达方式。这年4月，他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发挥了他在1951年的思想，继续指出：矛盾可以分为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两类，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还说：对人民内部矛盾“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如果是“强调斗争，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而不是“强调团结，强调统一”，
②使矛盾缓和，“妥协解决”，那是违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
在这次讨论《政治经济学》时，刘少奇在11月22日，也是最后一次的发言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他指出：
对抗性的矛盾，从它的根本性质来讲，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的；从它的斗争形式来讲，这种斗争形式是有的。两类矛盾，不可混淆。在讲对抗矛盾的根本性质时，不可把对抗矛盾当作非对抗矛盾，但在把对抗当作斗争形式时，非对抗的矛盾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形式。如夫妻打架，夫妻本来不是对抗矛盾，但可以是对抗的形式，对抗一下，然后和解。对抗性矛盾，必须采取对抗斗争来解决，但在某些时期，可以采取非对抗的形式来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但资产阶级愿接受非对抗的斗争形式解决，矛盾解决了，对抗矛盾可以和解。
在这里，不妨将刘少奇关于两类矛盾的论述同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论述作一比较研究。
一方面，从宏观上说，从总的指导思想来看，两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应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他们都认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另一方面，从微观来看，就两人的立论、侧重点和表述方式而言，应当承认，是有区别的。
第一，两人所立的矛盾系统下完全一样。毛泽东是直接从政治着眼，将社会矛盾首先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这是他立论的基石。在肯定了社会矛盾的政治性质之后，再从哲学上揭示和阐述其特征，说明它们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刘少奇的论述，则更多地是先从哲学上提出问题，将社会矛盾首先区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然后将其运用到政治领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2页、93页、94页。②《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2页、308页。
域，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别属于哪一种性质。简单地说，毛泽东的矛盾系统的逻辑，比较多地是从政治到哲学；刘少奇的逻辑则比较多地是从哲学到政治。
第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过矛盾的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问题，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时，却没有强调矛盾的斗争形式问题。
从上面所引的刘少奇的讲话来看，他讲两类矛盾时，是同时强调矛盾的根本性质和矛盾的斗争形式这两个方面的。应当说，这样的分析更深了一层，有助于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因为对抗性矛盾是从根本性质而言的，并非指对抗的斗争形式；而具有对抗的斗争形式者，并不一定就是对抗性质的矛盾。强调矛盾的斗争形式这个方面，能强化将表现为对抗的矛盾作具体分析的这个意识，避免将采取了对抗形式的非对抗性矛盾误作对抗性矛盾处理。
第三，在论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时，毛泽东爱使用“民主方法”的说法；在讲“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时，往往是将“批评或者斗争”同时并用的，即认为在人民内部也可采用在“批评”这个等级上或“批评”的意义上的“斗争”的方法。刘少奇则不同。他爱用“和解”、“妥协”、“调和”等说法来表述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法。他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里往往是不包括斗争的，并且是相对立使用的“他认为“斗争”的方法只适用敌我矛盾，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用“斗争”方法，违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实践证明，在政治上把“批评”和“斗争”加以区分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整人的人正是钻了将“批评”与“斗争”混用的空子，在引用“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公式时偷梁换柱，既借“批评”的幌子搞残醋斗争，又把残酷斗争说成是所谓爱护性的“批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这些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刘少奇的风格。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对毛泽东的理论的重要补充；其中第三点还是对毛泽东的“公式”的重要修正。
四、关于人昆内部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刘少奇一贯重视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上面提到的1951年那篇笔记中，他认为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盾”，并由这个矛盾构成“国营工厂内部的各种关系”，形成“完全新的社
①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上面提到的1957年4月的那篇讲话，进一步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昔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①这里是就全社会而言，不是就某一个具体单位讲的，可见，他把这个矛盾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上。
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刘少奇从分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个基本矛盾的角度，又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在11月13日的发言中，他在分析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时，说：正确处理劳动者相互间的关系是个大问题。集中的问题，又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厂长可以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劳动者，也可以用国民党的态度来对待劳动者。怎样使大家干劲十足，心情愉快呢？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和工人一起干（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劳动者就干劲十足，心情愉快。还说：重要的问题是讲劳动者相互关系中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的各个环节的关系。“干部和群众一道干，劳动者情绪高了，生产力也就出来了。”
在11月16日的发言中，刘少奇还指出：公有制还不能保证同志式的合作和真正一致。相互关系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在农村、工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下车间，就有问题。我们现在是采取“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11月22日的最后发言中，刘少奇进一步指出：人与人的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个问题，应提到经济学上，提到生产关系上来理解。搞不好会妨碍生产力发展。还说：我们干部参加生产一般是做粗活，如果说要创造价值，是创造不了多少的，主要是为了去掉官僚主义。相互关系中有官僚主义，群众看了就不高兴。它妨碍着生产，使社会生产力不能全发挥出来。
在这里，刘少奇把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提高到经济学上来认识，把改善关系与发挥生产力的潜能相联系，是非常卓越的思想。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同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所发表的意见完全一致。毛泽东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有的企业，集体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制的性质是相对稳定的。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是可以不断变化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而在这10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采取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3页。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3页。
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不仅如此，刘少奇和毛泽东还都认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忽视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忽视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看来，这是苏联教科书的一个严重缺点。
刘少奇和毛泽东都把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重要关系，并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个视角来认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的意义，这个观点有重要的现实性。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重大变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克服官僚主义，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仍然是需要努力探索解决的重要问题。
五、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主产
1958年的“共产风”，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否定商品生产。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刘少奇很重视这个问题。他在19日的发言中说：商品的作用，商品存在的原因、性质、定义，社会主义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的比较，哪些变了，哪些还没有变。先区别有何不同，然后再说统一性，有哪些是遗留下来的。相同于过去，区别干将来。将来两种所有制没有了，按劳分配变了，商品性质也要变。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与消费资料的商品性质有哪些不同，还有价值、价格与货币等问题，也要研究。
刘少奇对否定商品生产的“共产风”是反对的。他明确指出：武汉、郑州会议时，有些同志认为商品将要很快地消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为了批判否定商品生产的错误观点，刘少奇论证了商品存在的长期性。
首先，刘少奇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也区别于共产主义。尽管‘其最基本的性质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是共产主义的半成品，但因为它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有许多斑痕脱离不了，许多资本主义的东西仍要采用，如商品、货币、银行等等，这些虽然是旧的形式，但内容变了，还要加以利用。要“把它作为工具促进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如利用政党、军队、国家这些形式一样。“这些形式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什么时候消灭要看条件”。
刘少奇还从哲学上的形式与内容这对范畴的关系来说明商品存在的氏期性，指出：新内容总是在旧形式中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把旧形式冲破。现在商品货币的发展，还未完全冲破旧形式和抛弃它的外壳。社会主义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但还没有到杨弃旧形式的程度。
其次，刘少奇从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上进行了分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有三种。一是因为有社会分工；二是两种所有制的存在；三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刘少奇不完全同意教科书的分析，认为社会分工不是商品产生的原因。他说：商品最初是在两个部落之间产生的。在一个部落内不发生商品关系。如果把社会分工作为商品的产生原因，那么将来分工还要多，商品就会更发展。社会分工必然产生交换，但交换可以是商品交换，可以不是。交换在将来也是必需的，等价交换还是有的。他还指出：我们要预见到将来商品怎样消灭，但消灭还是将来很久的事。刘少奇同意苏联教科书所讲的两种所有制并存是商品生产存在的理由，但是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两种所有制了，也恐怕还需要有商品。因为有些消费需要按劳分配，消费资料有价值，生产资料也要按价值计算。因此，他强调：只要有按劳分配存在，那怕是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商品仍会存在，不过商品的性质变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了，但仍要采取商品的形式。既是商品，就需要一种计算方式。货币是等价物，就是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所以我以为，只要不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就不能取消。
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创见。在党的领导人中，像刘少奇这样对商品生产问题作深刻分析的还不多见。
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问题还有一个贡献，就是他比较早地对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1956年11月，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讲到生产资料问题时，刘少奇插话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在1958年l1月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同与会的负责人一起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表示下同意斯大林的意见，指出：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不同，又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意见。1958年底，苏联修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修改了原来的观点，也认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是能够流通的商品。在研读这个修订本时，刘少奇重申了他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料要按价值计算，是社会主义的商品。并且，他开始考虑生产资料怎样供应的问题了。他说：生产越来越复杂，生产资料的分配是个大问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担负这件事，是要出乱子的。
这是一个重要思想的萌芽。这以后，刘少奇负责指导生产资料流通的改革工作。在1962年3月到1965年9月，他听取物资工作汇报期间，提出“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物资部门实际上是商业部门”，因此主张成立“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当然，他提出的这个主张与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几年允许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流通的政策是不同的，其着眼点还是为了加强物资的统一管理，而不是放权分利，并使其商品化；但是，相对于长期实行的统一调拨的“死办法”来说，这毕竟是一个改革。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主张未能得到实施。
从上面所引的刘少奇分析按劳分配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已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不是采取了商品形式的问题。斯大林既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也下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有剩余价值，称资本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生产资金）。在刘少奇看来，劳动力不是商品，但可以采取商品形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有剩余产品，而下敢讲有剩余价值，不讲有盈利。刘少奇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他批评教科书说：我们采取了许多旧名词，但是内容变了。譬如我们习惯讲很“心痛”，而不讲痛“脑”，用衷“心”而不讲衷“脑”，旧名词是改不掉的，这有什么妨碍呢？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实质上不是商品，固定资产也不是剥削，剩余价值也不是个人占有，为什么不敢讲？教科书在解释旧名同时，忸忸怩怩故意回避。
刘少奇认为劳动力不是商品，但要采取商品形式，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社会，当前的任务是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在理论上要改变过去的许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规律的特点。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的问题是当前理论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刘少奇在50年代未能提出这个问题，尽管没有作肯定的回答，但也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深刻思考和一定的理论胆识。
当然，从总的方面说，刘少奇对商品生产的看法，并没有突破斯大林以来形成的框子。他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为需要生产，而不是为利润生产；社会主义商品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资本主义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的性质，到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变了；价值规律对生产只有调节作用，而没有决定作用，过分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价格由国家干涉起作用，而不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目前利用商品与价值规律，是为了消灭商品与货币，等等。总之，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商品是资本主义的旧形式这个观念上，不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的、固有的本质属性，因而把商品经济规律与计划经济规律始终相对立。
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看法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设了专章讲共产主义社会问题。在“共产风”的影响下，我们国家在那个时期议论共产主义问题也较多。在读《政治经济学》时，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也谈得较多。他主要谈了这样几个思想：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将是很长的。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个短暂的阶段，而共产主义则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漫长的历史。他说：共产主义有多久：长得很。假如地球存在一百万年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社会是九十九万五千年，而有阶级的社会不过只有几千年罢了。他还援引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论证，指出：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以前的历史是不自觉的，真正的人类历史还未开幕。正戏还未上演，正戏是从共产主义开始演的。以前的历史是社会前史，现在是正吏。阶级社会是短暂的，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很长的。
（二）共产主义社会将分若干小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既然是漫长的，就不可能没有发展。有发展，社会就显出阶段性了。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社会主义社会，都将分若干阶段。他说：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两个阶段又可以分为许多小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几个小阶段，共产主义也可以分几个小阶段。他在另一次发言中还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是低级阶段，将来还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
从广义的共产主义来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低级阶段怎样向高级阶段过渡呢？刘少奇认为，要实现过渡，一个是产品极大丰富，一个是人民觉悟大大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就是要为了共产主义能愿意暂时牺牲个人利益。
（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将逐步实现。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也是先满足基本生活资料，然后才逐步扩大到其他方面。他说：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有些能够满足，先从衣食的需要开始，让人们先满足吃、芽的需要，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什么东西，不是所有的东西在一个早上都能做到，而是逐步的。他还举新产品为例说：新产品总会有的，而新产品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总是满足不了需要的，当某一新产品普遍大量生产了，又有新的新产品出现，因此，在他看来，按需分配采取逐步实现的方式是确定无疑的。
在上述几个问题上，刘少奇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表现了惊人的一致，甚至连表述的语言也几乎一样。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时，也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相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不知多少万年，这么长的历史都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毛泽东也认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中去。”
共产主义社会对我们来说，是遥远的未来。刘少奇、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是否科学，留给历史去评判。但是，这些想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一样，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来说，还是有价值的。
七、读书研讨中的“左”的历史印记
刘少奇读《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发表了许多真知的见，另方面也没有超越历史，仍有不少“左”的观点。例如：
关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这是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当时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了。在这时，如果还要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未革命对象是谁？把握不好势必要改变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导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就不能不犯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刘少奇读《政治经济学》，仍把这一条当作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经验进行总结，反映了当时党的“左”的指导思想。
关于物质刺激问题。刘少奇认为，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光靠物质刺激，必须是政治加技术，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使人入懂得为社会主义做好工作，这是对的。但是，他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时，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贬损或否认物质鼓励或物质刺激的作用，就有片面性了。他说：政治驾驭技术、物质，政治是统帅。机械唯物论是没有灵魂的唯物论，单纯强调吃饭、穿衣，不是政治挂帅，而是钞票挂帅，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可能出现“按酬付劳”，会引起许多副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还说：物质刺激的办法，资本家很强调这个，并不惜培养工人贵族。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
在这里，刘少奇把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和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或物质刺激）混为一谈，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体现。既要教育劳动者不能只为别墅、汽车、漂亮老婆而工作，但是也必须给劳动者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已为我国和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所证明。
关于集体所有制的过渡问题。1958年“共产风”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急于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刘少奇一方面批判了急于过渡的观点，另方面也不认为社会主义阶段需要使两种所有制长期并存。他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否一定要存在两种所有制？不一定。两种所有制存在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征，但并不是一定要两种所有制非同时存在不可。集体所有制万岁，这是机械的看法。还说：集体所有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力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提法也是有问题的。
从理论上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社会主义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集体所有制势必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是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在50年代末，我国的生产力还处于十分低下的状态，对这种卖际状况缺乏清醒的头脑，不是要求巩固集体所有制，而是批判“大力巩固”的观点，这样做，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也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是这样。由于存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对“共产风”的批判很不彻底，急于过渡的错误倾向始终没能克服。从列年代到70年代，几起几伏，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巨大损害。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左”的指导思想，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从这个新观念来看，刘少奇的这些看法显然是有历史的局限的。
（写于1987年春，主要内容载于《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