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这样，“似又曾相识”。同10多年前一样，如何评价毛泽东，特别是他的晚年，又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里，谈谈个人愚见。
一、正确认识晚年毛泽东的方法论
晚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历史悲剧人物。他的思想既闪烁过绚丽的光斑，又出现了巨大的黑子。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研究，既提出了不少正确的、积极的思想观点，也逐步建构了具有严重错误的理论体系，研究晚年毛泽东的困难在于，他的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交织并存，甚至往往是一些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被包裹或镶嵌在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中。这就需要以审慎的科学态度精心地、细致地、逐一地进行分析和剥离，如同艺术家在噗中琢玉那样，既要弃石存玉，又要变废力宝，即辩证地扬弃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在否定错误理论的同时，保留和发扬其正确的思想观点。对晚年毛泽东采取任何简单化、绝对化的做法或以一时的情绪而作的取弃都是不可取的。全盘否定晚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是极端错误的，不加分析地完全肯定晚年毛泽东也是十分有害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包括他的晚年的思想理论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评价。近10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站得住的，并且经受了自1989年以来发生的重大政治事变的严峻考验，因而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科学依据。尽管《历史决议》对晚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没能展开地加以分析，但贯穿其中的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仍是我们研究晚年毛泽东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的根本准绳。
二、晚年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对晚年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既可以归纳三条五条，也可以归纳七条八条。在我看来，从宏观的同一个层面说，至少可以讲这么四条：
第一，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思想。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思想丰富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列宁也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类概念，但没有像毛泽东作这样明确的概括。这个思想尽管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那样丰富的内涵，但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视角来看，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固然还不很完善，在宣传中一度出现过“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的片面性，有些也要在实践中加以修正，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理论。这不是哪一个人提出的思想，而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总结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它已被载入党的正式文献，我们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来否定它，而应当珍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论贡献。
第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在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开拓。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包括改革开放的思想，都不能割断历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是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所作的概括，但是这个思想却首先属于毛泽东。他从1956年开始就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实践道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强烈愿望，以及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艰辛开拓。比如：――对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发展战略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曾强调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且初步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用100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尽管毛泽东犯了发动“大跃进”和未能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这些好的思想为新时期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的思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些思想，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坚持，“文革”之中甚至背道而驰，但在新时期我们党却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并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在经济体制问题上，表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明确意向。在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很想打破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主张分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还强调要使企业有“自治权”、“自主权”，照顾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仅如此，他一度还表示过，尽管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了，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设地下工厂、私营大厂、投资公司等，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思想在那时虽然没有得以贯彻，有的甚至是昙花一现，但却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并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曾表示，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想些方法来扩大民主，使人有讲话的机会。随后提出的关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就是建设民主政治的理论。为了建设民主政治，一方面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另方面也考虑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某些改革，如党的主席不兼任国家主席，党内设名誉主席等，实际上开始涉及如何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了。当然，后来形势的发展使民主政治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除了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外，还提出了对外文化开放的问题，反复强调不要怕外国的好东西，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还主张对外斤放采取多渠道，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学，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让他们先进的科学和文化驰骋在中国这张白纸上。遗憾的是随后不断开展的文化批判运动中断了这些思想，并发生了逆转。
晚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思想虽然还可以论列一些，但仅从上述思想而言也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尽管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没能付诸实施，有的没有坚持，但毕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的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前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某些准备。
第三，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牲，提出了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实践之后碰到的新问题。在马、恩的本本上没有。列宁对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多，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少。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并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比斯大林前进了一大步，尽管在晚年也没有摆脱这个厄运，但他毕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真理性认识，而且其犯错误是由于跨过了真理所允许的限度，印证了人们常说的真理再向前跨越一步就陷入错误这个认识论的真理。晚年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正确的、积极的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之中，但有的也依附在毛泽东建构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体系之中，需要经过艰苦的认识剥离才能分清。《历史决议》开始了这个剥离工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的思想，虽然主要是汲取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发的正确思想理论，但也是对毛泽东的整个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剥离之后作出的科学论断。10年来的实践证明，《历史决议》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现在看来，这个剥离工作还没有完结，需要继续进行，这里所谓的“剥离”，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说的，其实就是讲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剥离”不过是形象的比喻。
它丝毫不要求通过“剥离”把错的说成对的，而是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一下，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错的东西究竟错不错？在错误中会不会包含有正确的因素，或者经过改造或转化后可能导致正确的东西？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如果有，就要“剥离”。从认识史的角度说，人的认识不会不受到历史的局限、知识的局限和认识本身的局限。提出“剥离”，要求认识尽可能避免片面性和简单化，尽可能多一些全面性和科学性，没有什么坏处。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就是晚年毛泽东的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重要思想。其中关于反“和平演变”的问题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性。
反“和平演变”是毛泽东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讲得较多的一个问题。自从美国的杜勒斯在1957年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后，从1959年11月开始，毛泽东就不断地教育全党提高对“和平演变”的警惕性。但是这时，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自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他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和作用的认识己开始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同志，把彭德怀同志与“帝修反的大合唱”联系起来分析批判，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党内的阶级斗争，云云。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就历史背景看，不能说与这些没有一点关系。这以后，毛泽东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与“以阶级牛争为纲”的理论就交织在一起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固然主要是基于对国内特别是党内政治形势的分析，但他那个时期对世界形势的变化也做了某些不切实际的估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随着与西方国家关系恢复正常化，毛泽东的这个被包裹在错误理论之中的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成分渐渐地被我们不少人淡忘了、弃置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方面似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内容不提了，另方面也许是更为主要的，把它与和平共处绝对地对立起来不讲了。这既反映了我们认识的局限，也是历史的局限性的一次活生生的表现。现在重新回顾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应当承认，它不完全是根据国内阶级斗争的认识所作的分析，更重要的是经过对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思考而提出的。因为早在苏共二十大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逆流，毛泽东己开始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来考虑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在晚年毛泽东那里这两者固然交织在一起了，但还是可以分析和“剥离”的。从国际方面看，近10年来，世界形势的缓和确实把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所引起各种尖锐矛盾暂时掩盖了。1939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动荡或剧变，使我们重新睁开了眼睛，清醒了头脑，认识到“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其实，和平共处与反“和平演变”，这是两个不同领域、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是讲外交政策，后者是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只要世界上同时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高举和平的旗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它们就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我们就要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我们实行和平共处政策与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不矛盾的，如同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我们“和平共处”、同时又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两手政策一样。毛泽东晚年关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思想，以及由此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地展开研究。当然，这不是要去重复过去的反“和平演变”斗争，而是要总结历史教训，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来研究新的方针和政策。
第四，强调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的建设。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建设，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坚决地与党内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到了晚年，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许多思想是与他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交织在一起的。同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论一样，他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也是正确的与错误的内容并存。一方面，毛泽东把党内对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都看成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开展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并且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了党内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使执政党的建设经历了巨大的挫折，这些无疑都是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应当引为教训。另方面，他敏锐地看到了执政党存在脱离群众、变质变色的危险，以极其坚决而毫不含糊的态度反对领导干部做官当老爷、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以及党内存在的一切腐败现象和阴暗面，防止和平蜕变。他在这些方面的许多正确思想，在改革开放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宝贵财富。鉴于目前党内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危害到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对毛泽东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正确思想进行再认识具有十分紧迫的意义。
三、晚年毛译东在探讨当代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主要失误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视角看，毛泽东的错误主要有这样两条：
第一，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这个理论的具体思想内容，这里不赘述，只想谈谈如何再认识这个理论的问题。经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后，是否要否定这个理论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它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全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因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抓阶级斗争来推动一切、促进一切，并要不断地开展“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即采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党内的阴暗面。这个理论作为一个体系，从总体上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不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历史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与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改革开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政策以来，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又出现了“腰缠万贯”的豪富和雇工剥削现象。对于豪富和雇工剥削现象，以及党内的腐败现象，无疑要通过政策。法律、纪律来加以制约、管理和整顿，但是不能继续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对待和解决，因此，《历史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和分析，在理论上还是站得住的。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既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恰恰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理论巨系统），也不是要否认或放松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和研究都淡化了，在我们不少人的思想中或多或少也滋生了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念，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但是现在强调充分认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要重新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政治路线和实践模式。它们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不同，对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心任务的认识不同，因而对解决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方法，以及其他各项任务的方法的规定也完全不同。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既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就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实行改革开放，按照这个理论，就要倒转历史，重搬“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模式，其结果不仅会完全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0多年的伟大成就，而且将把中国带口到如《历史决议》所说的“严重灾难的内乱之中”。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的危害一样，“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第二，关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这是毫无疑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把他描绘成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思想家，是别有用心的。这个大是大非的界限必须明确。但是毛泽东晚年又确有某些空想成分，这是历史事实。实践模式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它的主要特征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追求“一大二公”，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完全取消，连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农副业也被取消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力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急于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市场调节被窒息，价值规律在一段时间内被否定；急于破除“资产阶级权利”，不切实际地在全社会内单纯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无视中国落后的客观实际，一度企图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1958年底到1959年初，毛泽东虽然领导全党努力纠正所认识到的“左”的错误，对超越历史阶段的一些经济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某些“空想”主张。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追求他憧憬的“空想论”模式，从而构成了晚年的悲剧。
晚年毛泽东的这两大错误的影响和危害是深远的。当然两者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前者危害的时间更长，破坏性更大。但是，上述错误并非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的全部。前已指出，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与失误是相互交织的。不仅如此，有时还是交替的，在不同时期各占不同地位。在“文革”以前，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占有更大成分。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理论尖误和他的实践失误一起占据了主导地位。那种不加分析地从时间的历史纵向和空间的领域横向两个方面，把晚年毛泽东与错误划等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何况从总体上讲，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其贡献远远大于错误。因此，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包括他晚年的错误思想理论和实践，都值得我们反复地认真研究，从中汲取教益。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0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