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编辑记事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读过不少哲学著作，写有大量批注文字，其中有些已经散失，有些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组和中央档案馆。
能否像出版列宁《哲学笔记》那样，将毛泽东读哲学书籍写的批注编辑成书公开出版，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界、理论界较为关注的事情。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组从1979年5月到1980年4月，对毛泽东读哲学书籍写的一部分批注作了初步编辑。1985年8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按照正式出版的要求，在初编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有关文献，重新考辨批注文字及其相对应的原书文字，着手编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闰书管理组的通力合作和中央档案馆的积极支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所辑文献，除个别件外，系据这两个单位收藏的原件刊印。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和列宁《哲学笔记》同属读书札记，编辑的要求和体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列宁《哲学笔记》的主体部分，是以十本“哲学笔记本”上的文字编辑而成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编辑的则主要是写在书上的批注文字。如果将“批注”宽泛地解释为“笔记”之一种，把《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简称为毛泽东的“哲学笔记”也无不可。经过三年的工作，广大读者瞩目的这本书终于问世了。
①本文作者原署名为石仲泉、田松年、徐中远。
一、艰难的考辨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辑入了毛泽东研读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在延安时期，理论书籍甚缺，人们辗转借读，毛泽东也不例外。在他批读过的书上就有其他人的批注文字。编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对书上的批注文字笔迹进行考辨，将毛泽东的批注与其他人的批注区别开来。既不能把毛泽东的批注漏掉，也不能将不是毛泽东的批注编入。毛泽东批读过的5本书上有多种不同的批注笔迹。有一条批语：“我们主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字体秀气规范，不似毛泽东遒劲豪放的书法风格，在初编时没有收入。但在复查时发现这几个字的运笔走向、间架结构又很像毛泽东写的，于是从毛泽东的手迹中选取许多相同的字逐一比较，并请熟悉毛泽东书法的同志鉴定，最后肯定这句批语为毛泽东所写，将它补收入集了。考辨，不仅要考订哪些是毛泽东写的，还要辨认所写的内容。毛泽东写的批语，主要是用毛笔和黑色铅笔写的，也有用红蓝铅笔和解放前流行过的原子笔写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批语，大都是书写流畅、具有独特风格的行书，不少字带有草体的韵味。行书字体较易辨认，行草字体辨认较难。再加上年代久远，翻阅摩挲，纸张发黄变脆，有的字已褪色模糊，有的字已略见残损，使辨认更加困难。有时需要反复探讨，多方考辨，并研究文意，才能确定。毛泽东写的读书批注，绝大部分没载明时间。这也属考订之列。由于资料缺乏，不少读书批注的时间只能根据批注的内容或批读的版本来作推测。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内标有某某年以前，或某某年某某月的模糊时间的原因。例如，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的批注，没有留下时间。毛泽东写的批语中提及了“三月参政会”，这个会是1941年3月1日至10日在重庆召开的。据此，批读时间可以初步定为在该年3月以后。但这毕竟是孤证。进一步分析批注内容，发现毛泽东对“中国的主观主义”的批评特别多，计有20多处。这里的“中国的主观主义”是专有所指，即王明教条主义的代名词。王明路线的错误，就认识论根源讲，是主观主义。1941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王明路线，毛泽东讲话的基调就是反对主观主义。这次会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研究组的研究方针及阅读材料的通知中，规定“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为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材料”。这与毛泽东的批注以第六章为重点的情况相吻合，这进一步说明，毛泽东的批注时间，有较大可能是在1941年9月前后，因此，将毛泽东批注该书的时间定在1941年3月以后是可靠的。
二、读书风貌的展现
毛泽东的读书批注有其独特的风貌。由于延安时期的书籍大多为竖排，毛泽东的批注文字大多竖写在所读书籍书页的上端，也有写在边白中缝或下端的，还有少量批语写在字旁行间或段末句尾。这些批语，有的是对原书内容的复述、提要、概括和发挥，也有的是对原书观点的臧否、提问或补正，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阐发的重要思想观点。毛泽东还爱在所读的书上圈点勾划，批有各种各样的读书符号。有的书页上，圈点密集，杠道不断，圈内有圈，杠外划杠。这些批划符号，虽然不像批注文字那样明确地表达了思想内容，但也反映了批注者的某种思想情绪或意向，以及他那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
怎样来表现毛泽东的读书风貌？这是编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碰到的一个问题。在编辑过程中，逐步确定了三条原则：
（一）既要如实地生动地反映毛泽东读书批注的风貌，又要照顾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排版印刷规范。
（二）既要突出毛泽东的批注文字，尽量完整地体现毛泽东的批注思想，又要充分反映毛泽东所读书籍对其批注的影响，以便读者了解和研究批注思想与原书内容之间的关系。
（三）既要忠实于原件，尽量保持原样，又要讲究科学性、准确性，对讹误衍漏要加以订正，对批划符号要有所取舍。
根据这三条原则，编辑这本书采用了以下办法：
对照排印。将毛泽东写的批注文字与原书有关段落对照排印。凡原书为竖排、原批注为竖写的，一律改为横排，繁体字改为简化字。没有标点的批注文字加了标点。批注文字除写在字旁行间的排在原处外，写在书页其他地方的一般排在书页的左边；长段批语和照顾对应关系的少数批语居中排印，毛泽东的批语疏密不均，有的批语十分密集。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泽本第3版）第三章《均衡论》一节的书页上，毛泽东的批语密集无间，几乎没有空白之处。为了表现对应关系，除将大段批语排在左边外，还不得不以居中方式将一些批语排在相对应文字的下面。一般来说，原书文字长、批语文字短，但也有一些地方批注文字长于原书文字，在编排布局上，右边出现大片空白就是这个缘故。
字体区别。这是与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不同的。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的批语、笔记和原书文字，在字体上一般没作区别，均排宋体，有些黑体和其他异体字，是用以表示列宁的不同书写文字或字体，而非区别原书内容与列宁的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考虑到中国读者的习惯，将毛泽东的批注、摘录、书信和日记文字，一律排为宋体。凡原书文字均排仿宋体，这样，勿须看内容，仅凭字体就可确定哪是毛泽东写的文字；既方便读者，也有利于研究工作。
对应文字力求完整。凡编辑中确认为毛泽东写的文字，均无一遗漏地都编入集中，与批注文字有关的对应文字是略辑还是详辑？编辑中经历了一番认识的变化。最初采用略辑，以为这样简明扼要，利于突出批注文字。随着编辑的深入，逐渐感到对应文字简略了，一是有断章取义之嫌，二是不利于了解和研究批注思想的脉络和对应文字对批注文字的影响。后来确立对应文字的选辑以能否完整地表现批注思想与原书内容的关系为原则，即基本上采取了详辑的方针，并庄意处理对应文字的删节与联结的关系。这样，对应文字由初步编辑时的8万字增加到近25万字。
脚注说明。这是关于编辑的技术性说明，或补遗，或释疑，或明义，或校订。字旁行问的批语，除以宋体表示外，多有脚注，以期读者注意。如“批注集”第250页，在对应文字行问有一宋体“最”字，字号下大，行距间隔也不开阔，稍不留心就易忽略。这里加了脚注：“毛泽东在‘根本’二字前边补加了一个‘最’字”。这就不仅指出了“最”字的位置，而且含示了毛泽东的观点。原书说“对立统一法则是根本的法则”，毛泽东加一“最”字，意即“最根本的法则”。这就弥补了原书文字的疏漏。
文字订正。毛泽东的批注是边读边想信手写在书上的，并非正式文稿。用词遣句有时未加修饰，且有不少讹误衍漏。怎样对待批注文字中的错误？对此，经慎重地反复考虑，不外三种选择：一是机械地保持原样，不做任何改正；二是不留错误痕迹，完全改成正确写法；三是既保持其原始风貌，又作必要的文字订正，前两者都缺乏编辑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不可取。唯有第三种办法，即目前采取的办法，比较顺乎人意，近乎情理。按照这个办法，对毛泽东写的文字作了上百处订正，分别以不同的编辑符号加以显示。实践证明，这样处理真实、可信、亲切、生动。毛泽东的批往文字有这些差错，是不是说毛泽东读书很粗心呢？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只要翻翻“批注集”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经常对原书文字进行校勘。从接触到的原件看，这种校勘是较多的，仅仅辑纳在“批注集”中的，毛泽东对原书文字、标点的勘误就近40处。
符号选辑。毛泽东在批读的书上划的符号很多，有的书上的批划符号遍及全书，无一页没有。是全辑还是选辑？对此也反复考虑过。若全辑，就要把毛泽东读10本书上划的符号都编入。这样收，一是篇幅过大，非目前这样一本书所能容纳；二是批划符号的篇幅远远多于批注文字的篇幅，会冲淡批注文字；三是也无这个必要，因为一般的批划符号毕竟没有明确的思想意义，编辑的再多也不能增加批注的思想内容。因此，作了选辑的处理。选辑符号的原则是：凡毛泽东划的问号全部辑入，因为问号多少表示了批注者的某种意向；凡与批注文字和问号相对应的原书有关段落上的各种符号均辑入。此外，其他地方划的大量符号均不辑入。这样选辑，“批注集”中的批划符号也是不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书上的批划符号，从笔体辨认来看，似是读一遍批划一次。有的书页上的批划符号往往与批读的遍数成正比。
三、力求简略、准确的注释
毛泽东的批语及其相对应的原书文字，涉及到一些人物、事件、术语、典故，还有一些引文等。对于这些的注释，考虑到这是本专业性较强的书籍，主要的读者对象会具备相当良好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因此决定注释以简略为原则：
1.一般读者熟悉或易于查询的人物、事件、名词、术语等不注，但像“张友仁”、“普列斯特媾和”、“理神论”（即自然神论）等这类为专业读者也不太熟悉的人物、事件、术语等，尽量作注。
2.鉴于毛泽东读的哲学书籍是30年代的译本，许多译名、译文与现行译文有较大出入，在注释中，尽量将书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哲学家的旧译文注出新译文；将人名、书名、地名，以及某些名词术语的旧译法，往出新的标准译法。少量未查清的，暂不作注。
3.对毛泽东批注中引用的中国古代典籍上的词语，尽量查明出处、引全上下文意。虽不解释，读者亦能理解。如毛泽东批语中引用的“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二句，注明这首明代民歌的全文，读者就会明白毛泽东是借此来生动他说明辩证的否定观。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引文注释，不仅仅是查明出处，还需要对引文进行研究，以便注释文字写得贴切、准确，有助于读者理解原书文字和毛泽东的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为了说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对这段引文的注释，不仅注出了出处，而且介绍了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一个易受无赖福斯诺夫玩弄的女人，而快嘴桂嫂的典故，意在形象他说明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是不易把握的高度抽象的东西。这样，毛泽东在此处写的批语：“概念比感觉更为深刻，是进一步的东西，例如商品与价值”，也就容易理解向知情人调查，是《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注释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询问熟悉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同志，还询问曾在延安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哲学研究活动的同志；不仅讨教于一些专家学者，也向有关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关系的人了解。毛泽东在批注中曾写道：“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也并不是不能相容的――孙鸣九说”。孙鸣九，即孙铭久，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过去未听说他有著述或演讲涉世，很难查其出处，必须问他本人。恰逢他在1987年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经过访问本人，使这句话得到了证实。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只是辑入了目前搜集到的读书批注。随着党的文献收集工作的深化和扩大，随着档案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也许会发现毛泽东的新的哲学批注。我们期望，若干年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补卷或增订本，将能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原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