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谈起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仅研究专著就出版了40多本，这是建国后从来没有过的。目前，毛泽东哲学思想进入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新阶段。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出版了，这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推动。这里，从新编本出版这个角度来谈谈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几点看法。
一、怎样看待《毛泽东著作选读》的出版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出版后，有的同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难怪，因为《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大部分著作已经公开发表过。但是，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应当看到，这个《毛泽东著作选读》还是有它的新意的。这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的68篇著作中，有17篇是《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中未曾编选的。在编选的1958年以后的7篇著作中，有5篇是新发表的。在全书新发表的著作中，有的是很重要的著作。如开卷篇《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从内容来说，它反映了毛泽东同志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是毛泽东同志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代表作，对我们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早期哲学思想，对广大青年进行理论教育、世界观教育、共产主义教育，都有重要的意义；从编辑上说，选这篇文章为开卷篇，突破了在此以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陈云文选》等选集都以1926年的文献为开卷的模式。是不是这些领导人在1926年以前就没有能选的好文章呢？不完全是。如周恩来同志在1922年8月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它也是说明周恩来同志的世界观转变的。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同志以犀利明快的文字说明了只有用共产主义的革命办法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周恩来选集》不是不可以用这篇开卷，但那时受了《毛泽东选集》开卷篇时间的束缚，没能突破这个框框。这次《毛泽东著作选读》突破了，对于编选文献进一步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重要意义。
第二，《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修订和新写了一批题解和注释。对有关著作的出版和修改情况作了必要的说明；对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必要的考察，订正了一些重要史实。例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在1951年收入到《毛泽东选集》中时曾作了个别修改，即在讲社会主义的物质分配时，加写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一语，这处修改，字数虽不多，但对思想史的研究造成的影响却很大。为了说明事情的原委，《毛泽东著作选读》在此处写了一条注释，公布了1929年决议所讲的这句话的原文，即是：“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时期，物质的分配亦当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决然无所谓绝对平均”。这样，就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还了历史的原貌，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献资料（见篇后附注）。全书的注释近500条，计6万字左右。其中许多注释都是在查阅和研究了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之后写成的。因而，对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很有参考价值。
当然，《毛泽东著作选读》主要是供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用的本子，这样的读者对象决定了它的选编内容和要求。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个本子不够用，还必须翻阅以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及其他专题集子等。
二、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要充云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料
前已指出，近几年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势头。同时也遇到了如何把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问题。有些同志反映，已出版的有的著作，在内容结构上，在观点和思路上，给人以某种相似的感觉。在现阶段，这是很难避免的，不必苛求。但是，应当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了资料的限制，对现有的文献资料研究不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党的领导人的文献资料的编辑发表工作抓紧了。就中央文献研究室来说，这几年出版的“选集”和“专题集”，每年都在10本以上；而且每期《文献和研究》都要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献档案材料。这个数量虽然不能说是很大，但也不算小，不过与广大研究者的需要来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为了适应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需要，今后，无疑需要继续编辑出版更多的文献，这是一方面；另方面，还要深入研究现有的文献资料，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料。已经出版的许多文献，不仅对于研究党史、政治思想史是重要的，对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重要的。
例如，《毛泽东书信选集》。它编选了372封书信，其中反映毛泽东的重要思想和活动的书信占一半左右，而直接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关的，约占六分之一。这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批难得的资料。拿1944年8月毛泽东同志致秦邦宪同志的信来说。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征，包括经济方面的特征。但是，当时的论述侧重于生产关系上，主要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致博古的这封信，则从生产力的状况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是机器，不是手工”。还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因此，“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的革命的任务”。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十分强调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它不仅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而且对于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唯物史观有重要价值。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曾经有过很高的评价，认为通信集所讨论的思想的中心点是辩证法。《毛泽东书信选集》虽然不能与之简单类比，但它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却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这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其他各种选集，如《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刘少奇选集》下卷里，有一篇不大显眼的文章，即《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这是刘少奇同志读邓子恢同志和高岗的两篇文章时写的笔记，过去既没有发表也没有传达过，是在编辑《刘少奇选集》时找出来的。在这篇笔记中，刘少奇对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认为矛盾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矛盾。还提出要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既不可以把敌对的矛盾当作非敌对的矛盾，也不可以把非敌对的矛盾看作敌对的矛盾。根据这个总分析，他认为国营工厂内的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在这里，刘少奇同志虽然不是从全社会范围的视角，而是就一个工厂企业来提出问题的，但是他明确地将矛盾分为两类，提出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明确使用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科学概念。在党的领导人内，就目前所见到的文献材料来说，这是比较早的。这是他对于两类矛盾理论的一大贡献。我们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如果不研究刘少奇同志的这篇笔记，应当说，是不完全的。举此一例，足见研究其他领导人的文献，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983年出版后内部发行，1985年经过修订后公开发行）。这本书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涉及的史实和理论观点，力求运用可靠的文献档案材料进行比较准确的叙述、分析和说明。全书有40多万字，不但是学习《历史决议》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是研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最近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也提供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许多珍贵资料。该书有14篇文章，直接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有3篇，其他还有5篇也涉及到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许多文献资料都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在文献的出版还不能府足需要的情况下，加强对已经出版的这一系列文献著作的研究意识，提高对这类文献的利用率，是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途径。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要与党史研究相结合
目前，我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有两支队伍。一支是由哲学工作者组成的，主要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一支是由党史工作者组成的，主要从毛泽东思想这个大的思想体系的视角来开展研究。这两支队伍各有各的优势。一般他说，哲学工作者理论思维能力较强；党史工作者掌握文献资料较多，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对毛泽东同志等领导人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的发展变化过程了解较透。
从文献研究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深入一步，这两支队伍应当汇合起来，加强横向联系，相互取长补短，提高研究素质。对哲学工作者来说，要加强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获取思想史方面的营养。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搞哲学的人，最好掌握、精通一门具体的科学，不要使哲学在概念里绕圈子。我很赞同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人来说，除了各人根据自己的喜爱去研究一些学科知识以外，最好还要熟悉一下党史、现代史。这对于提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水平是有好处的。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理论著作毕竟有限，大部分是运用哲学的著作。他的许多哲学观点都体现在分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问题的著作之中，体现在他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解决之中。因此，熟悉党史，熟悉一些重要史实的本末，有助于研究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理论观点、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演变。如果把抽象的哲学理论观点喻为骨架，那么，与它相联系的党史和思想史资料就如同血肉，两者有机结合，形体就丰满了。经过这样的结合研究之后，写出的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作，就不会再显得干巴、空泛，而会是有血有肉、生动具体的。
目前的党史研究工作者已经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一些重要的党史研究刊物经常发表党史、思想史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工作者，经常翻阅这些刊物，会获得许多有用的东西。
四、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几点不成熟想法
上面讲的充分利用现有文献资料和加强对党史的研究，都是为了达到深化研究的目的，此外，还补充讲几点：
1，专题研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不少了，几十本概述性的专著就是最好的证明。今后要在继续进行体系研究的同时，应当加强专题研究。目前这方面的著作相对他说，还比较少一些。是否可以加强这样一些薄弱的专题的研究：如主体性思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思想）；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思想；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战略与策略的思想；过程论思想；方法论思想等。
2.断代研究。如果说上面是横向的研究，这就是要从纵向的研究上来加强。目前已有早期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抗战时期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这些还不够。除继续开展对这些时期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外，还要加强对毛泽东在其他时期哲学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他在建国后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但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包括他晚年哲学思想的变化。不研究清楚晚年和早期的思想，有些问题的脉络不可能搞清楚。人们都爱谈论毛泽东的悲剧，尽管这是政治学研究的课题，但只有把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研究清楚了，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说明。
3.交叉研究。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能仅仅固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圈子，要开阔视野，开拓研究领域。除了上面讲的搞点党史的研究外，还可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特别是对他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毛泽东同志在苏区时期就开始注意研究经济问题，延安时期也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一文，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解放后，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虽然有严重失误，但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对目前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仍有借鉴作用。熟悉了他的经济思想，会有助于进一步分析他的哲学思想。此外，还可进行更广阔领域的交叉研究。
4.比较研究。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能仅仅限于研究毛泽东个人的著作，还应当研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要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比较，既求同，也求异。毛泽东思想既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与其他领导人的思想有密切关系，这样的比较研究对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尤其不可缺少。当然，比较研究还可在更广、更大的范围内进行。除了与当代领导人进行比较外，还可与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作比较研究；除了与国内的思想家作比较研究外，还可与国外的思想家们、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们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应当注重那些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内在联系，因而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反之，在一些外在现象上随意的进行比较研究，不一定能取得有益的成果。
5.现实研究。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一样，都要面向现实、面向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与现实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是对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不能脱离当前的实际。一方面，脱离了实际，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观点形成的实际过程相悻，这就不能真切地领略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思路，也就会影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入分析；另方面，脱离了实际，不仅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不能对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哲学概括，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而且这样的研究必然缺乏生气，缺乏活力，缺乏时代感。过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和研究，简单地围绕着“中心工作”转是错误的，也给许多哲学工作者带来了不幸，在一些同志中间还存在着“余悸”和“预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是研究工作者，就应当有研究科学的勇气，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研究现实问题，从而推动和活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6.“新潮”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既要面向现实，也要面向世界。面向世界，首先要放眼世界，站在这个高度上，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视野会更开阔，也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当前，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中国人在研究，外国人也在研究。日本学者、欧美学者，资料搜集得比较全，研究的课题比较细，有些研究成果有一定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此外，在国外曾经有较大影响的所谓“老三论”、“新三论”等新的科学方法也传到了国内；一些外国学者，包括外籍华裔比较感兴趣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在国内也成了“热点”。这些思潮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的冲击。这是好现象。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不能将这些“新潮”“拒于国门之外”，恰恰相反，应该加强对这些“新潮”的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运用系统论等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加强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也会使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获得新的推动。对于一切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关的新思潮，我们都需要加强研究。
历史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推到了向新阶段飞跃的关头。我们必须调动各种研究手段，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效应，努力实现这个飞跃。
附注：根据编辑毛泽东早期著作集的同志考订，“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语虽然是在修改时写上的，但是毛泽东早在1921年11月21日，以润之署名发表在《劳工周刊》纪念湖南劳工会成立周年特刊上的《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最后呼喊的口号中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说明这个用语当时在国内已流行开来，毛泽东接受并运用了它。
就此而言，建国后的修改是个纯粹技术性问题，不存在人为拔高毛泽东的思想认识问题。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