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过许多巨大的贡献。他提出和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极为独特的价值，对教育干部学习理论、增强哲学修养、提高政策水平、改进工作方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多少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在党中央重新号召全党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作一番历史考察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对它进行科学的评价，而且有益于探讨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途径。
一、思想商定论的核心――立场、观点、方法论的溯源
思想方法论起源于立场、观点、方法论。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应该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并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那里就已经萌生了这样的思想，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不断明确起来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的任务主要是建构哲学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短文和通信中，应当说，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他们经过批判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包括杜林哲学和其他庸俗唯物主义，总结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吸取现代科学文化成果，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与其他各种旧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们的哲学不是一堆死的哲学知识，而是活哲学，即用他们的哲学理论来分析历史和现实社会，揭示其发展规律，提出了改造世界的任务和如何进行改造的基本方法。这就是说，他们的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有恢宏的理论体系，又具备科学的思想方法功能。虽然他们没有使用思想方法这个概念，但是他们一再声明，他们的哲学既是理论又是方法，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致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
①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里讲的整个世界观是方法，不仅指通常所讲的辩证法是方法，也包括唯物论是方法；不仅辩证唯物论是方法，也包括历史唯物论是方法。马克思明确他说过：“从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和社会物质基础来分析精神观念的产生这种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是唯一科学的
②方法。”恩格斯也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未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
③对立物。”那种仅把辩证法看成是方法，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似乎不是方法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当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阶段，如何用理论去指导革命实践的任务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而，他们主要从理论的认识高度上指出了他们的学说的方法论意义，而不可能就他们的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展开论述。
列宁走上历史舞台时面临着与马克思、恩格斯很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国家环境。一是在列宁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处于相对的高潮，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任务提上了具体日程；二是列宁所处的不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和北美国家，而是资本主义不太发展的俄国。在落后国家怎样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现成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注。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答案，需要从俄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提出革命任务、制定革命策略。对此，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内部出现的意见分歧，从理论上讲，就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恩格斯多次指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
①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但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便为他们在政治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进行诡辩。在这种形势下，列宁进一步强调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他说：如果谁认为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英美工人运动的意见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
②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还指出：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
③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
斯大林在捍卫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进一步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学习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的思想。斯大林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并犯有严重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国家近30年的理论和实践，要作具体分析，不能采取简单的、粗暴的情绪化态度。在理论方面，就其捍卫列宁主义这一点来说，虽然也有一些极其错误的观点，但不能全盘否定。正是在这个斗争中，斯大林发挥了恩格斯、列宁的思想，进一步强调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第一次提出，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指出：列宁所以能够发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就在于列宁“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从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竭力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基本方法应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中”。还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①学说。”以上述思想为基础，斯大林进一步概括出了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不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自己，如果它不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角度来吸取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能保持和发展吗？显然是不能的。”因此，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
②改善和丰富旧形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这样，斯大林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产阶级立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问题。恩格斯早在1847年10月就已指出：“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引者）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460页。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704页。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①《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2―273页、220页、222页。②《斯大林选集》十卷第570―571页。
列宁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指出：唯物主义“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②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继续强调这个思想，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③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斯大林也有不少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论述。这样，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有斯大林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已经贯穿在他们的著作之中。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把立场、观点、方法三者并联在一起加以提出，而且明确地提出思想方法论，提供了理论思想基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2页。②《列宁全集》第4卷第361―362页。③《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二、思想方法论的提出，是以毛译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理论创造
中国共产党人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比较多地是通过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读物为中介的，20年代中期以后是如此，30年代在延安广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也是如此。产生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一则俄国革命已经成功，列宁、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已为实践所证明。按照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和根据苏联共产党的阐释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和论述较多；二则中国的情况与俄国较为接近，俄国革命成功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个极大的鼓舞，并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方向，虽然中国比俄国更落后，也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三则苏联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的所在地，斯大林和苏联党实际领导着共产国际的工作，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组织程序上说要接受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指示；四则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理论如考茨基、卢卡奇等的观点在列宁时代，在苏联的哲学论争中已处于被批判地位，在中国被翻译的少，了解者少，信仰者更少，没有形成文化市场和影响。这样，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主要通过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渠道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
就毛泽东而言，在他认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建构起具有自己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的。这从他阅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他的哲学理论的形成，以及他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来看，都是显而易见的。读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这一点便明白无误，不必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他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不是采取学理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只把它看成一种理论知识，而是同时把它当成方法的。也就是说，不是作为死哲学来接受，而是作为活哲学来认识的。他在回顾自己思想的变化过程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
①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诚然有些过于简单化，不很准确。但是，这一段话说明，毛泽东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是很注意“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的。这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一些早期领导入的一个突出品格，也是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奥秘之一。所谓“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是思想方法论的初始形态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他后来形成“思想方法”概念和提出“思想方法论”的萌芽。
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毛泽东就是如上所述，抓住“阶级斗争”四个字，去发动社会各界群众进行反对地方军阀政府的斗争，发动工人开展反对资本家的斗争，随后又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的。这是他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重要革命活动，在这一时期，尽管他参加了建党，在共产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以及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机关都担负过一定责任，但是他领导革命的雄才大略、理论卓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方法功能，都是大革命失败后自上井冈山开始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才显露出来的。
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一方面，由于马列著作还没有大量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另一方面，由于戎马倥偬，毛泽东无暇系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但是，他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以及对于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的指导，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在1929年12月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他强调反对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提出“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
①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随后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哲学论文中，他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初步地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反对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态度。这篇论文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也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尽管这时他还没有使用“思想方法”这个概念，但已经开始强调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来看待马列主义理论，努力解决党的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这是很明显的。
“思想方法”这个概念，就目前国内著名学者的著述来看，艾思奇是使用较早的一个。他在1936年10月就著有《思想方法论》一书。毛泽东在延安阅读了这本小册子，并作了少量批注。这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已经收录。但是，艾思奇讲思想方法论，更多的是从认识的形成过程，即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演绎这样的辩证逻辑的视角来提出问题的。与毛泽东从更广阔的视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即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提出思想方法论不完全一样。如果说，艾思奇阐释的思想方法论基本属于狭义的，那么，毛泽东视野中的思想方法论则属于广义的。今天，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思想方法问题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思想非常活跃。他在1937年7、8月讲演的《实践论》、《矛盾论》，既是毛泽东哲学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哲学概括的典范，是教育党的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经典教材。我们对于“两论”的理解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能单纯认为它只是哲学理论著作，而应当看到它同时具有深远的思想方法意义。如果忽视了后者，就不可能充分估量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能，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它的无限生命力。学习“两论”，不能采取学理主义态度，只作为理论知识来学，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毛泽东分析问题的思路，即作为思想方法论来学习。事实上，毛泽东写作“两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党的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教育干部如何正确地对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这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两论”的题注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两论”的重要准备著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体现了这一点。这篇著作阐述革命战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实际上是教育干部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3页。
①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讲授“两论”时发挥了这个思想，比较充分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和第三章，毛泽东明确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还说，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同一个东西。认为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就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什么单独的方法论。他随后（1937年9月）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在批评自由主义时，就强调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②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一部分人的方法论”。这是其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思想的一次重要发挥。“两论”的创作和毛泽东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思想，既是他的哲学理论发展的一次飞跃，也是他从思想方法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次升华。这为他在整风运动中明确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写作“两论”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理论，那么，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则是进一步深入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干部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初步地形成了他的“思想方法论”体系。
延安整风，一般他说，是从1941年开始。但是，严格他讲，它的准备阶段或者说思想发动阶段则从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开始了。这次全会揭开了批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序幕，正式地确认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对全党的领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
①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显然，这些思想是承续了斯大林的观点。但是，他不是简单地重复斯大林的观点，而强调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光辉的命题。也就是说，他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皙学的方法论功能。
由于毛泽东的带头学习和大力倡导，延安的党政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了新哲学会。延安的许多机关和学校也成立了哲学研究小组。陈云在1987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回顾当时的情景说：那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在中组部成立了6入学习小组，除他外，还有李富春、陶铸、王鹤寿、陈正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2页。②这是原发表稿的表述。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修改为“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7页。
人、王德。从1938年开始，坚持学习了5年。毛泽东先后三次同他谈过要学哲学，并派教员和培元帮助他们学习。当时延安十分缺乏教材。为了满足学习的需要，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出面编辑《哲学选辑》一书，荟萃了当时延安能找到的中外新哲学名著的精华。延安开展的这些哲学活动，其目的都不是单纯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是按照毛泽东的倡导，通过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和工作经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许多干部包括重要领导干部，通过这次哲学理论的学习，思想理论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陈云曾多次讲到他在延安期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所受到的教益。在1987年7月的这次谈话中，他继续回忆指出：“我个人的体会，学习哲学，可以使入开窍，学
①好哲学，终身受用。”正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的熏陶，陈云在1939年12月写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指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
②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他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切体会，更重要的是在迄今公开出版的党的领导人的著作中，比较早地使用了“思想方法”这个概念。
随后在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以文件形式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号召“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并把学习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列为“高级课程课目”，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动员报告，不仅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而且尖锐地批评了党内盛行过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深刻地阐述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整顿学风、端正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和方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应该“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抛弃那种“不是为着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恩、列、斯那里找立场找方法，而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的错误态度，强调要学会“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与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现状与中国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与解决中③国革命问题”。
从目前查到的文献看，毛泽东明确地使用“思想方法”概念是在1941年秋中央政治局整风期间。1941年8月末，为了加强中央对全党整风学习的领导，由中央负责同志组织成立了思想方法的学习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9月26日，中央又决定在各个地区成立高级学习组，组织各地方和军队主要负责人首先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中国共产党20年的历史，以总结历史经验。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研究组和各地高级学习组写信，明确提出在学习和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针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并指定将当时在延安流传的一些马列重要著作和介绍马列理论的教科书，作为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材料。为了宣传和贯彻这个精神，一月之后，毛泽东于1941年10月30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他从思想方法的角度，通俗易懂地阐
①《陈云文选》第3卷第362页。②《陈云文选》第1卷第189页。③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937页、934―935页、933页。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作了修改，增加了“找观点”的表述。
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强调不要做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他说：如果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就够了，列宁为什么还要写《帝国主义论》呢？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与方法，到处都用得着。我们要根据实际环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不问实际情况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我们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为的是要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样，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强调掌握思想方法论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
1942年初，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毛泽东在当年2月1日和8日分别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进一步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号召全党干部端正学风。他指出：所谓学风，“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
①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又把思想方法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高、中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学习“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这里的“思想科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而提出的，这样的概括不单纯是为了在行文上与“政治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提法相对应以求得协同，而且表明了中央在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以什么作为中心环节的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研究思想和思想方法，但突出对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学习研究，并把这样的研究称之为研究“思想科学”，也说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思想方法论何等重视。
根据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毛泽东在作完《反对党八股》报告后不久，召集了一个有在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他提出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以便帮助广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整顿党的学风和文风。他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参加这样的工作也是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努力，这本书编成后（主编为艾思奇），毛泽东又亲自审看。这是一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好书，在延安印行后，对教育干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在1949年春天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规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书（由毛泽东编审），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被列为其中之一。这
①本书在各老解放区出过好几版，全国解放后还出过数版。
建国以后，随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化，他把哲学视为方法论、视为思想方法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对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作了许多阐发，丰富和充实了从抗日战争以来建构的方法论系统，使之成为毛泽东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①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941页、942页。①温济泽同志当年参加过这本书的编辑。1983年，由他主持对这本书做了修订，以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新的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广大群众和干部能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195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
②“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根据毛泽东强调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的思想，陈云在1957年1月对国务院系统的干部讲话，明确提出：
“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他还指出：“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问题在思想方法。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头，所以经验提不高。这一点，对于任何工作岗位的同志，对于解决任
③何问题都是重要的。”从延安整风以来，陈云一向重视思想方法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过程中，他能保持清醒头脑，没有跟着风头犯错误，与他始终坚持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为了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毛泽东在1958年1月主持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年之后，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毛泽东又在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十六条”。这里虽然讲的是工作方法，实际上是毛泽东为使较为抽象的思想方法变成较为具体的工作方法，从而使思想方法论扩展到一个新的实际的层次所作的思考。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这段话简要他说明了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具体关系。从理论上讲，方法论系统有不同的层次和环节，包括认识的方法和实践的方法，思想方法作为一般的认识方法而言，主要是指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则要求人们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正确的观点，系统周密地占有材料，并从中引出理论、计划、方案、决策和办法。世界观在向方法论转变时，首先直接转变为思想方法，然后转变为其他具体方法。因而，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世界观转变为具体方法的中介，也是方法论的最高层次。工作方法主要是指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法，对领导者来说就是领导方法。它侧重于要求将理论、路线、计划、方案、决策付诸实施，贯彻落实。这是一个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过程。两者相比，思想方法对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起着决定性作用，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在实践中的外化。因此，可以说，工作方法的实质是思想方法问题。
到了60年代前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还在1953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就说过：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1960年3月，在天津会议上，他进而指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1963年5月，他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的一次哲学谈话中还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他要求全党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这一年12月中央领导同志的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③《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38页。
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段对话，进一步阐明了认识论与思想方法论的关系。刘少奇说：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毛主席特别强调马列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毛泽东接着说：历来讲认识论这一套，不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你离开了具体工作，那些哲学干什么呀？那就没有用了嘛。当然，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这里讲的认识论是指广义的认识论，即包括总的世界观、方法论，实际上指整个哲学。此外，认识论还有狭义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关于人的认识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论。狭义的认识论只是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讲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显然是指前者。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与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加强调了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为他的哲学就是一种方法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升华，也使强调哲学的思想方法论功能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论根据。
几十年来，毛泽东一直倡导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从理论上看，强调思想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功能更加活生生的体现出来。从社会实践的效用看，强调思想方法论更能使广大干部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使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因为如此，陈云在1987年7月与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再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
①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充分说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方法沦的极端重要性。
①《陈云文选》第3卷，第360页。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功能的历史原因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①种历史的产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并加以特别强调，也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原因有这样几点：
第一，这是由中国革命斗争异常无比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革命理论，是立足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设想和阐发的。列宁所在的俄国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为落后，但在地缘关系、文化传统方面却与欧美国家比较接近，有不少相通之处。俄国的无产阶级在接受、理解和运用马、恩的革命理论方面，比其他地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地要方便一些。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比俄国落后，且地处亚洲东方，其文化传统与欧美相距甚远；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薄弱，城市无产阶级力量相当弱小，农民群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作为革命的直接敌人，不仅有本国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有外国帝国主义，相对于幼弱的革命力量而言，显得异常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比起俄国革命来说，更需要开创精神。既然在马列主义的本本里没有如何进行中国革命的现成答案，就只能根据马列的一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这就要更加艰苦地学习、掌握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革命是在敌我力量无比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经过了22年的武装斗争才取得胜利。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没有第二例，在所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中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搞地下斗争时间较长，但搞武装斗争的时间并不算长。而我们党搞地下斗争的时间比搞武装斗争的时间更长。我们党所进行的，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环境都是难以想象地异常艰苦，斗争是空前异常地残酷。这种特殊的环境和斗争，既考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方法，使他们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原则运用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把科学的世界观具体化为正确的思想方法，以及由此派生的领导方法和其他工作方法，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方法论系统。
第二，这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受到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不正确干预，致使中国革命受到过极大危害的情况有密切关系。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正确的指示，对中国革命有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的著作使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了很大的教益，从中学到了如上所述的怎样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与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等许多正确的思想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志不忘的。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那种不合时宜的体制和机制，由于斯大林的大党沙文主义以及一些错误的指示，特别是通过扶植王明等人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来贯彻他们的错误主张的做法，使中国革命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朔濒于绝境。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抵制、反对和纠正受共产国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际和苏联共产党所支持的党中央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能不强调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不能不强调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应用马克思①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正是用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的办法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内的那些坚持错误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用斯大林之矛来攻斯大林之盾，因为王明路线实际上是斯大林路线。尽管苏联党对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王明不满意，但是毛泽东对上述思想的强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我们党强调思想方法论，实际上也是把列宁、斯大林曾经提出过的正确思想向前发展了，并升华到一个新的层次。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当年在我们党内造成的危害之大，影响之深，是我们这后一代人无法感受到的，而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同志却有深切的体会。说延安整风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因为它解放了党的思想，破除了对教条、本本之类的迷信。从毛泽东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反对本本主义》到整风运动，其批判矛头都是一个，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就是在反对这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起来的，也可以说是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理论成果。
第三，这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理论准备较差、干部文化素质偏低的弱点而探索出来的一条带有补课性的、使其后来居上的学理论的“捷径”。
中国共产党与欧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她不是在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较长时期的学习和研究之后再成立，再去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相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相当短。从李大剖赴日留学寻求革命真理，接触马克思主义，到党在1921年创立，不过几年时间，比起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要短得多，后者所经历的时间几乎是前者的一倍，再则，中国那时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特别是全译本的重要著作比较少，也影响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最先在中国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但时间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1918年冬。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更晚一些，如他本人说，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随后，他就参加组建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时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
①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这个缺点“仍未完全克服”。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在理论上是如此，对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研究也是如此。拿俄国而言，列宁写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对俄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较为详尽的调查研究，其他人也有这方面的著述。在这之前，俄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行过考察。这些都为俄国无产阶级认识俄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制定革命的政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9页。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
策和策略提供了有益的文献资料。与此不同，中国缺乏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材料。毛泽东对这一点感触尤深。他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
②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毛泽东所以那样重视调查研究也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此外，从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的文化素质看，也是很差的。在高级干部中――更不必说一般干部，上过大学，有较高文化学历的极少，小学毕业、中学毕业这样文化程度的干部也算佼佼者，大多数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出身的干部。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参加革命时不仅没有学过什么马列理论著作，连识字也不多。但是，他们有较高的革命觉悟。为了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生活，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参加革命后奋不顾身，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努力工作。他们不是先学好了理论再参加革命的，而是先参加革命，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增长革命才干的。他们是在于中学，边于边学的。对于大批这样的干部，要让他们像进学校那样一本一本地去学理论著作，熟悉理论知识，然后再去工作，这是不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些干部是我们党的顶梁柱，离开了他们，许多工作就没人干了。又要他们做好工作，又要他们掌握马列基本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学习基本理论时，强调主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尽管马列著作中的不少具体的概念、知识、材料一时搞不清楚，但是掌握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就能够融会贯通、一通百通，积累经验，提高本领。我们党有那么一大批老同志，文化学历虽不很高，但却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岁月能打败从军事学校受过正规训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指挥的军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够做好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工作，秘诀在哪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陈云那样强调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掌握思想方法，那不仅是他个人的经验之谈，也是整个老一辈革命家的共识；也是我们这个党，尽管总的来说不少干部的文化素质不高，理论修养的基础不深，但是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度过重重困难和挫折向前发展，并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要紧的是掌握思想方法”，这句话不仅揭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义，而且也概括了我们这个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路。虽然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出来的学习经验，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有普遍意义，至今仍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南。
第四，我们党强调学习思想方法论，也与毛泽东本人的文化性格和理论思路有密切关系。
毛泽东出生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的历史时代，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救亡意识。还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自勉。与政治上的激进意识相适应，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强调探求“大本大源”和改造哲学，对于顾炎武等人的“经世致用”的“实学”特别赞赏。从毛泽东的早期著作如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听课所做的笔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所受的思想熏陶。无论对于国学还是西学，他都强调以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待，反对简单地照抄照搬。他虽然潜心研究中外古今的大量典籍，但
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
一贯反对死读书，主张活读书，提倡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因而他注重社会考察，经常到长沙附近各县去“漫游”。1918年在一师毕业之后，许多同学纷纷出国留学探求新知，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在1920年3月致周世刽的信中说：“吾人如果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点力，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提出：“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这说明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对于学习中西文化，包括外来理论，就已经有了要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进行调查研究的膝陇意识。这是很难得的。这也是他比同时代的青年学子的思想略高一筹之处。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这种思想性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前已指出，他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懂得了阶级斗争的道理，便把“阶级斗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去进行革命斗争了。他读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在他的同代人中虽然不是最多的，理论素质也不算最高的，但是他掌握了思想方法这个法宝，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另辟溪径，不久就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
毛泽东的这个经历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很不一样。马、恩无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创立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领导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支部和工人运动，还参加了1848年的法国革命，并总结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但他们的主要精力则是放在理论活动方面，即建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也是事关千秋万代的伟大功业）。列宁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初期的工作，但他不幸过早地去世了。毛泽东的一生独具风格。他的主要精力和主要活动是在实践方面，而不是理论方面。他专门从事理论著述的时间不是很多，除早年求学和专门从事革命宣传工作的时期外，主要是在延安时期。建国后他没有集中地专门进行理论研究。50年代末，他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本来是想腾出时间进一步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的，但实际上没有安下心来，因而他要写新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因此，毛泽东首先是革命实践家，其次才是革命理论家、哲学家（这不是说他的理论贡献不如他的革命实践，也丝毫不存在要贬低其理论家、哲学家地位的意思，而只是就毛泽东个人活动的比重进行比较）。他研究理论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这一经历决定了他不能不更加注重思想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中国共产党40多年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文化性格和理论思路不能不对全党发生重大影响，因而，不能不成为我们党强调思想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个人的作用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来说属于偶然性因素，但由于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其关于哲学的主体性、实践性思想总要在实践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加以强调，这就不能不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往往通过个人的偶然性体现出来。我们党强调思想方法论，尽管在一定程度或一定形式上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人色彩，但并不影响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四、对毛译东的思想方法论的几个观点的辨析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有哪几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坛，评论不一。视角不同，参照系不同，看法自然不同，这不足为怪。但从全方位的要求来看，在笔者看来，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基本观点。（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二）矛盾分析，全面联系；（三）依靠人民，群众路线；（四）阶级斗争，阶级分析；（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里不准备对这几个基本观点逐一地展开论述，只想就围绕这几个观点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
（一）为什么要包括矛盾分析的方法？
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支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历史决议》说：“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思想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既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自然无疑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的三个基本观点，这一点勿须赘述。但是，作为毛泽东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决不仅止于这三点，还必须包括矛盾分析、全面联系的方法。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上讲，矛盾分析方法是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在方法论上的要求。既然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那么运用矛盾观点而形成的矛盾分析、全面联系的方法，就不能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科学地认识和掌握这一方法，对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原则，防止和克服主观片面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毛泽东的哲学理论看，他特别强调矛盾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在《矛盾论》中，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精辟的阐述；尔后，这一观点愈益强化和深化。特别是在建国以后，他多次指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不能平列，甚至认为三个规律实际上是一个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其他如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都可以在核心的矛盾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且不论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但按照这一观点，作为矛盾规律反映的矛盾分析方法，不能不是他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
从毛泽东对思想方法的界定看，他也是把矛盾分析、全面联系的方法作为基本的思想方法的。他在1941年10月作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时，在讲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后，就是把矛盾分析方法作为思想方法的第二条来讲的。他说了这样一些意思：对一切都要加以分析，这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法。说起来大家都晓得，但到实际使用的时候就忘掉了。我们的同志在观察与处理问题上，常常容易只强调一面，只看到一面，而把其他多方面丢掉，犯了片面看问题的错误。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唯物主义，从客观的物质条件出发，看现实的各方面，就不能只把一面当全面，把局部当全体，而必须找出矛盾的对立，这就叫做分析。在1943年10月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指出，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在其他许多地方，毛泽东都是把矛盾分析方法作为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来看待的。从毛泽东的实践看，他始终是把矛盾分析方法作为基本的思想方法来运用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是通过对旧中国社会的矛盾分析，先是产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随后开创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并通过对中国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各种政治力最的矛盾分析，制定出正确的革命战略与策略，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来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先是提出了《论十大关系》，随后提出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不仅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综上所述，无论从理论或实践方面看，矛盾分析方法都是毛泽东的基本的思想方法。
（二）为什么要包括阶级分析的方法？把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毛泽东的基本的思想方法，也是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客观的历史的反映。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揭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即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经过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地达到消灭一切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现象，这就是阶级分析。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透过迷离混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科学的阶级估量，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依据。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方法。
不仅如此，阶级分析方法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前已指出，毛泽东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把阶级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它去进行实际的阶级斗争，并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的社会。作为《毛泽东选集》开卷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悯熟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杰出篇章。在1941年10月的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也是把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基本的思想方法来看待的，他回顾自己掌握这个方法的经历说：小时候长住乡村，看见人就只知道是人，不知道有阶级。后来读了《共产党宣言》，加入了共产党，回去再观察就变了样子，才知道农村有地主与农民、城市有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地主有大地主、小地主。资产阶级有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如果忽视团结小资产阶级，不照顾民族资产阶级，不把中间分子同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就是极大的危险，就不能胜利。对农民还要分析，对工人也要具体分析，不加以分析区别，也会犯策略上的错误。据此，毛泽东指出，分析社会的事物的特性、特征、特点，它们的共同点与区别点，这就是阶级分析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几十年来，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势力作了正确的分析估量，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然，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认识发生了错误，在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消灭之后还要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对60年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量，发动“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绝不能因他晚年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犯了错误就否定阶级分析是他的基本的思想方法，正如不能因他晚年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否定实事求是是他的基本思想方法一样。何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有时甚至还会激化到暴力冲突的程度。因此，我们仍然必须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和处理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坚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怎样认识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与作为思想方法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作为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与作为思想方法的实事求是两者是一致的。前者是就指导思想而言的，后者是就方法论而言的，或者说前者属于世界观系统，后者属于方法论系统，但内容都是一个，即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主观必须正确反映客观的唯物主义。但是，两者也有一些区别，不完全是一回事。首先，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往往较多地指群体、组织、政党或代表这个群体、组织、政党的领导人，而很少就一般的普通个体而言；作为思想方法；则既可以指群体及其领袖，也可以指一般的普通个体。例如，我们在习惯用语上往往说，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或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但对于一个不居领导地位的普通的张三、李四，则很少说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往往说他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或者说坚持求是原则。其次，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是讲总体的，管较长时间的；作为思想方法不一定是就总体而论，管的时间也不一定很长。两者不一定是同步的。例如我们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作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已经不存在什么争论问题了，但是就我们每个人而言，包括党的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并不等于部完全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作为群体的思想路线解决了，作为个体的思想方法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了，在另外问题上又没解决，在老问题上解决了，碰到新问题又没解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不是一次性的，不能一劳永逸，需要不断认识，不断解决。再次，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才以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但是，实事求是作为思想方法，则没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因为就方法论而言，要求取得一个正确的认识，共产党人需要正确的思想方法，资产阶级政治家也需要运用好的思想方法，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就某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和决断。如同某些自然科学家在世界观上反对唯物主义，但在方法论上却信守唯物主义一样。只是我们把这个方法叫实事求是，而他们冠以别的称谓，或使用别的概念和表述方法罢了。
在当前，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根据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不仅马列主义理论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任何外国的任何思想理论都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马列主义理论不能照抄照搬，对其他任何理论也不能照抄照搬。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有些人搞全盘俄化（或苏化）不对，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搞全盘西化更是完全错误的。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议会政治论，完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论，是一种新教条主义、新本本主义思潮。从思想方法论的视角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是一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于这种崇拜西方的本本主义，要像在30年代和40年代反对本本主义那样坚决反对，甚至还要采取比当年更为严重的步骤来肃清其影响。
应当指出，强调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决不是闭关锁国，自我孤立。对于中国的实际，既要从内涵方面分析，还要从外延方面分析；既要分析它的历史状况、当前状况，还要分析它的外部状况、将来的发展状况。我们说，坚持实事求是要坚持50年代前期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一切有益的积极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并不等于说要重新完全回到50年代去，历史毕竟进入到90年代，无论从中国的内部状况和外部状况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自己的，即使是一个时期正确的东西，也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搞经验主义、教条主义。50年代的某些思维定势和工作模式，不适应90年代的新形势，不能完全固守不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还包括要向前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的总方针。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是一个动态的、前进的、开放的、耗散型的思想方法。掌握这样的思想方法，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四）矛盾分析方法是否为线性思维方法？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方法论问题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科学方法渐渐地被移植到哲学上来，成为思维辩证法研究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对其作用片面地加以夸大，企图用系统论等取代矛盾论，有的贬损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是线性的思维方法。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毛泽东从来就反对直线性思维，提倡非线性、立体性、球面性思维。例如《矛盾论》，通篇贯穿了这种思维方法的特点，特别是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的具体分析，堪称这种思维方法的杰作。可以毫不夸张他说，《矛盾论》是一部完整的高层次的系统论。说《矛盾论》过时了，企图用系统论取代矛盾论，这本身就不是非线性思维，而是十足的直线性思维。就毛泽东说，在《矛盾论》之后，他多次强调了非线性、立体性、球面性思维方法。1938年3月，他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批评直线性的、平面性的认识方法，说，有人来到延安，看见山依旧是山，没有高楼大厦就批评这里没有建设。这是平面的看问题。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一架照像机。他没有看见政治的建设，经济的建设，也没有看见军事的建设。对一切问题都要历史地联系起来看，不能孤立地看表面现象。1938年12月，他在一次讲话中展开他讲到曲线思维，指出：中国的河流都是朝东流的，然而也都是弯曲的，决没有一条直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曲路，而不是走直线；不管大事小事，总是采取曲线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走“之”字路，还是走“一”字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的。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叫做走“之”字路原则。毛泽东虽然讲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作为对客观规律正确反映的思想方法，也是非线性的曲线式的“之”字路原则。这里实际上揭示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在1942年3月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古今中外法”，要求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这是对立体思维的形象比喻。建国以后，在党的八大期间，他继续强调了立体性思维。他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说：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用阶级观点看农村，才知道“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①地主之分”。1957年11月，毛泽东接见外国代表团谈话，进一步谈到了球面思维问题。他说：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道路，逐步上升，而不是直线的发展。把革命看成直线是形而上学。把革命看成曲线与直线的统一是辩证法。譬如划一个圆圈，它并不是直线，而是弧形的，但是把圆圈切开来，每一部分都是直的。两点之间只有一条最直的线，这是几何学上的原理。这一原理是对平面说的，而不是对球面说的。球面则不同，在球面上可以有许多线都是直的。地球上的经线不是都相等么？我们必须懂得平面，同时也必须懂得球面，要懂得平面与球面的统一。这里虽然讲的是客观事物的球面问题，但它也说明了毛泽东认识问题的方法是球面思维而不是平面思维。列举上面数例，足以说明毛泽东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思维方法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贬损的那样直线化、简单化、僵硬化。在他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时，他的思想方法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
（五）坚持群众路线是不是狭隘经验论？
坚持群众路线，既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重要的思想方法问题。多年来不大宣传这个观点，也不提倡这个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似乎这个观点过时了，这个方法也过时了。就方法而言，坚持群众路线被认为是“狭隘经验论”。这是一种糊涂观点，需要加以辨析。
首先，要正确地看待群众。即对群众不要作狭隘的理解，一想到群众似乎就是落后、愚昧、芸芸众生。毛泽东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矫在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是，“群众落后论”从思想方法而言也是一种片面性，应当克服。毛泽东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倒是一句真理。这里的群众就带有广义的理解了，外延很宽广，包括除主体自我之外的属于人民范围之内的各个阶层的所有群众。它不单纯指张三、李四等群众个体。在认识主体自我之外，成千上万的群众作为一个认识群体，其中什么“能人”都有，才干多种多样，智慧无穷无尽。群体智慧在一般情况下无疑要超过个体智慧（超常个体在特定情况下发挥的超常智慧除外）。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体自我深入到群众的海洋中去，总结作为认识客体的广大群众的经验，发现他们的聪明才智，从群体智慧中汲取营养。这样的认识论，这样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不可能导致“狭隘经验论”，恰恰相反，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和科学手段。
其次，要明确认识主体的移位。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说，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这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要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原因。但是，讲坚持群众路线，这里的“群众”是作为认识客体存在的，因而还有一个认识主体问题，即谁来坚持？这就是某个具体的认识主体，例如从事某项工作的某位领导干部或管理专家。如果说坚持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会产生狭隘经验论的话，那就是这个具体的认识主体本身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具体的认识主体，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个思想加工厂，不是照像机。他的加工设备不健全，加工能力不够高，没有进行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作，因而才产生有像狭隘经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6页。
验论这样的错误认识，如果这个认识主体是一个好的现代化的具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思想加工厂，即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善于加工处理信息，总结群众的先进经验，汲取群众的聪明才智，那他就不会犯狭隘经验论的错误。因此，说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是狭隘经验论，是没有根据的。
再次，强调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在工作方法上还要完全采用最初那种纯粹手工业方式的调查手段。在具体工作方法上，完全可以引进现代化条件的操作手段，采取先进的调查统计方法，并不要求机械地沿袭和照搬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规程。但是，改变某些具体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调查研究方法，并不等于说这个科学的思想方法过时了。这是不同范畴的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仅不反对改变某些具体的工作方法，相反，如果采用一些现代化的先进统计方法和信息技术，使调查研究的手段不断完善化，那末，这还会使坚持这个思想方法获得更加全面的科学认识。
最后，坚持群众路线，并不排斥、妨碍智囊团、顾问团、咨询小组一类参谋班子发挥作用。这两者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坚持群众路线是讲的思想方法的根本原则，设立智囊团之类则是一种具体的工作方法。只要明确获得正确认识的基本立足点或思想方法是什么，对于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是不难解决的。一个时期，有用智囊班子、参谋班子代替群众路线，否定群众路线的倾向，这是唯心史观的精英政治论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的反映。其实，坚持群众路线与使用智囊班子从根本上说并不矛盾。有的地区对这两者的关系就处理得比较好，既坚持了群众路线，又充分发挥了参谋班子的作用，逐渐实现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这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交流发达的状况下，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然要发生的变化，但这个变化丝毫没有动摇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根本原则。
（六）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是不是土哲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我国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在探索哲学体系、哲学基本问题以及在一系列哲学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思想，而且深入到研究更为思辨的元哲学等问题了。不能说所提出的一切新观点都是正确的，有的甚至可能有严重的理论错误（至于涉及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属于政治性问题了，是另一回事），但这些年哲学发展的主流是好的，提出问题开展研究是应当欢迎的。何况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高技术时代，科学方法论盛兴的时代，因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现在来提倡、宣传思想方法论是不是太土气了？又由规范哲学逆转为非规范哲学了？这又是一种糊涂观念。
思想方法论土不土，有一个参照系问题。毛泽东经常问他身边的同志，我们是否住在天上？我们算不算神仙？中国人算不算洋人？身边人都作了否定的回答。毛泽东开导他们说，我们在地球上看别的天体，他们是天上，但在别的天体上看我们，地球也是在天上；既然在我们看来往在别的天体上的算神仙，那么从别的天体来看，我们也住在天上，也算神仙，也许还是唯一的神仙；同样地，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因此，洋人这个迷信也要打破。毛泽东的这番议论很有道理，活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灵。就“土”与“洋”而言，这是由于参照系不同而产生的，并非固定不变的，是可以移位的。一方面，要老老实实承认许多外国的洋东西比本国的土东西要好，例如在技术文化、管理文化等方面，就有不少洋的比土的先进，我们要学习、引进、吸收，如毛泽东所说，凡是外国好的东西我们都要拿过来；但是，另一方面，崇洋意识、自贱意识也要反对。近百年来，我们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后，在打破封建社会的长期封闭性的同时，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摧残，在一部分人中滋生了媚外心理，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如鲁迅所讥讽的，连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是不是土哲学呢？毛泽东在1964年8月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确实讲过，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但这是毛泽东的自谦之词，而不是自贬之同，丝毫不认为洋哲学比土哲学高明。因为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尖锐地批评了洋哲学，批评了斯大林的哲学观点，批评了我国的哲学教学。事实上，不仅毛泽东的“土哲学”不比“洋哲学”差，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也不比“洋哲学”差，如周易哲学、孙子兵法这些“土哲学”不正在世界上“走红”吗！洋人比我们中国人对这些“上哲学”的兴趣更浓。中国的许多“土哲学”正是目前世界哲学研究的“热门”之一。当然，在毛泽东哲学里，包括他的思想方法论，在个别具体问题上确有不规范、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从总体上说，是自成体系、别具一格的。如果不是出于自损自贬，说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是“土哲学”也不是不可以，像毛泽东本人自谦那样。但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确实是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哲学，正如黑格尔哲学带有日耳曼民族的思辨性特点一样。因此，提倡学习毛泽东科学的思想方法论不是什么逆转，只是强调学习他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至于一些具体论述，个别论点，完全可以引进规范术语加以准确、严密的阐明和规定，从而丰富和完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方法论。
（七）思想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是什么关系？
简言之，思想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是对立统一关系。说它们是对立的，是因为它们是属于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的问题。思想方法论是哲学认识论问题，“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则如前所述是由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产生的具体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不同层次，不同级别，因而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无法取代。说它们是统一的，在于两者都是达到真理性认识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殊途同归；再则，两者具有互补性，如前已指出的矛盾论实际上是系统论的哲学基础，系统论的方法也丰富了矛盾论的认识。因此不能将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既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取代思想方法论，也不能因有思想方法论就贬低、否认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作用。事实上，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具有开放系统功能，它能不断地吸收这些新的具体科学方法论来丰富、补充和完善自己。毛泽东本人谢世了，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这个研究任务。
以上对毛泽东的一些主要的思想方法进行了这样那样的评论，其指导思想在于对毛泽东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思想方法论予以基本肯定。这是针对前一个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包括他的思想方法论否定过多而不能不作的必要的辨析，以期矫在扶正，而不希望发生新的另一种倾斜。当然矫在可能导致过正，甚至会发生某些过正，但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新的过正是可以防止和制止的。肯定毛泽东的主要思想方法，对他的某些思想方法作必要的辨析，并不是说，他的所有的思想方法都绝对正确，没有一丝的不科学之处或包含某些错误的成分，例如他晚年强调的“斗争哲学”之类。即使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在实践运用中也有失准、偏离正确方向的，何况在理论上已有某种偏差，在实践中运用就更会发生错误。任何真理都有一个“界限”或“度”，把真理再向前推进一步很可能陷入谬误的深渊。我们既要反对因毛泽东晚年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而否定他的阶级分析方法，也要反对因肯定阶级分析方法而把他晚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当作正确的加以维护。“斗争哲学”，本来是抗战时期原国民党军队榆林地区总司令邓宝珊先生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的用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把这个话接过来加以肯定，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了斗争。还说，“斗争的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的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显然，毛泽东最初肯定“斗争哲学”，是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意义上来讲的。但是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重提“斗争哲学”，把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视为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好同志，因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自此以后，毛泽东强调“斗争哲学”的思想方法，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如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灾难是惨重的。因此，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要作具体分析。列宁说，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这也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的灵魂，同时也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掌握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的灵魂。
（写于1990年春，收入本书时有个别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