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我在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与中国革命》一文中，分析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的贡献时，曾提出：“把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相统一，赋予群众路线以认识论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用于党的实际工作所做的重大发展。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10周年之际，十分欣慰地读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辑录的《向群众的实践请教》短文。这是1964年9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刘少奇同志的一封信上的批语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简单他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
①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再次提出了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的关系问题。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想法，进一步阐述这两者的统一性。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4―845页。
一、提出调查研究和群众踢线思想的历史的统一之初探①
长期以来，在论述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思想时，一些教科书和学术论文虽然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往往把它们视为两个互相分离的过程；在讲群众路线时，只一般地阐明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意义，而较少地深入分析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其实，从认识论角度看，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这两个过程，在认识论上是同一的。在从理论上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从党的历史上看看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是怎样提出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这两个问题的。
调查研究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工作方法，在我们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实行了。但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自觉的领导方法，并当作认识论问题来看待的，首先是毛泽东同志。1929年12月，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了调查研究作为领导方法的认识论意义，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唯心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除了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外，最重要的是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人空想和
②盲动的泥坑”。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既深刻地指出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又在实际上把调查研究作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出来了。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同志在强调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的同时，还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①的思想。这是一篇同时提到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问题的重要文献。
当然，在这之前（1929年9月），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已经同时提出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问题。它指出：红四军的调查工作“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的生活及帮
②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这也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方法提出的。从时间上看，这个思想，在“九月来信”中比“古田会议决议”讲得早。但是应当指出，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听取陈毅同志汇报毛泽东同志和红四军在井冈山地区的调查研究活动之后而作的指示。陈毅同志在汇报中介绍情况说“游击部队到达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调查“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因此，“九月来信”中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既是源于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就群众路线问题而言，“古田会议决议”中的论述又是源于“九月来信”。
①调查研究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这里所讲的调查研究，主要指到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状况进行的实际考察，
即通常所说的社会调查。这是获得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础。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2―33页。①见1948年东北书局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49页。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
③从对历史文献的考察来看，群众路线的思想比较早就有了。但是，就目前已查到的材料所知，“九月来信”是我们党最早明确使用“群众路线”概念的文献之一。这篇文献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在讲到红军筹款和没收地主豪绅财产的工作方法时，接连指出：不要红军单独去干，要“经过群众
①路线”和“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从而使“群众路线”的概念有了比较明确的含义。
从党的思想史角度看，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和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在强调调查研究思想和群众路线问题的历史作用上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篇文献同时讲到两个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却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党把这两个问题同时提到的最早的两篇文献。
自这以后，在党的文献中，同时强调这两个问题的情况比较普遍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往往跟强调调查研究结合在一起。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先后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名的农村调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制定政策的重要意义。在此同时，他写的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和调查报告，也反复阐述了切实力群众谋利益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道理，把群众路线看作是党的革命活动应当经常和普遍实行的工作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纠正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强调对于历史、对于工作环境、对于敌、我、友各方面的关系，均应作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以便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在全党提高了对调查研究工作认识并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43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个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并且第一次指出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这样，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就不仅被看作是方法论，它的认识论意义已得到了明确阐发。
从党的实际工作看，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也是紧紧相连、密不可分的。党的工作取得胜利，无一例外地都是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贯彻得好的时候；反之，则往往是这两者受到削弱或破坏的时候。民主革命时期是如此，建国以后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既没有进行充分地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又严重地脱离群众、不倾听群众的呼声。因此，在60年代前期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同志认为，就思想作风而言，不注重调查研究，不走群众路线，是50年代末期犯错误的最严重的教训。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和3月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在这年5月的广州会议上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指示信，分析“大跃进”以来犯错误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前几年缺点错误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抗日战争期间和解
③毛泽东同志认为，群众路线的思想来自列宁。他在1958年5月17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群众路线那个东西，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列宁的；不过他们没有这个话，总是讲依靠群众。①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39页。
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报告，听汇报，走马看花，不求甚解，以感想代政策，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材料作出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显然，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讲的没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包括了没走群众路线在内。
在1961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后，党的领导作风有了转变。各条战线的领导人纷纷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制定适合当时情况的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从而使党的工作重新纳入了较为正确的轨道，使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逐步发生了好转。毛泽东同志写的《向群众的实践请教》的批语，就是为了使各级领导进一步改变领导作风，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问题，要求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这里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原来思想的继续。
二、买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论列毛泽东同志等领导人的上述思想，似乎只能说明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的外在联系，其实也显示了这两者的内在统一性。我们说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是统一的，从认识论上讲，就是因为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这至少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向社会实际作调查就是向群众作调查，群众路线的工作对象和调查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同一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实践也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占居主要内容。向社会实际作调查，主要是向群众作调查。党的领导人在最初强调向社会进行实际调查和提出群众路线的时候，尽管当时没有明确讲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与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但是，向社会实际做调查就是向群众做调查这一点都是明确的。前面提到的陈毅同志在1929年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时，特地将“调查工作”列为红四军的群众工作的第一项。在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中也是将切实作调查工作列为红军的群众工作的第一条。毛泽东同志以后在讲调查研究的时候，也总是强调“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认为只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才能做好向社会的实际调查，并且他自己就是这样带头实践的。1964年5月，毛泽东同志接见拉丁美洲两个国家共产党的学习代表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说：要亲手做调查工作，不要假手于人。要做群众工作，就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到农民中去调查，要和农民穿得一样，说一样话，要跟他们一道生活，不要装模作样。这样，他们才会向我们讲真心话。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再一次说明了群众路线的工作对象和调查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同一的。第二，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意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调查研究、形成正确认识的过程。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不是目的本身，从认识论上说，是为了获得正确的认识，保证实行正确的领导。
“从群众中来”，就是深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掌握材料，倾听意见，收集反映等等，这也就是向群众进行调查的过程。由于群众受着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条件的限制，群众的意见往往是分散的、不系统的。领导者作为“加工工厂”，不能不对这些形成正确认识的“原材料”、“半成品”进行加工制作。1964年4月，毛泽东同志接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经济建设路线也好，理论也好，总是要从群众那里发现。如工厂一样，他们供给我们原料。领导机关是一种对群众供给的原料、材料加工的工厂。有会加工的，有不会加工的。会加工的工厂是马列主义的工厂。我们向这样的工厂学习。要是没有群众的原材料，我们的脑子就不会想出任何东西。因此，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过程。
“到群众中去”，对于领导者有多方面的要求。从认识论上说，就是把已经形成的认识再拿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使认识不断趋于完善。而要做到这一点，又离不开向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因此，一次又一次的“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对于领导者的认识来说，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又通过调查研究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和使认识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作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
①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一方面从认识论上深刻他说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另方面又从群众路线的角度生动他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而，群众路线的理论，也可以说是调查研究的认识论。这是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对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这两个过程的实际上的统一关系所做的精辟的阐述。
第三，说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是同一个过程，不仅是说的同一个工作过程，还是说的同一个认识过程。这就是说，具体到认识领域内，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过程，既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加工制作，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首先必须通过调查研究，即“从群众中来”，否则，是无“米”之“炊”。不仅如此，形成了概念、判断和推理之后，还要既对这些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检验，看其是否正确；又要让这些概念、判断和推理通过一定的方法表达出来，使获得的思想观点不仅有好的内容，还赋予其一个好的形式，这都要求“到群众中去”。因此，通过社会实践获得概念、判断、推理的认识过程，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统一性，不仅使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意义，并且说明了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这种统一性也表明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了实行群众路线，乃是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证。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69页。
三、新的历史时期，坚持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统一性的意义
我们说实行群众路线和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并不意味着在这两者之间划等号。前面已经一再强调，这是从认识论方面而言的。若就工作的对象和范围来看，这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实行群众路线不仅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还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完成党的工作任务。为了获得正确认识而专门进行的调查研究，一般地不承担这样的具体任务。再者，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毕竟是领导者的一种领导方法，以这种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必然带有与其相联系的一些具体特点；而专门的调查研究，尽管也要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但在为了获得正确认识这一点上，则具有更加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尽管有这样一些具体差别，但是把握这两个过程的实际上的统一性，不仅在哲学理论上，而且对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①这里虽然没有具体指出调查研究，但谁都知道，实事求是是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实事求是。所以，这里实际上讲的，仍然可以看成是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对于我们党特别重要。这是因为：首先，10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践踏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领导方法。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就要从根本上端正思想路线，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入手。这就不能不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坚持群众路线。粉碎“四人帮”10年来，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四人帮”的影响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彻底消除的。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在一定时期内既有极端的紧迫性，更是一个经常的任务。因此，需要不断提倡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其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还缺乏经验，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开放、搞活的经济政策和不断深入开展的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极其复杂的创新的事业，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需要靠（有的已经靠）提倡调查研究、坚持走群众路线来解决。我们懂得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这两个过程实际上存在的统一性，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中，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就会把坚持这两者看成是获得正确认识，实现正确领导须臾不能离开的。从而，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制定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
当然，还应当指出的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全面改革，并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代，跟过去的战争年代，跟建国以后的50年代、60年代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巨大变化，就是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它作为知识体系和思维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2页。
工具，在领导决策过程中也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把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作为科学领导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继续坚持；另方面，在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行群众路线的具体工作方法和要求上，都会相应地发生许多变化。例如，要求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计算工具和测试手段，把静态的典型的调查研究同动态的系统分析和测算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以便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更有效地进行系统的、多层次的考察分析，实现由一般经验型领导向更加科学型领导的转化，为四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写于1985年，重要内容载于1986年11月出版的《国防大学学报》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