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评价国外的毛泽东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外的毛泽东著作译本已有20本左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了一套《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现在已出6本，计划到明年出10本。我们主要是想系统地介绍一下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状况，以推动国内对毛泽东的研究。其他单位或出版社也出了不少这方面的译著，有的书很畅销，有的书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很值得研究。例如，就理论分析的深度而言，像迈斯纳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原名是《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鸟托邦主义》）还是有一定功力的，其中有些观点我们不能接受，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毛泽东的，而是从自由派学者的立场上研究的，像民粹主义问题，是他的一个重要论点。但他的有些理论分析和研究视野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在哲学研究方面有影响的，是弗朗西斯・科的《毛泽东的辩证法》，提出了研究的新角度。在传记生平方面，有特里尔的和施拉姆的毛泽东传，还有即将出版的竹内实的《诗人毛泽东》，也有点特色。《诗人毛泽东》不是以史料和理论分析取胜，因为讲毛泽东的诗词，我们国内学者最有权威，竹内实讲诗的历史背景和对诗的理解不可能超过我们。但是，一个外国学者联系中国革命历史背景来讲毛泽东诗词，有一番韵味，具有可读性，也是不容易的。这些书在国内都有些影响。但是有些书的有些观点和整个的治学态度，却是很难盲目地吹捧的。如有的书，根据报刊杂志上的一些材料，包括开了什么会议，哪些领导人出席了，哪些领导人没出席，哪些领导人坐在毛泽东的左边，哪些领导人坐在毛泽东的右面，加以一番推测，“研究”当时的权力斗争怎么样。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研究”谈不到多少科学性，很难说是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然而，有时候，这样的著作被吹捧得还不低。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即究竟怎么估价目前国外对毛泽东的研究状况？我个人看法，从积极方面来说，他们的有些研究对我们有启发。比如说，他们比较重视毛泽东的思想渊源的研究。过去我们比较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这个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的思想，在这方面的研究著述比较多。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尽管在过去的著作中也涉及到，但是把它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造过程中的历史渊源关系来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当然，“一元说”，“二元说”，或者“三元说”，在目前理论界还是个有分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应采取单一的说法。除强调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这根大树的主干）以外，同时也要认识到，比如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这样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渊源。有的学者把这种认识看作是有主次的二无论或者二元说。这种概括值得研究，尽管它表达得不一定十分准确和科学，但是它比过去那种一元论、单元说好像丰富一些。这种研究是对我们过去研究的补充。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国内这些年的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再比如说，国外学者比较注意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毛泽东。这是一个新的思路。过去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毛泽东比较多，这是对的。但是有些问题长期仅从一个角度研究，把研究的空间局限住了。因为毛泽东毕竟不仅是政治家，也是学问家，在党的领导人中，是古今中外学问之集大成者。他的许多思想横贯中西，通融古今，从文化学方面来研究毛泽东可以拓宽研究领域。在这方面，从积极意义上来讲，国外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另外，他们注意心理分析研究。这样的分析如用得适度、恰当，对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力度，分析深层次的东西比较细致一些，深刻一些。这样的分析就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描述，而且使我们的认识有立体感。过去我们不大注意心理分析，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最后，从研究方法来说，他们注重比较方法，而且运用得较广、较活，甚至在我们看来是毫不相干的东西，他们也进行比较。当然这样的比较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科学的，但也有一些比较研究具有一定价值。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是应当推广的一种研究方法。因此，无论从研究思路、研究视角、还是从研究方法看，国外学者起到的好的作用，我们要肯定。
但是另一方面，国外学者的不好的研究思路，或者是消极的，甚至是严重错误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我们国内的研究也有影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权力斗争”说。这是国外学者比较广泛运用的，在好多书里面，都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党内斗争当作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来分析，这是资产阶级学者比较典型的研究方法。这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遭到了严重扭曲。当然，对党内斗争、路线斗争要作具体分析。当党犯错误的时候，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党内斗争扩大化，破坏了党的正常的、健康的党内民主生活传统，这是令人痛心的。混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进行权力斗争，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党同他们的斗争，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权力斗争”。党犯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是很难完全用“权力斗争”解释清楚的。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单用“权力斗争”来解释，就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但是，国外学者往往喜欢从这个角度研究。这与他们的价值观有关系。这对我们国内的影响不小。
再一个就是心理分析、精神分析，过分地渲染、夸大领袖个人性格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毛泽东一生的成败的影响。实际上，这是夸大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不排斥偶然性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要把偶然性放在适度的位置上来认识。个人性格等各方面的因素的确会对历史人物发生一些影响，但是对于历史来说不是决定性的。如果把个人性格等其他方面作为决定因素来分析毛泽东，就会把毛泽东的形象歪曲了，有些问题得不到科学的说明。这也是国外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方法。
国外的毛泽东研究，还有一个消极方面就是，由于他们缺乏历史材料，往往进行臆测、臆断的主观主义的任意性分析。这种方法对作学问来说是不可取的。也有的学者掌握材料不少，但偏于追求秘闻逸事，获取猎奇效益，不能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因而也不能作出客观的科学分析。这样的研究往往会使结论出现偏颇，或者走上迷途。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影响都存在。既不能把对我们有启发的、积极的方面抹煞掉；但是也应当看到，消极方面的冲击也不小。这是我们在今后的毛泽东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一种倾向性问题。这跟改革开放一样，要开门，不能关门。完全不看国外学者研究的东西，搞闭目塞听，这对我们研究没什么好处。研究总是要具有开放性，但是开放之中也要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取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使毛泽东研究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
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民粹主义
国内外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有民粹主义倾向，如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十道德主义十斗争哲学。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概括，把民粹主义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来认识了。再比如有的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执著的追求民粹主义，是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里进行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是民粹主义者。应当怎样看待这种观点？这是需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同行们共同研讨的问题。要澄清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搞简单的“大批判”，而是先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讨论。他们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和本来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界定不一样。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是被泛化了，加进好多他们自己的意思，框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中。比如他们认为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一是反对现代知识及其载体――城市知识分子；第二是崇尚农民，依靠农民。简单地说，一是反对知识分子，二是依靠农民。这种对民粹主义的界定是按他们个人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去框的。还有把党的群众路线看成是民粹主义的，认为群众路线依靠农民，而农民是群众的主体，还有对平均主义的看法，也都框到民粹主义里去了。从思想史来看，民粹主义是有本来涵意的。既然讲民粹主义，就要在其本来意义上使用。被泛化之后，把什么都框进去，就乱套了。当然，这不仅是个思想方法问题，这里首先要把民粹主义概念搞清楚。
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主要是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比如像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奥尔洛夫、杜勃罗留波夫等人提出的一种社会主义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粹派和自由派相结合，民粹主义发生了演变，走向反动。列宁对民粹派问题研究得比较深，作了非常深刻的批判。我觉得，列宁对当时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可以用来借鉴研究当前关于民粹主义的一些议论。从民粹主义的本来意义上来看，我个人认为，民粹主义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维护小生产的私有制度的，把当时俄国的农村公社看作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天堂，竭力维护那种村社制度。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农民有份地，民粹主义者希望保持那种份地，不希望发生分化。但事实上，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可能保持那种初始分配的份地制度，富裕农民和贫穷农民的分化比较突出。他们企图阻止这种分化，维护农民的小私有制度。
第二，维护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民粹主义要保留小农私有制度，就必然维护反映在生产力方面的小农自然经济状况。反对大工业改造小农业，也反对现代化生产。
第三，反对与现代工业相适应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而不是用社会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全面分析资本主义。
第四，提倡绝对平均主义，妄图使整个社会经济都变成平均划一的个体经济。
第五，民粹派的世界观是英雄史观，把群众看作是群氓。他们是救世主，“到民间去”拯救农民。他们不是真正地把农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主人，而认为他们自己是历史的主人。当然，还有其他特征，但这几点是比较基本的。
三、毛泽东不是民粹主义者
搞清楚了民粹主义，再来看毛泽东在这几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毛泽东与民粹派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国外学者把毛泽东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新的运用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主义不一样，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民粹化。他们这样看，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要依靠工人阶级，而毛泽东似乎不依靠工人阶级，只依靠农民；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的中心在城市，而毛泽东把革命中心转到了农村；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分却是农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问题。资产阶级学者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单纯的逻辑理论体系，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家之说，在逻辑上能构成理论体系。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单纯是逻辑理论体系，它是世界观，是方法论。我们之所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在于它的逻辑自身的同一性在起作用，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理论体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所在。我们所以说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世界观、方法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个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如果简单地照抄照搬，比如说像王明路线，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挫折。那倒似乎不存在所谓“民粹化”问题，但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此，仅从逻辑理论体系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这也不是研究这门改造社会的科学的科学态度。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他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这点上，是我们和国外一些学者发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关键。对马克思主义体系怎么看，不同观点的反差比较大。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的重要失误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单纯看作是逻辑理论体系，而没有从逻辑理论体系背后看到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由于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标准不一样，当然结论也就不一样了。
其次，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来说，跟民粹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不妨从前述几个特征来加以比较：
（1）毛泽东不维护农民的私有制。实行土地改革，分给农民以土地，主张“耕者有其田”，这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要搞社会主义，在土改之后，必然要实现农业合作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对民粹派的社会主义观的最有力的批判。一个是维护它，一个是不维护它，这是根本不同的。
（2）依靠农民的问题。我们党和毛泽东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和主要动力来依靠，但不是盲目崇拜农民的自发性，而是强调改造农民。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还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马克思主义很重要的一条是强调灌输，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灌输，来改造包括农民在内的一切社会成员。这是与民粹主义根本不同的。
（3）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态度是很鲜明的，认为中国需要经过一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不是像民粹主义那样，害怕资本主义，绕过资本主义，从农民的个体私有制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几个报告中，对于怎么样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都讲得比较开放。
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中，他说：我们现在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不操纵国民经济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有它的好处。我不是讲英、美资本主义明天就要死，从整个世界来说，它是向下降。但世界上有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有用处的。比如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以及欧洲一切农业国家发展的资本主义。它们的性质是什么呢？它们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在中国来讲，是有利于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在世界来讲，是有利于世界将来的社会主义，在南美还有些农业国家，资本主义也有这样的性质。这个资本主义是革命的，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要一般他讲资本主义。我们自己又在那里搞资本主义，这怎样解释？英、美资本主义也做过好事，他们打过法西斯，但压迫人民是不对的。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来说，它是向下的，但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的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国家要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这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有帮助。
毛泽东还有一段话是讲利用外资的，对现在我们利用外资也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他讲到发展工业问题的时候，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毛泽东在这里讲利用外资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
在1948年的土改运动中，对于怎么样维护工商业，照顾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纠正当时“左”的倾向，毛泽东也发表了一些言论，都强调在中国需要发展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
（4）毛泽东的理论不是借助于抽象的道德观念，而是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1939年他在抗大有个讲话，说，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上还缺乏一点东西，就是生活教育，就是怎样吃饭，怎样生活，讲大米、小米、养牛、喂猪等等，讲的比较少。我们的教科书应当讲这些东西，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讲法，天下是经济第一，其他东西第二，而这些小米、大米、养牛、喂猪等等，都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吃饱了饭，可以开会上课，不穿衣服，冬天就要冻死。一切东西都是从经济上发生的，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统统要以大米、小米、养牛、喂猪等作为基础。这就是说，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在上面造房子；有了经济基础，其他的法律、政治、艺术、教育等等，才能建筑起来。我们的教科书中，就要把这部分补进去。这段话很朴实。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他讲出来了。这说明他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不是民粹主义的东西，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1944年3月关于边区文化教育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什么呢？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它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得到解放，经济不能得到发展。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读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就是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段话讲得多好啊！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现在的后来说，坚持了生产力标准。这和马克思、列宁是一个思想系统。
（5）与此相联系，毛泽东不仅不反对发展现代工业，而且对发展现代工业相当重视。他在1944年5月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我们呢？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他欺负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还说：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
毛泽东还指出：边区这五年来开始有了一点工业，但是这不够，还需要大力发展。谁要是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有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饨无知。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发展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就是没有新式工业。这些论述说明了毛泽东对于现代工业采取的正确态度，这些思想和民粹主义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6）在毛泽东的思想正确时，他反对平均主义也是很鲜明的。在1942年4月党内整风时，他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讲话：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的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当加以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在1948年4月的晋绥干部会议上，他也对绝对平均主义作了尖锐批评。他说：“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上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
①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这实际上也是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若干方面跟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加以比较来看，在思想体系上，在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看法上，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说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在理论上是完全站不住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4页。
四、毛译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上面的比较研究说明了毛泽东不是民粹主义者。不仅如此，还应当指出，毛泽东本人对民粹主义有许多尖锐的批判。这里再介绍几个材料。
一是大家熟悉的1944年8月毛泽东致博古的信。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一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①
二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间搞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富农消灭掉。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这方面是太急了。与此相联系，毛泽东在七大召开之前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其在七大作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也明确地批评了民粹主义。毛泽东说：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这两个材料说明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大就是要把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与民粹主义相对立起来，划清界限的一次大会。
三是1948年7月，经党中央审定发表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在这个材料中说：“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的。”
四是1948年4月，毛泽东在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上有个批注。这个报告说，有些人认为，工商业均带封建性，不斗工商业，不能肃清封建来满足群众要求。毛泽东指示批道：“这类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239页。
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五是1948年9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的那种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混同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在这里，毛泽东区分了两者的界线。
还有一些材料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至此，毛泽东思想是不是民粹主义，是不是农业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一个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来认识，再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来分析，最后再来看毛泽东本人对待民粹主义究竟是什么态度，这基本上能够得出结论，可以划清大的界线。
五、毛译东晚年的错误与民粹主义有无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从根本上划清了这个界线：毛泽东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民粹主义者。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毛泽东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他晚年犯的错误，指导思想里面有没有与民粹主义相通的东西，或者说成分、因素、或者叫因子？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明确了毛泽东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毛泽东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乌托邦主义者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没有空想成分呢？在书中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这样的问题，要加以科学的解释，把它说清楚。一些论者得出错误结论就在于没有把握好这样的问题。
应当承认毛泽东在晚年犯错误的时候，对于道德标准和历史标准在掌握上存在着矛盾。他正确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能坚持历史标准第一，用生产力标准来评判历史，使道德标准服从历史标准。但在他犯错误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道德标准的作用，偏重从道德观念来看待历史的发展。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他的许多讲话来看，道德因素在他的思想中占了很大比重。这影响了他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作出正确的估量，也影响了他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力作出正确的判断。如上所述，在1949年以前，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很明确，要求予以大力发展。这是对的。不能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后发生了巨变。原来很不发达，一到革命取得政权，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到达顶点走向反动，到了非要消灭不可的时候了。我想，在解放前后的二、三年或者五、六年，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飞跃。但是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的“飞跃”却比较大。大家知道，1950年，对山西发展合作社问题，刘少奇有一个批示，毛泽东也有一个批示，两个很不一样，说明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开始变了。在提出总路线的时候，显然毛泽东低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到后来，他把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影响看得越重。的确，经过三反五反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危害日益暴露出来，因此，要限制它要改造它，这是毫无疑问的。从农村来说，土改以后在一些地区出现两极分化，有了剥削现象，成立互助组和初级社，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也是必要的。但是在短时间内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经济成分，就值得研究了。以后搞人民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连农民的自留地都归公，这就更成问题了。
当然，毛泽东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生产经济，也不单纯是从道德观念出发，也强调了它们与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一面。但是，由于对我国生产力的落后状况，特别是对改造这种落后状况的艰巨性缺乏充分认识，单纯强调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而没有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在改变我国异常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时，也还有相当大的潜能可以发挥，因而实际上没有能真正完全地坚持生产力标准。应当指出，在这点上，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思想是有些不一样。刘少奇在1949年的天津讲话主要是把资产阶级当作生产力的代表来看待，是从生产力标准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毛泽东在正确时，也能强调这一点，但当他犯“左”的错误时，就不能完全把握这一点了。这是他的弱点或局限性。
这里涉及一个如何对待总结经验教训与评价历史问题的关系。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提出建国初期的问题，是为了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科学地认识过去的上作失误，避免再犯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要推翻原来的历史评价。这是两个问题。我们走过的这一段历史道路.包括土改、总路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指出，尽管有失误，有偏差，但总的来说，应当予以肯定。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因为在有这么多人口的大国里，进行这么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很不容易的。不能设想，也不能这么来要求，不发生一点偏差和失误。之所以对这种社会变革要加以肯定，第一，是没有造成生产力的重大破坏。尽管许多工作很粗糙，不怎么理想。包括农业合作化伤害了一些中农的利益，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重大破坏，到1957年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还是向前发展了”。
人民公社化不是属于改变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内容，是提高公有制品位的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两者不能混淆。有的论者用公社化的诸误来否定合作化的方向，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澄清。第二。
是没造成社会的动乱。建国初期的这些变革，尽管对人们的震动很大，社会反映强烈，但总的来说没出大乱子，比较平稳。仅从这两点来说，我认为就应当维护《历史决议》对三大改造的评价。我们要充分看到三大改造的缺陷，包括毛泽东的那些过急的作法造成的影响，但这是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而不是否定历史结论。这两个问题要分开。有的研究论著，在我看来，就把这两个问题混淆了，把我们对历史作进一步要求来总结经验教训的尺度，跟对历支问题作评价的尺度混为一谈，要求一些决策百分之百的正确，这就形而上学了。为什么说这是两个问题呢？可以打个比喻。评价历史问题就像看待小学生考试，及格分数线是60分。达到这个标准就应当说是及格，合乎要求，尽管离满分――100分还差几十分。100分是高标准的要求，谁都希望达到。但是没有达到100分怎么办？这就有一个掌握尺度的问题了。正确的态度是，不能因为孩子没有达到100分而否定他已经及格了。但是有的家长往往不这样，一看到孩子得60分就不满意，一个耳光打上去，责问孩子为什么丢了那么些分？把孩子打得痛哭流涕。这就缺乏基本分析。一个好的家长应当是首先肯定孩子已经及格这个基本事实，然后再帮助孩子找出毛病，使他逐步改正错误，达到高分，甚至满分，这就是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孩子上学考试都存在一个不能用高标准去否定及格标准的问题，同样，对待历史也应如此。总结经验教训是用理想化的状态来要求的，是从今后避免再犯错误这个视角来提出问题的，这跟及格没及格是两回事。不能用这个来代替对历史的评价，因为评价历史使用的是及格标准。所以，我认为，对历史的评价标准和总结经验教训的标准要加以区别，这两个标准不能混淆。如果混淆了，就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认识错误。一种是用理想标准来要求历史，否定建国初期走过的历史道路；另一种是把及格标准当理想标准，认为那段历史是100％正确，不承认有缺点和失误。谁说就给谁扣大帽子。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我提出这个问题，丝毫不是要否定这段历史过程，而是要对这段历史加以正确认识。这既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除了偏重道德观念来看待历吏的问题以外，毛泽东在犯错误的时候，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是也有些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因素？比如说，社会主义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毛泽东尽管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是他后来犯错误的时候，却又搞了平均主义。
因此在这样几个问题上，像道德观念问题、对待资本主义的看法问题、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等，在毛泽东犯错误的时候，有没有与民粹主义相通之处，或受其影响？这是要很好研究的一个问题。当然，从划分阵营界限说，毛泽东不是民粹主义者，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不能混淆。
六、毛译东研究中的几个倾向性问题
从关于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论的著述中，可以看出，国内外有些论者的研究所以得出偏颇之见，甚至错误之论，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问题。
1.从研究思路来看，过分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研究毛泽东，把一切问题统统归结为文化现象，有“泛文化主义’倾向。前些年流行一个很时髦的概念，所谓“毛泽东现象”。究竟什么是“毛泽东现象”？
笔者翻了一些论者的著述，如坠五里雾中。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概念。为什么会时兴这个概念呢？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图用文化现象解释一切，过分依靠文化学视角的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文化现象毕竟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分析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是单纯用西方文明和中国东方文明这两种文化的冲撞所能解释清楚的，更应当着眼于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冲突等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离开阶级斗争这个基本点，有许多问题说不清楚，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当然也要反对把阶级斗争观点扩大化的倾向）。仅用文化现象来解释毛泽东，就容易忽视或模糊毛泽东的一些本质因素，对一些历史问题难以作出科学说明。
2.从研究方法来看，有些论者的“现象主义”倾向或者说形式主义倾向比较严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批判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为什么有的论者认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呢？剖析他们的研究方法，就有形式主义的或现象主义的倾向。他们不是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来揭示本质，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而往往是罗列现象，在现象表层作比较研究，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辨伪、考订等区别现象材料的真实可靠性的工作都未认真去作，这样的研究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列宁在《统计学和社会学》那篇文章里，讲得很清楚，“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要对问题作科学的结论，就不能仅限于去罗列现象，根据现象作结论。
3.从研究心理来说，有的论者有盲目的反传统的“时尚主义”或“时髦主义”倾向。同经济建设一样，文化发展也要对外开放。既然是对外文化开放，进来的就会既有积极的、进步的东西，也有消极的、腐朽的东西。我们应采取的正确的态度是，对于进来的“新鲜”东西要作分析，同时对于过去我们自己的东西也要作分析。但是，有的研究者对于外国的和传统的东西都缺乏科学的分析，简单地认为过去的传统都错了。实际上，有的传统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科学的，我们应当继承，应当坚持；有的传统是错误的，歪曲马克思主义，扭曲了社会主义。对这样的传统，我们要像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从解放思想的角度，用实事求是的尺子来加以衡量，将其抛弃。如果不作具体分析，盲目地反传统，把过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都当成简单化的倾向，对马克思主义非常好的东西一概不要，这是错误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一面是盲目地反传统，另一面则必然是对外国的东西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盲目地照抄照搬，实际上是新的本本主义。这样的研究是很难得出科学结论的。作学问是个“慢功”，研究毛泽东，从作学问来说也是如此，要采取科学的态度。有的研究者想急于求成，一鸣惊人，往往搞些缺乏科学性的“时尚”、“时髦”的东西，一时可能产生“轰动效应”，但最终不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有少许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