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
毛泽东生于1893年，陈独秀生于1879年，二人相差14岁，但他们形成人生观的青少年时期，都处在中国被西方殖民者疯狂侵略、晚清和北洋军阀腐败统治、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苦难急剧加深的时代。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
毛泽东与陈独秀生长在这个时代，都较早地确立了救国救民、改革社会的崇高志向。
陈独秀在190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①于是，早在1897年19岁时，受了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政府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御外侮。书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同时，陈独秀也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在他6岁时，老家渌水乡农村发大水，族长到城里来借钱，陈独秀母亲因对族长的为人有看法，没有借钱给他去救济灾民。陈独秀表示不满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①
1902年，在得到两位信仰维新主张的战友去世的消息后，陈独秀作诗哀悼时即明志曰：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第二年，陈独秀终于抛弃“勤王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想，决心投入到推翻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去，而不计成败与生死。他在1903年写的一首诗中表示：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平。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毛泽东也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毛泽东的母亲在韶山一带以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助人而著称。他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
①《说国家》，《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①《实庵自传》。
她常常给他们饭吃。”②毛泽东非常敬爱他的母亲，为人处事受母亲很大的影响。有一年秋收时节，农民们把稻谷打下来后在场地上晾晒，忽然下起雨来，毛泽东不收自家的谷子，却先帮助一家佃户去收，父亲生气地责怪他。他回答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又有一年旧历年底，父亲要他去收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几伙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便把收到的钱统统散给了他们。相反，他的父亲却是个十分吝啬的人，有一年，韶山地区因严重粮荒而发生穷人“吃大户”的事情，他父亲是个米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为此，毛泽东对父亲十分不满。
毛泽东从17岁进入省立师范读书开始，就关心政治。他从表兄文运昌处看到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等书后，就激发起强烈的富国强兵爱国主义思想。后来，他读到一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受到很大的刺激。其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终身不忘。他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而树立起“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观念和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伟大抱负，并在平时与朋友谈话、通信和自己的日记与读书笔记中，强烈地表现出来。
与陈独秀一样，毛泽东1915年5月也借追悼一位亲密朋友的去世，写了一首五言古体诗，抒发自己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抱负：“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涤荡谁氏子？安得辞浮贱。”（东边隔海相望的是日本鬼子，北边山水相连的是沙皇俄国，都是与我们为敌的侵略者，谁来扫荡这些妖魔鬼怪？就靠我们这一代。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出身低下贫贱，就不去担当这救国救民的重任。）特别在1917年新民学会成立后，他更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学会宗旨，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人生和国家大事。当时他还是个穷学生，因此，朋友们都尊敬而打趣地形容他：“身无半分，心忧天下。”如当时他与同学常去玩的岳麓山云麓宫内一付对联所云：“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1925年，他在党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家乡养病时，写了一首《沁园春》的词，更充分表达了他在青少年时期这种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当时与陈独秀、毛泽东处于同一时代的青少年，虽然也感受到了民族危亡和人民的苦难，但很多人却如陈独秀所说的那样“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或“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不问政治；有的伤感时事者，也只会在消极、悲观与绝望中消磨时光。因此，毛泽东与陈独秀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
②斯诺《西行漫记》第107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国革命的领袖，不是偶然的。
农村与城市的不同成长环境
毛泽东与陈独秀虽然较早就有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共同的志向与抱负，但由于两人从小成长的环境、所受教育和影响所奠定的知识结构与养成的性格作风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两人不同的思想发展轨迹与政治归宿。
陈独秀出生在当时长江中游繁华的既是安徽省府，又是安庆府治与怀宁县治的大城市安庆，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后来也一直生活在东京、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所以，他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更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民斗争，自然也不了解农村和农民。这就使他在革命中处理农民问题时，难免发生错误。191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义和团运动时，还夸大并着重批判义和团的愚昧、落后和排外的一面，称义和团是“保存国粹，三教合一”；说这“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的国耻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①
毛泽东则不然，他出生在韶山农村一个农民家庭里，而且他从6岁开始就下地干活，种田、放牛、养猪什么活都干，了解农民的艰辛。他还不以此为满足，一有机会就到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1917年暑期，他与萧子升曾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900余里。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调查。第二年春天，他又与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月，了解社会情况，毛泽东称这为“游学”，读“无字书”。这年5月，他送李维汉、张昆弟等二十五人到北京去欧洲勤工俭学，行至河南郾城时，正遇沙河涨水，冲断铁轨，火车无法通行，大家一时没有主意。毛泽东建议把行李集中起来，派人看管，利用等车的时间，大家轮流去看看北方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此重视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作风，在后来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中，一直保持着。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经历了多次农民斗争事件。
1910年4月，湖南发生粮荒时，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平粜救灾，被巡抚的无理答复所激怒，冲进衙门，砍断旗杆，吓走巡抚。后来，饥民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杀。毛泽东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①不久以后，韶山又发生哥老会起义，反抗地主和政府。义军曾撤到浏山山里，建立了一个山寨。最后，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领袖彭铁匠等被杀。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毛泽东所在的乡里发生粮荒，又掀起“吃大户”运动，并冲击到他家：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父亲准备运到城里去的粮食。
①《克林德碑》。
①《西行漫记》第110―111页。
毛泽东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对于中国农民，特别是对于农民的斗争“造反”精神，毛泽东还从中国旧小说中受到特别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他从小爱看《水浒》、《精忠传》、《隋唐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小说（他读这些小说极其用心，也像“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当时私塾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所以他和同学们只能偷着看。对于这些农民造反的故事，他们还热烈讨论了许多次，“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谈到这些旧小说对他人生观的影响时，他说：“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由于以上种种，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十分了解，不仅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艰辛和苦难，而且了解他们的愿望、要求。特别从反映农民起义的旧小说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所具有的伟大的阶级力量和革命积极性，了解他们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了解他们的阶级局限：另外也认识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农民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摆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悲剧。后来他以这种认识正确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所有这些，陈独秀是无可相比的。而后来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造成了两人完全不同的奋斗道路与成败结局。
知识结构与思想历程的区别
由于成长环境不同，两人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也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两人不同的思想历程。
陈独秀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在他3岁时去世，因此从6岁开始，他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虽然他不喜欢这些经书，爱读《昭明文选》，自称“选学妖孽”。但经书在当时是通向科举的唯一途径，再加上祖父极其严厉的管教与母亲用眼泪的劝说下，他对旧学还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8岁时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竟得了第一名，成为秀才。然后，由于维新运动的影响，新学校的出现，他受到一段新式教育，阅读梁启超办的《时务报》等，一度信仰改良主义；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乡里督儒辩论，为受到攻击的“康先生辩护”，自称“康梁派”。接着，由于受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①于是，从1901年开始，他先后五次去日本留学，大量阅读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书报，特别研究使西方国家富强的政治学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受到刻骨铭心的影响，成为他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人生指南。
1902年春陈独秀即回国，在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启发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不久因被政府通缉，再次赴日，并联络张继等人成立“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成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陈独秀从此转变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①《说国家》。
这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经成立，黄兴等人的华兴会与蔡元培等人的光复会正在酝酿，同盟会还未组成。陈独秀在建立起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仰后，参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1903年，发起并领导了安徽的“拒俄运动”；1905年，参与策划了吴抛谋炸清廷出国五大臣事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中光复浙江、安徽的斗争；1913年，又参加反袁斗争等等。同时，除了“青年会”外，他又参加了暗杀团（光复会前身）、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和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国民日报》、《甲寅杂志》等的编辑工作。他自己还亲自创办并领导了类似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报刊，和“安徽爱国会”、“岳王会”反帝反清团体。他任会长的岳王会，以芜湖为总会，在安庆，南京设分会，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历时数年，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受教育的情况、知识结构与思想轨迹，与陈独秀不一样。
首先，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比较长比较深。虽然他与陈独秀一样，不喜欢四书五经，但他从9岁进私塾开始很系统很用心地熟读了《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旧学经书。青年时期又选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可贵的是，他读这些旧书时，能够做到口诵心解，深刻领悟；既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也不崇信受害。在后来接受进步思想后，他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分清精华和糟粕；使新旧结合，中西合壁。
已如上述，在学习这些“旧学”的同时，毛泽东还认真读了《水浒》等许多旧小说，成为他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7岁开始，毛泽东学习“新学”（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特别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书报，如《盛世危言》、《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