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夏季师范毕业以前，毛泽东一直是一个学生，对于有学问的前辈，他都很尊敬，甚至崇拜，如对身边直接教育他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阅读了《新民丛报》等维新派的书报，曾把康梁视为“楷模”，称崇舍身取义的谭嗣同和俄国的托尔斯泰为“大哲学革命家”。但是，阅读了《新青年》，感受到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后，毛泽东把最大的崇敬移到了陈独秀身上，并且从哲学思想到政治主张，到文章风格，全面崇尚陈独秀。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他一边读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一边思考，常常把文章中精辟的论述，整段地抄在笔记本上，并加上自己的见解，还常与朋友们谈论这些文章的观点和提出的问题。他还把陈的思想与康梁的思想对比，终于认识到前者代表着时代的声音，而后者已成时代的阻力。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康似略有本领（按：指哲学、宇宙真理），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杆树立、枝叶扶疏之妙。”
把陈独秀当作“楷模”，就按照他的思想和作风去行动。于是，毛泽东就采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风，拥护陈独秀提倡的重视体育的主张，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用“二十八画生”笔名，寄给心中敬仰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陈立即将其发表，表示对他的鼓励与支持。所以在1917年4月，在当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旗帜而享有崇高声誉的《新青年》杂志上，出现这样一篇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一生中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把陈独秀当作“楷模”的产物。
早在1902年，陈独秀在与安徽维新巨子汪希颜谈话中，就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反对只重德、智而忽视体育的传统教育思想。1904年，他在他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中，明确指出体弱是中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西洋的教育，分德育、体育、智育三项。德国、日本的教育，格外看重在体操。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射御虽是体育，但也没人说明），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①
①《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解释》。
1915年，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后，更把“体育兴国”作为重要的新思想竭力鼓吹。他说：“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而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又说“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力，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①
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样，对当时不重视体育的学制很不满意，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心力”和“体力”全面发展。他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使身体平均发达，不仅要强筋骨，还要强意志。他利用暑假，走访过一位留学日本的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倡导者柳午亭先生（即柳直荀的父亲）。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他在实践中锻炼，随后写成《体育之研究》。其中接受陈独秀的思想，甚至有的文字也是相同的。文章论述增强民族体质与保卫国家关系时说：“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文章论述德、智、体三育关系时，认为体育“实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身体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小学应当专门注重身体的发育，中学和中学以上应当德、智、体并重。文章与陈独秀一样认为，体育锻炼不仅在于强体质，更在于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日，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文章还与陈独秀一样，严厉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体育的倾向。所不同的是，陈独秀崇拜西洋教育而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否定过多，毛泽东则从中国传统教育中，肯定清初颜元、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