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主题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李立三率领广东代表团出席，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和文件起草工作，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当时他正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创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
在党的六大上，毛泽东和李立三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李立三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务委员。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内，毛泽东与李立三成了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毛泽东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中共六大决议运用到革命实践，创建和扩大了根据地，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基本理论。
认真贯彻六大决议
六届中央的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是向忠发。
1928年9月，李立三和向忠发、蔡和森等中央领导人先期从莫斯科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那时，李立三化名“萧柏山”，租了一栋房子，以古董商身份为掩护，在极端秘密状态下开始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六大以后，周恩来在莫斯科办理六大各项未了事宜，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上旬回到上海。苏兆征是第二年1月回国的，2月病逝上海。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因顺直省委所犯错误牵涉到他，被解除了职务。1928年11月，李立三接替了蔡和森，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还有一位政治局常委项英，主要负责职工运动方面的工作。所以，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和李立三。
李立三在六届中央工作了两年，在最后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他在六大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六大的正确路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李立三回国工作后，新的中央需要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决定党的工作方针和政策。
那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攻占了北京和天津，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讨奉战争取得了胜利。1928年年底，张学良发表“易帜”通电，表示服从南京政府。至此，中国南北实现了“统一”。这种“统一”只是表面上的，暂时联合的蒋、冯、阎、桂四系，在讨奉战争胜利之后立即卷入了新的分赃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趋向激化。但在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前，南京国民党政府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时期。蒋介石决定实行裁兵、统一财政和统一交通等政策，力图巩固其大地主、大买办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各地的党组织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民党区域的群众斗争，在1928年济南五卅惨案以后开始出现复兴的形势。尽管如此，但从总体上来说，反革命势力仍然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中国革命的高潮还未到来，当时的形势正如六大决议指出的，还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
李立三对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他在广州起义失败一周年后著文指出：“英勇的广州暴动失败了，在革命形势上从五卅发动的革命高潮因此过去，但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始终没有解决，？？所以新的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来”。①同时，他针对群众斗争出现的复兴形势强调说：“现在群众斗争虽然是开始复兴的形势，但是的确有不少的弱点，需要我们有极正确的策略和极艰苦耐心的工作”，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开始复兴的形势决不能作过分的估量，认为革命高涨必然很快的到来”，“我们主观上的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这一工作是异常之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之艰苦的！”②那时，由于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严重，又由于“左”倾盲动主义思想还未彻底肃清，一些党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着不少问题。消极涣散的状态严重存在，工作作风不够深入。不注意发动日常小的经济斗争，不善于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李立三注意到这些问题，并着力去整顿党的组织，克服各种不正确的倾向。1929年1月，李立三发表了《革命失败在党内的反映》一文，逐条批驳了“革命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党没有办法”、“现在的人（指党的负责者）没有办法”等等各种悲观消极论调。李立三满怀激情地说：“现在革命果然是没有办法吗？不，不，完全不是的。很明显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在更利害的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的痛苦，这样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单纯的白色恐怖之上，绝不能建设长期的统治，所以客观上充分证明革命是一定要来的，只怕我们不努力。”同时，李立三又指出，以为白色恐怖大厉害，敌人很强大，因而产生革命没有办法的想法，只是看见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已经深入广大群众，无论工人农人或其他贫苦群众都知道共产党是拥护他们利益的，只要我们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运用得宜，便很容易团聚广大的群众”。①要改进工作方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反对命令主义的作风。李立三批评有的区委工作方法中的命令主义，“使党的组织一天一天缩小，使同志都渐次畏缩起来”。
为了大力争取群众，李立三还提出要注意发动日常的“小斗争”。他说：小斗争“是群众日常生活痛苦的斗争，如打人，罚工钱，在车间吃饭，放工不开大门，马桶不置盖？？等。这些问题是群众时时刻刻感到的痛苦，每个人都感觉到的痛苦，很易为发动起来，同时也很易为得到胜利”。②为了发动小斗争，他号召党内的同志深入到群众中去，因为小斗争“不是我们脑筋中想得出来的，而是要深入群众中去，找出群众迫切要求的问题，在群众中鼓动他起来斗争”。③李立三还进一步阐明发动小斗争的意义，他说：“我们不
①李立三《开辟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广州暴动》，1928年12月4日《红旗》第3期。
②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1929年3月1日《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5期。
①李立三《每日的教训》，1929年1月18日《党的生活》第2期。
②李立三《每日的教训》，1929年1月1日《党的生活》第1期。
③李立三《每日的教训》，1929年1月18日《党的生活》第2期。
是主张一个简单的去注意群众的小问题，而是要在这些小的问题中去训练群众，使群众明了他的总的政治出路”。④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党的涣散无组织现象有了改变，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党的六届二中全会肯定了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少数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走上右倾取消主义道路。党中央和李立三同托陈取消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针对陈独秀等人的非组织的派别活动，1929年六七月间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的发展，一定会形成许多无原则的反对指导的集团，客观上定会走向一切反动势力的收买与指导之下作为破坏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央必需坚决的向全党指出这个前途，并坚决的与之斗争。”
1929年8月，李立三为中央起草了《反对托洛斯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发表在党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大纲》系统地批判了托派思想理论的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错误主张，并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指出：“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驱逐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势力，所以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那种不了解革命性质，忽视农民革命作用，反对土地革命，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完结，只有坐待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观点，就“无异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统治的延长”。为了挽救陈独秀等人，《大纲》写道：“我们号召走到了托洛斯基主义的歧途上去的同志们，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做一个实际的革命家。”
但是，陈独秀等人仍然坚持错误，于同年9月成立秘密托派组织；陈独秀还在8月至10月间，连续给党中央写了三封信，从托派的立场上，集中攻击党的六大路线，继续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10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系统地分析了托陈取消派的整个路线及其对党的严重危害，并警告陈独秀等人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但是，陈独秀等人仍执迷不悟，拒不接受中央的警告。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决议案，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批准中共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江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四人党籍的决定。
李立三在中央工作期间，注意到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经对毛泽东、朱德十分推崇，撰写过文章赞扬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并报导他们的战况。文章写道：“现在散处各地的红军，便是农村武装斗争的先锋。？？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1929年“4月初，朱毛由长汀退出，折古城，至瑞金，于是赣南的豪绅地主，大起恐慌。最近两月间，朱毛的大队，往来于闽、赣、粤之边界，国民党的军队，四面会剿，但终于‘劳师无功’。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1929年6月15日，李立三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等的指示信，介绍红四军的游击战术经验。指示信中写道。“根据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争的经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④李立三《现在全国宣传工作的任务及其缺点》，1929年2月4日《党的生活》第4期。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据他们说，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这封指示信所说的红四军经验，就是这年4月5日毛泽东复信给中央时所提到的有关游击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指示信表明了当时李立三是赞同这些战术原则的。
1929年春夏，李立三还和周恩来一起，在红四军党的七大至古田会议期间，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中的正确领导，解决了红四军内部关于建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上的争论，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