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在白区，两个多月内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武汉、南京等党组织几乎被全部瓦解。各路红军奉命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也先后陷于失败。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的不满，也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指示，但是李立三又有所发展。他在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上，有过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想法，但在形势有利时，他骄傲狂妄，所实行的“左”倾冒险主义，既造成了对革命的危害，也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例如他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和低估敌人的力量，以及取消党、团、工会的独立活动等等，是共产国际所不同意的。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先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国际的指示精神，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后来，经过酝酿和准备，于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恢复党、团、工会的组织和正常工作，从而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这次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重视根据地和红军的问题，决定在会后派人到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全权领导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未出席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对以后事态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李立三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的工作，实际上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1页。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和交通梗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直到这年12月间才传到在江西的红一方面军党内。在这之前，在红一方面军中特别是红三军团不少领导干部仍遵循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指导，坚持要进攻中心城市。所以，自长沙撤围以来，在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上屡次发生争论，毛泽东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切实措施，以极大的忍耐心，继续说服干部放弃夺取中心城市的意见，在实践中纠正“左”倾错误，使红军战争顺利地向前发展。
1930年9月28日，红一方面军到达袁州，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仍然是行军过程中争论不休的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坚持按原计划先打吉安，但是，一部分干部却主张攻打南昌、九江，认为攻打大城市是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会议争论很激烈。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指出打吉安在战略上对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则无把握。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还是按原来的决定，红一军团攻打吉安，红三军团进攻樟树，担任对南昌、九江方面敌军的警戒任务。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在袁州发出命令，令红一军团于30日向吉安前进。当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再打长沙。周以粟是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同毛泽东、徐特立、何叔衡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又在农民讲习所工作过，与毛泽东很熟悉。周以粟一到袁州，就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同他亲切地通宵叙谈，阐述打长沙与打吉安的利弊，说明没有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运动的配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依靠单纯的红军攻击，是很难占领大城市的。最后终于将周以粟说服，使他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9月30日，在周以粟的支持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袁州再次开会。会议决定不再打长沙，也不打南昌，而是先打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吉安。赣西南重镇吉安是座孤城，长期被我江西地方武装围困，它周围又都是红色区域。打下吉安，可以使赣西南广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扩大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进一步经营“江西”。当时，受“立三路线”影响，热衷于攻打长沙的干部不在少数，把他们说服到来攻打江西的吉安，是在实际行动中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影响的一个重要成果。
10月4日，红一军团在赣西南十余万群众与地方武装配合下向吉安发起猛烈攻击，守城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邓英所部及江西警察大队约四个团的兵力潜逃，当晚红军攻占吉安。随后，红军连续解放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干等地，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局面较前大为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