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中全会后派的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之前，三中全会后派的中央代表项英已于1月初到达中央苏区。1月15日，他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为委员。项英到苏区后作过一些肤浅的社会调查，根本没有看到根据地人民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强大力量，认为新“围剿”敌军20万，而红军只有3万多，主张不打第二次反“围剿”。毛泽东不同意项英的主张，认为军民结合有可能打退敌军新的“围剿”，强调指出：“不作调查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3月1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若干决议，没有决定第二次反“围剿”。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4月初到达宁都青塘，同苏区中央局会合，就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认为项英是贯彻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精神的，于是，4月17日又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为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
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只开一天，主要是新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通过《接受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等五个文件。决议中虽然也承认“汀州会议以前红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的”，但不顾事实如何，硬说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其实，红四军前委并没有执行中央打南昌的命令。这就毫无根据地否定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抵制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不打南昌攻克吉安的历史事实。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等的正确路线的开始，当然要完全贯彻下去需要有个过程。这次会议集中讨论迫在眉睫的第二次军事问题，即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问题。中央代表团先传达中央关于军事的训令：为保存实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的‘围剿’，则可考虑转移”。因此，引起对战略方针的一场激烈争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大多数人认为，敌军有装备精良的20万，而红军只有装备很差的3.5万，力量悬殊太大，对敌军严密包围难以打破，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中央根据地以外去；其中王明的教条主义者还引证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并且更提出“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高论。还有一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来打破敌军新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与中央代表团相佐，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的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所以，毛泽东提议扩大会议范围，继续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采纳了。
这次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还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训令，大要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使红军的基本力量受着摧残；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江西红军可退到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毛泽东发言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红军高级干部发言，慷慨激昂，坚决主张就地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发言，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另创苏区。这样，毛泽东等主张打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使得这些刚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既不大懂军事指挥，又缺乏对敌作战经验的中央代表，只得赞成打这一仗。
就在这个扩大范围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批驳了王明教条宗派的“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以周以栗批得最为有力。周以栗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奉立三中央之命，于1930年9月下旬到袁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的指示，带来8月29日《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动员毛泽东执行中央指示。给毛泽东通宵达旦的摆事实、讲道理，周以栗尊重实际，放弃再打长沙的意见，同意总前委先攻吉安的军事部署。他参与了红军解放吉安的战斗，使赣江两岸根据地连成一片；他出席罗坊会议制定“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以中共长江局代表身份去做红三军团指挥员的工作，把红军主力开到赣江以东根据地作战；他耳闻目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大胜利。周以栗以由武汉大城市到中央苏区农村的亲身经历，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他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怎么能够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呢？怎么能打败几倍于红军的敌军“围剿”呢？怎么能够搞出这么大的根据地来呢？毛泽东是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提出正确决策，发展了红军，扩大了根据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完全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下车伊始”者的当头一棒。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讲到：
“那时，给我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不是生来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打法。从此时起，中央代表团的任弼时、王稼祥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主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①
①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毛泽东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