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前方9月26日训令十分不满，同时又收到临时中央7月21日长信和9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立即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①
10月3日至8日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会议并没有留下记录，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宁都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发言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以战备为中心创造战场，不同意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他5月3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之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尽管如此，毛泽东没有被压服，在路线方针问题上仍然坚持了原则，所以会议《简报》说他“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
会议上，有人提出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之职，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同时指出后方项英等对毛泽东批评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因为毛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于是，周恩来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王稼祥、朱德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他承认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①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后，于10月6日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休养。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第388页。
①《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央来电，重新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12日，中革军委奉苏区中央局之命发布了这个命令。同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没有出席这个又被剥夺军权的苏区中央局会议，是缺席裁判的，并且不通知他，很有意见。
宁都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占了上风，错整了毛泽东，又一次剥夺了他的军权。但是，毛泽东坚持原则不作检讨，从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临时中央问题的电报中知道，他仍不同意中央的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这份电报还说：“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泽东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这就引起了即将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以极大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