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韶山到东山小学，从东山到湖南一师，从湖南一师毕业走进社会，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人生历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他思想发展的急剧变化。迈入社会，使毛泽东接触了社会实践和各种社会思潮，开阔了视野，这成为他思想变化的重要契机。
一寻找新的出路
1918 年夏，毛泽东毕业于湖南一师。在此之前，他邀约一批有志青年，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恰好在这时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商议决定发动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藉以“修学储能”，为改造社会培养人才。他曾在给陶毅的信中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①由此可见，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8 月中旬，毛泽东与张昆弟、罗学瓒等人第一次到达北京，七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②。他们以主要精力从事于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诸如计划的制订，经费的筹措等，都以极大热情去进行。在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很多，但“没有一个人灰心”③，并且在广泛接触社会实际的过程中，加深了对现实的了解。譬如，他们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长辛店等处开设过留法预备班，两次访问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在职工群众中了解情况，从生产细节到办厂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都作过详尽的调查，由此更加感到中国社会必须改造，寻找革命真理的心情也愈益迫切。
为了生活的需要，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担任了由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主要登记来图书馆读报者的姓名。这虽然是一项不起眼的工作，每月工资也仅8 元钱，但它不仅暂时解决了毛泽东必需的生活费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他有机会吸取新鲜知识，结识名流学者。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而且是传播各种新思潮、新思想的摇篮。蔡元培自1917 年接任北大校长以后，力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新思潮气氛非常活跃：李大钊、陈独秀揭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李石曾、吴稚晖以无政府主义相标榜；胡适则极力宣扬实用主义哲学。北京大学出现“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首先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读过他写的一些讴歌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通过接触了解了他的学识和思想，就改造中国现状等问题共同交换过意见。李大钊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不仅亲手把北大图书馆办成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购置的两万多册外文书籍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而且，他还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著名的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他高度评价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①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文中，他尽情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② 并满怀信心地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旗的世界！”③对这一切，毛泽东感到很新鲜，思想上受到了新的震动。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5 页。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459 页。③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 号。
在这里，毛泽东为了广泛寻求真理，还走访过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和胡适，井与北大学生中的活动分子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朱谦之等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交往。他还以极大的兴趣参加了北大的哲学学会、道德学会、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旁听大的学有关课程。陈独秀在当时对十月革命前途抱着观望和疑惑的态度，深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公理战胜强权”。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作为该刊的宗旨。尽管如此，陈独秀那种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对于毛泽东在寻找改造中国的出路“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①。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曾多次请邵飘萍主讲办报经验，毛泽东以极大兴趣参加听讲，不仅在有关新闻工作的业务知识方面得到有益的帮助，而且邵飘萍那充满着革命热情的宣传、基于丰富的办报经验所作的演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帮助很大”②。由于当时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界限并不很清楚，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北大一些进步学生中流传甚广，所以毛泽东在这里阅读了一些有关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且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北京大学学生朱谦之有过接触，与他一起讨论过“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③、在中国能否实现的问题。
① 《李大钊选集》第102 页。② 《李大钊选集》第111 页。③ 《李大钊选集》第117 页。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32 页。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127 页。③ 斯诺：《西行漫记》第128 页。上述这一切，使毛泽东大大开扩了眼界，加深了对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形势的了解，从而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思想也越来越激进。然而，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④。
1919 年3 月中旬，毛泽东借同一批准备去法求学的青年自北京到达上海，并在参加欢送赴法青年的活动后，立即于4 月初返回湖南。为什么毛泽东积极组织一大批有志青年出了国，自己却留在国内呢？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很重视了解中国实际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人。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学校求学期间，他就幻想着手解决中国的实际，创造一种新生活。1918 年夏，自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立即开始“实验自己的新生活”①，曾打算与好友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在岳麓山下开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但由于感到成效不速，影响不大，便很快放弃，所以才有第一次去北京之行。现在，他在北京逗留半余年时间，获得了新知，开扩了眼界，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的了解，思想愈益激进，从而感到有必要脚踏实地来解决国内尤其是湖南的一些重大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方面的实际问题。对于留在国内的问题，他曾解释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大少，假使我们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②同时，他又感到：“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③这种暂时不出国的思想，既受了杨昌济关于留学问题观点的影响，也受到胡适和黎锦熙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影响，同时也是由于政治斗争的召唤的结果。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列举了暂时不出国的三大好处，其中就有一条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上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④..
二现实斗争的洗礼
1919 年4 月初，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此时，正值“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夜。毛泽东后来曾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作了概括：”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①从他本人的思想状况来说，如前所述，虽然仍在寻找出路，但第一次去北京，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世界革命的大势和中国革命的大势，预感到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即将来临。因此，他刚一回到湖南就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向长沙新民学会会员讲述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外形势的看法，详细介绍他在北京了解到的有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北京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形，并和他们一道商议在湖南掀起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初步计划。据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②。为了便于发动群众，将湖南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斗争推动起来，经周世钊引荐，毛泽东到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员。在4 月初至5 月初这月余的时间里，毛泽东利用教员的合法社会职业，广泛接触新闻界和教育界人士，向他们讲述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见闻，并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一起商议如何对付局势的问题。在“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湖南后，毛泽东便率先投身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之中。为了深入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深入到长沙许多学校发动学生，撰写传单，号召青年立即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考虑到青年学生是反帝爱国斗争的主力军，而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则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亲自请北京来的两位代表详细报告了“五四”运动发生的情况，随后就罢课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紧接着讨论全省学联的章程，促成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于5 月28日正式成立。湖南学联成立后，立即通过了全省学生总罢课的决定，毛泽东曾亲往明德等学校动员学生罢课。他以主动活泼的语言发表演讲，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鼓舞他们积极参加争回青岛、抵制和焚烧日货等的斗争。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推动各界人士很快成立了国货维持会、湖南各界联合会、游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和爱国讲演团等组织，使得各阶级各阶层爱国群众在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过程中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
④ 斯诺：《西行漫记》第127～128 页。① 《湖南教育月刊》1919 年12 月1 日。② 转引自《光辉的五四》。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 页。
毛泽东在参加组织和领导上述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参与这些政治斗争又使他本人的思想状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这就是说，在投身“五四”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广泛接触了社会和群众，为他鉴别和检验从书本上学习的各种学说，提供了机会。正是在实践中，他通过分析和反复比较，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能够更加注意从实际出发分析各种现实问题，更加注意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从而有可能逐渐克服在思想上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