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强调思想建党与道德修养相联系，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了延安整风这种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通过延安整风，弄清了历史是非，党员的思想得到改造，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起来，思想也高度统一，毛泽东思想终于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一整风运动
毛泽东把党内矛盾主要看作是思想矛盾，认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①刘少奇也指出“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②由于把党内矛盾主要看成思想矛盾，而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只能是开展思想斗争，即无产阶级思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06 页。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81 页。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是毛泽东创造的适合于思想建党原则的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
1929 年12 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实际是整风运动的雏形。但那时毛泽东虽然确立了思想建党原则，然而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一方面大搞宗派主义，另一方面照搬苏俄模式，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手段处理党内斗争，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找到了适合于思想斗争的整风运动形式。当然，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成熟。从主观条件来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的领袖，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得到系统阐发并在实践中为全党所接受，马列主义著作开始大量翻译。从客观条件来说，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不大，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虽然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这反而使毛泽东等人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去应付这一环境。因此，上述主客观条件使毛泽东等人有可能认真清理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发韧于1938 年9 月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于1945 年4 月的六届七中全会。但在全体干部与党员中进行普遍的整风运动，则是1942 年2月从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开始，到1943 年10 月。整风运动的过程与内容在此无须赘述，这里只拟述说一下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实行思想建党原则的一些方式。
一是学习。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在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①，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并且必须着重致力解决的大问题。而所谓学习，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因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1941 年5 月，毛泽东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学风问题，纠正理论学习上脱离实际的毛病。1942 年2 月，他又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继续强调学风问题。
毛泽东倡导学习和学风，在高级干部与全体党员中引起巨大反响。1939年2 月，中共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学习理论、学习历史的运动。从1941 年起，中共中央不断发布有关学习的决定，并指定学习文件。这种学习，一方面旨在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注重调查研究，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因此，学习文件中有《整顿党的作风》的学风部分、《<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等。另一方面，这种学习又旨在提高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对照学习文件，检讨自己思想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在思想上入党。因此，指定的学习文件中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反对宗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3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主义的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等。
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然党内矛盾主要是思想矛盾，党内斗争是思想斗争，就必须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通过说理和自我检讨，使之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与人为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混淆党内思想矛盾与敌我阶级矛盾，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同志。其结果不仅伤害了党内不少优秀干部，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而且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说：“我们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他认为，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①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又被表述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亦即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一方针指明了应把团结作为解决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同时又把批评作为解决思想问题、工作错误以达到团结的手段。在这里，批评在手段上就区别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既和风细雨，又不掩盖错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斗争手段本身成了目的，而批评则以团结为目标。毛泽东把党内团结看得很重，认为这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与重要基础。在他看来，在对资产阶级的关系上，都应讲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党内更应该讲团结。只有通过“团结――批评――团结”，才能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建设一个巩固的有战斗力的党。
整风运动发展到1942 年12 月，开始了审干运动，其目的已不是解决思想矛盾。1942 年11 月，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说，抗战以来大批人进党，其中混进一些坏人来，忽视了。他指出，整风运动是两种斗争，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大多数党员是这种性质的斗争。但还有第二种，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从而有审干运动。应该指出，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在国民党特务加紧活动的条件下，审查干部还是必要的。但在审干工作中对敌情作了过分估计，把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也怀疑成反革命问题，甚至采取“逼、供、信”的方法，从而使整风运动出现了严重偏差。后来康生发起“抢救失足者运动”，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这就违背了“治病救人”和批评团结的宗旨。
三是科学地分析历史是非问题。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问题的大辩论，为了使党的高级干部弄清历史是非，毛泽东用了半午时间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随后又在1942 年10 月编印了《六大以前》，提供给干部学习，认真总结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弄清“左”右倾错误的实质与根源。为此，毛泽东随即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经过一段时间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27～828 页。学习检查，1943 年10 月，又重新回到历史问题与党的路线问题的总结上来。由于通过三风的整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深入人心，调查研究蔚然成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为全党所认识，这就为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结论提供了条件。
对于党的问题的总结，1944 年4 月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讲演中，提出了科学的分析方法。他认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李立三错误的斗争，这是应该的。但其方法上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时“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这样“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①。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达成一致的认识。
总之，延安整风采取学习、团结――批评――团结和科学地总结历史是非问题的方式，从思想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这是毛泽东创造的区别于别国共产党单纯从组织上清洗党员以纯洁党组织的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大作风的优良传统。
二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
整风运动与历史问题的总结，使全党深切认识到了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完全取决于这种结合的深浅程度。而毛泽东作为这种结合的突出代表，其思想逐渐为全党所接受，“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也开始提出并得到阐发，而且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1 年3 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1943 年7 月4 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再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在这个基础上，1943 年7 月8 日王稼祥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之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①同时，王稼祥还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实质有所揭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之后，这一概念开始得到传播和广泛运用，在党的许多领导人的谈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38 页。①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载1943 年7 月8 日《解放日报》。话中，不断出现“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如1943 年12 月，邓小平在北方局的两次会议中，就明确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作进一步规定和准确阐述的当推刘少奇。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①“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②刘少奇的这一论述，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化的特征，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成长过程。同时，刘少奇还在报告中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认为中国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和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这一理论因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只能由无产阶级的代表创造出来。刘少奇还概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认为它表现在毛泽东的各种著作以及许多党的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①。刘少奇特别指出了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这个极为特殊的革命环境中的艰难性，“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②
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历史经验的总结，随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阐发，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的理解，做为这一“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逐渐为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3 年7 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明确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③。同月，中共中央总学委在一份通知中要求全体干部和党员要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与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年8 月，周恩来在演说中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 页。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334 页。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 页。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 页。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00 页。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④这是中共中央一些核心领导人明确表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在各抗日根据地，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倾向。1943 年8 月，晋察冀边区在一份《一年来宣传工作的检查和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文件中，指出我们不但要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依据，而且要以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我们思想建设的指南。1943 年12 月，邓小平在北方局两次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他说：“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1944 年1 月至10 月，晋察冀分局聂荣臻等人在讲话或报告中，以及该局在为出版《毛泽东选集》所写的《编者的话》中，都明确地提出，要在党内外广泛持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全党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1945 年4 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七人参加起草的，经过了多次修改，每一次都经过毛泽东的精心修改。这个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决议把历次错误路线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对比，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系统阐发了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列学说应用于中国环境，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①决议最后指出：“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②。这个历史决议，为毛泽东思想正式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5 年4 月23 日至6 月11 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客观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①因此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②。这样，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并获得通过。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其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它使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加速了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历史进程。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8 页。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98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98～999 页。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 页。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