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跟踪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轨迹，提出了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设想。他以两个联盟作后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地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运用马列主义的和平赎买理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成功之路。
一大势所趋
毛泽东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曾提出过既不能遥遥无期，也不能太急太快的设想。他在1953 年9 月7 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强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的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地主不同。因此，只能稳步前进，不能太急。至少需要3 年至5年的时间。至于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但是，毛泽东在1955 年10 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透露了他关于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设想。他说，我在三中全会说过，不要四面出击，因为那时全国大片地方没有实行土改，农民还没有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同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现在的农业合作化，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这就向全党发出了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信号。
大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加快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1955 年10月27 日和29 日，他先后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谈话，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随即，毛泽东去杭州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1 月16 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中强调，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现在民族资产阶级一只半脚踏进了社会主义，人家现在快要变工人阶级了，人家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因此，要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
对工商业的改造，毛泽东原来主张不要太急，为何时下却要强调加快呢？他认为，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唯一可能的选择。
第一，我们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取得过政权，没有专政的工具，他们在力量上无法与无产阶级分庭抗礼。这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俄国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是统治阶级，十月革命后虽然失去了统治地位，但仍然保留有武装力量，他们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有力量与无产阶级一决雌雄。因而，俄国的资产阶级拒绝接受无产阶级的赎买。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既然在力量上无法与无产阶级匹敌，从而也就决定了它不敢强硬拒绝无产阶级的赎买。
第二，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包销产品已把他们一只半脚夹进社会主义。全国解放接收大城市时，将私营企业中的战犯、汉奸官僚股权收归国有，实行公私合营；在统一财经管理、平抑物价时，为取缔投机倒把，人民银行与私营银行、钱庄开始实行联营，随后又实行公私合营，接受人民银行委托办理业务；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实行了调整，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或包销、收购私营企业的产品。这些措施原为帮助私营企业克眼困难。但是，在实施中，却把私营企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限制了它追求暴利、盲目发展的消极作用。所以陈云说：“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它们夹到社会主义。“①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只半脚进到了社会主义。
第三，“三反”、“五反”运动为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1952 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充分揭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同时，也使资产阶级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思想上、政治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使他们懂得，只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法令，接受工人、店员的监督，老老实卖地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才有光明的前途。正如毛泽东所说，“1952 年的‘三反’‘五反’的斗争，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
第四，统购统销加快了改造的进程。旧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银行业等国民经济部门基本掌握在官僚资产阶级手中。民主革命胜利后，由于国家没收了这些企业，从而就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同时，由于国家对外贸易的统制，切断了民族资本主义与国外资本主义直接的经济联系，这就使得私人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的壮大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政策的推行，一是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二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国家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更进一步加快了改造的进程。1953 年10 月，国家对粮食、油料、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及棉纱、棉布等人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对其他重要的农业和行业产品也加强了收购工作。这就使我国整个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而私商所占比重显著下降，使农村征收和收购总额的42％的粮食、油料和棉花基本上脱离了自由市场。与此同时，在商业领域也出现了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这样，私营粮商、油商只能充当国营粮油公司的代销店。这在实质上，作为流通环节的私营商业的改造，已经走在私营工业的前面，反过来又推动着私营工业加快改造的步伐。
①《陈云文选》（1949―1956 年）第93 页。
第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割断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在我党历史上，有一个巩固的工农联盟。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人与农民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农民在工人阶级的帮助下，分得了土地，从而更加依赖工人阶级及其政党。1955 年前后，在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割断私营企业与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更是孤立，更感困难。巩固的工农联盟，再加上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这样就完全把民族资产阶级包围起来了，要它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说：“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限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①这就是说，现在我们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优势，资本家不接受改造就要垮台，就要破产，接受改造就统一安排，也就有饭吃。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加上党的总路线教育，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和平改造是可行的。
二和平赎买
在毛泽东看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1955 年开始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正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切不可坐失良机。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没有任何异议。但是，改造用何种方式，取何种途径，毛泽东经历了艰难的选择。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一种是和平赎买，一种是暴力剥夺。
早在1848 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对于能否用和平的方法来废除私有制的问题作了回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①1894 年，他又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②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只有理论上的说明，没有实践的经验。列宁根据马恩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和平赎买理论。他在《论“左派”幼稚性和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指出：“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继续以投机、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加以无情惩治；另一方面与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极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③..
但是理论的权威受到了实践的挑战。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赎买思想运用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时，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极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97―198 页。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08 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285 页。③ 《列宁选集》第3 卷，第549～550 页。端仇视，对和平赎买采取了暴力的反抗。因此，列宁的和平赎买理论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实际作用，列宁采用了暴力剥夺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斯大林在开展对布哈林的斗争中，把和平赎买当作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加以批判，断定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是不可能消灭阶级的。①这就实际上否定了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条件下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这样，毛泽东就面临着和平赎买和暴力剥夺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式的选择。毛泽东的选择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不流血的转变”问题。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但我们希望实现不流血的转变，并应该力争这一着。②当然，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没有正式把社会主义革命方式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仅仅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设想。
解放前夕，毛泽东根据不同层次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以及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关系，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相应地把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区分为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③这种官僚资本主义是一种没落的、腐朽的生产关系，因而它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一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即必须采取暴力剥夺的方式予以消灭，决不能放在赎买之列。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在经济上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控制和束缚。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有时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与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由于资产阶级有与无产阶级联盟的历史，从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仍然有可能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也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始终幻想着资本主义的“天堂”，因而他们没有勇气彻底反对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害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因此，毛泽东强调，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①但是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能像对待官僚资本那样，采取暴力剥夺的方式。这是因为：
第一，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合理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产生起就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严重束缚和战争的摧残，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一旦在中国消灭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它就有可能得到飞快的发展，这对于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是很有利的。因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
①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32～13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76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53―1254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3 页。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②
第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没有理由一脚把它们踢开。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两个联盟，一种是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就是劳动人民的联盟，一种是以工人阶级和剥削者的联盟，跟资产阶级的联盟。头一个联盟为后一个联盟的基础，没有头一个联盟，我们就没有力量，必须有这个联盟，才有力量去联合那些可以合作的剥削者，他们才会来同我们合作。由于这四个联盟，消灭剥削阶级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取直接剥夺的方法，另一种是采取逐步改造的方法，即经过教育、说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进行安排等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引导那些能够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不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三，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农村。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初，“我们的干部还不懂得管理经济，大批最好的干部还在忙于军事，无暇来学习经济”①。虽然在长期的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培养了一些管理工商企业的干部，但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没收了2858 个资本主义企业和接收、管制及征收了1000 多个外国企业，管理这些企业的干部已经不足，如果再把12.3 万多家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那将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而且一下子没收这么多企业，那我们势必树敌太多，造成全面紧张和社会动荡，这对于新生政权的巩固是极为不利的。毛泽东认为，我们不仅不能没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而且也不能凭借我们掌握的国家政权和所控制的国民经济命脉并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手段，“以‘排除’二字了之”②。这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当时还存在其合理性的原因外，还由于：首先，连续不断的战争几乎摧毁了中国的国民经济，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强烈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是生产消费资料的，其商业也是直接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若这些企业停工破产，就会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当时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有职工800 多万，若这些企业被挤垮，那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工人。再次，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能无偿征集农民的产品来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要，而只能用工业品与农民交换。若挤垮了资本主义企业，我们就无法拿出足够的物资去与农民交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我们就只有一种选择，不能采取暴力剥夺或挤垮的方式，只能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工商业。
在确立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之后，毛泽东接着就碰到了采取什么形式赎买的问题。马克思曾经设想，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赎买资产阶级的财产。①列宁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
②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1 页。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99 页。① 《列宁选集》第3 卷，第550 页。发，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和平赎买资产阶级财产的途径。他说：“国家资本主义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②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呢？“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的”③，所谓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赎买资产阶级的财产，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一部分利润来逐渐赎买。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又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具体形式就是租让和租借。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价赎买设想，在我国无法实现。中国当时面临着百废待兴、国家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哪里有钱来高价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呢？而列宁的设想对我国的改造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
“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①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平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成功之路。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型国家资本主义过程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在建国前夕新解放的城市中，由于没收了股份企业中官僚资产阶级的股权，从而产生了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东北及其解放较早的城市中，还出现了收购产品、租让、加工、订货和代卖等形式。毛泽东对新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和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些条件，从生产和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监督。这种经济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因此，要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直到1950 年春天以后，在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实践中，又把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联系了起来。后来在七届三中全会明确确定通过调整工商业，通过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②
在调整工商业后，国家大规模地推行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方面解决了私营工商业的经营困难，发展了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又逐步地把私营工商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限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
当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用与限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刻存在着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从1950 年底开始，由于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步展开，农村购买力逐步增长，再加上抗美援朝对国内市场的需求增加，从而彻底扭转了市场萧条、产品相对过剩的局面，市场价格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加工订货的利润就不如自产自销的利润了。于是一些资本家就从欢迎加工订货到拒绝加工订货了，在无法拒绝加工订货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采取不按量、不按质或不按时完成任务的对策；有的大搞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虚报成本等违法活动；有的私自抬高自己的薪金和增加工人的工资，借以增加成本，从而增加利润（因为加工订货是按成本计算利润的）。资产阶级的这一进攻，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开展一次“五反”运动。
② 《列宁选集》第3 卷，第543～544 页。③ 《列宁选集》第4 卷，第627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98 页。②参见《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第92 页。
经过“五反”运动，虽然粉碎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扩大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范围和规模，限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也使资产阶级受到一次强化教育。但是这一措施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以及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使这些矛盾更加尖锐了。因此从1952 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逐渐认识到，仅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和限制政策，还不够，必须在利用和限制的同时对之实行改造。这时毛泽东初步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要在10 到15 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任务。
第二阶段，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
1953 年，我国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时，由于各项民主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的完成，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起来。其一，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更加激烈。经过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五反”运动的教育，资产阶级中涌现出一批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分子。但大多数资产阶级从其阶级本性出发，并不能正确地接受“五反”运动的教训。一方面，不是积极改善生产经营、改善公私、劳资关系，而是表现出了消极情绪。他们不但不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甚至有的资本家企图抽走资金，以搞垮企业了事。另一方面，他们继续施放“五毒”。特别是在1953 年，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和全国土地改革的完成，人民的购买力普遍提高，全国市场空前繁荣，商品供不应求。很多资本家为了牟取高利，又拒绝加工订货。甚至高价与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争购粮食、日用品和各种工业原料，造成市场紧张，物价波动。其二，劳资关系恶化。工人方面，通过“五反”运动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对企业经营的监督；资本家方面，“五反”运动后，降低了威信。这样就出现了一方面工人的劳动纪律松弛，不听资本家的指挥，劳动积极性不高，劳动生产率低下；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维护威信，也对一部分工人实行压迫虐待，打击积极分子，无理欠薪和解雇工人，收买少数见利忘义的工人为其服务。其三，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矛盾日益突出。到1953 年，国营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劳动生产率高于私人企业，成本低于私营企业，产品质量高于私人企业。但是为了维护私营工业的存在和发展，就不得不适当在原料分配、产品销售等方面给先进的国营企业加以限制。这些矛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须对之进行根本的改造。
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53 年9 月7 日与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举行座谈，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设想。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的基本方式。
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和平过渡的改造政策，这就需要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必须是一个身兼二重性的经济形式。它既带资本主义性质，又具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操之过急，它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开始应采取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如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这些形式，容易为民族资产阶级所接受，使它们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的。这是社会主义改造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不能就此止步，要及时地把加工订货等初级形式转变为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
毛泽东指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还只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它只能缓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不能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进和社会主义优势的加强，随着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的加强，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合作化的前进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的缩小和消灭，随着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家资金和国家管理力量的增大，随着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要求的发展，国家可以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①..
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思想公布以后，广大人民群众、工商界人士表示热烈拥护。但是，一些工商界人士也产生了极其矛盾的心理。他们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优越，还是“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现在他们思想上震动很大，有的资本家自问：“1949 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认为“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也没有办法。”因此，虽然对改造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有的资本家形容自己的处境是“上了贼船”，“跟着走，能有出路”。“逆着办，只有下水”，“船在河中，只好认头。”有些资本家甚至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广大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1953 年进一步扩大了对私人工业加工订货的范围和规模及私营商业的经销代销范围。1954年有计划地扩展了公私合营。1956 年初，在全国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1956 年底，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总产值的99.6％。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已经转归国家使用，由国家统一调配，资本家只能按规定的资本数量取得一定数量和一定时期的利息。因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基本上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这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
以强调主观能动性著称的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停留在企业的改造上，他非常重视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开创了一条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的成功之路。马克思曾经设想的赎买，着眼点在于资产阶级手里的生产资料。因此，他们考虑的只是物质财富的赎买。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手里的生产资料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物质基础，而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资本的人格化。因此，不改造企业就不能有效地改造资本家；同时，不改造资本家就不能顺利地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只
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65 页。
有把二者的改造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改造的彻底胜利。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毛泽东在确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毛泽东谈到过渡时期两个联盟时说：党内有些同志把民主党派、各种上层人物当成包袱，主张干脆取消统战工作，这是不对的，应该批判。“干脆取消应该是干脆不取消，丢掉包袱应改为不要丢掉包袱，首先要肯定民主党派、各种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是可以改造的，这样做统战工作才能有信心，如果认为他们大多数是不可能改造的，那么做统战工作就没有信心了。”
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就是要采取种种措施改变其资产阶级的思想，使其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比改造资本主义企业更艰巨的任务。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且与农民保持亲密的联盟，所以资产阶级不得不按照无产阶级所安排的道路，将自己的企业逐步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但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它的本性决定了它总是力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发展资本主义；总是力图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也总是迷恋其生活方式。因此，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它本身就排除了采取任何暴力方法的可能。我们也不能设想凭借国家权力改变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毛泽东在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过程中，采取了批评教育、逐步改造的方法。
当然，毛泽东不是一下子要求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去掉资本主义思想，而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并相应采取不同的方法。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是遵守共同纲领。毛泽东1952 年9 月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即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少数进步分子是可能的。但作为一个阶级，在现阶段，则不宜这样要求。我们只能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剥削阶级想剥削嫌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①所以，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对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教育，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使他们自觉遵守《共同纲领》中的规定。
在“一五”计划时期，毛泽东要求“全国的私营工商业者应当..接受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②。因此，在这个时期，除了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爱国守法的教育以外，主要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传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采取的方式是讲演、上课、座谈会、学习班和引导资本家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这些，使他们了解到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了解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了解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他们唯一可能的出路。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党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是：去掉剥削思想，将自己变成自食其
① 《毛泽东书信集》第441～442 页。②《中共党支参考资料》（八）第70 页。
力的劳动者，在劳动中接受锻炼、教育和改造。在这个时期，党大规模地组织资产阶级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们认识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鼓励他们在劳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唯利是图的思想，学习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
四成功之路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很成功的。但在成功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偏差。除了改造的速度过快以外，还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公私合营的面过宽，改组过多。1956 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同经济改组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中小型占优势，经营非常分散。对于这种情况，适当地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实现公私合营后，接着就来了步子相当大的“裁并改合”。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的中小型企业就合并成大规模的企业了，原来各企业的经营方式和产品上的特点就被单调的经营方式和产品所代替。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由于合并得过多，留下来的门市部和零售店就显得太少。这就使消费者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排队，去拥挤，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其二，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当。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消灭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也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些合理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也全盘否定了，把那些有经营管理经验的资方人员或资方代理人，统统当作人格化的资本。尽管对这些人，都安排了工作，但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管理干部之外，没有发挥他们的专长，并在反右斗争中把原来一些工商业者当作右派分子管制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而否定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功绩。诚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个历史性胜利，不仅体现在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之中，更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之中。
现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就是评价这一段历史时，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进行种种指责。他们认为，1953 年提出总路线是毛泽东不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反对，一意孤行的结果；他们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希望有一条维护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路线。他们认为，50 年代的新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远没有发挥出来。希望在新民主主义胜利之后，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剥削，这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当时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必要剥削。过早地消灭这种剥削，只能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如此等等。①所有这些指责，都是值得研究的。我们认为，衡量一条路线，一个政策的正确与否，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从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1956 年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确立，在极短的时间，不仅医治了旧中国遗留下的浓疱烂疮，而且生产力迅速提高，开创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崭新局面，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消灭了产生旧社会浓疱烂疮的经济基础。时至现
① 参见《凯歌进行的时期》第677～685 页。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出现许多不正常现象，致使社会的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屡禁不止，原因也多，但也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存在产生这些丑恶现象的经济基础。至于发展的速度，也不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毛泽东自己喜悦之余，也想到搞得太快，要求太高了，他在1956 年1月25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预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搞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说：‘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陈云同志也说：‘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2 万户，雇店员的不到1 万户，50％以上是不用店员的，政府对于不雇店员的商店本来采取经销代销方式的，但是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写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如果因批评在对资本主义改造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缺点，并以此为借口，而从路线的高度来否定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的担心，乃至断送中国革命胜利成果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按照这些同志从“如果”的思维方式提出问题，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设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如果真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那才是真正不可想象的。如果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让广大人民群众再回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境遇中去后，再来举行二次革命，不知中国社会发展要倒退多少年！因此，我们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什么历史的局限，而是一种历史的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