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民为本”政治伦理思想的积淀，出于对马克思设定的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毛泽东建构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但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他决不会满足于形成一个理论的自我。只有使这个理论的自我得以对象化，即按照自己的理想直接改造社会，他才能安静和满足。因此，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他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
一“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三喜三惧引起了对“修正主义”的警觉，提出了“反修防修”的问题。
毛泽东按照政治思维的特征，针对苏共二十大“三和”“两全”的路线和国内出现的情况，提出了修正主义的概念。在毛泽东那里，修正主义有着特定的内涵。内涵之一，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针对1956 年苏共的路线，他多次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否定马克思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60 年代以后，又多次讲到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党内的代理人。内涵之二，就是指资本主义。他在1957年3 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他在1964 年与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什么是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内涵之三，就是指“和平演变”的代表人物。他把党员干部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等问题看成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把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抵制资本主义，防止修正主义，作为“防腐拒变”、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
毛泽东根据这种思维逻辑，提出了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1962年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河北省保定地区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和湖南“四清”中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修正主义根子”。这次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目的就是为了反修防修。在这里，毛泽东虽然还没有确定的对象，强调的是一种“可能”。但已表明，他由国际上的反修，转入了国内的防修。
毛泽东的这种思维走向并非毫无原因。
第一，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出现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这对于以伦理政治为标准，追求纯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引起他的忧虑。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说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二月的西楼会议上，发现财政预算尚有50 亿赤字，认识到实际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严重，所以刘少奇又说：看来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处在一种类似的非常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一致强调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工作的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上，对此，毛泽东批评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一片黑暗”，不合实际，形成一般“黑暗风”，是对“三面红旗”的否定。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1 年3 月，安徽省要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到秋末，全省推广，承包责任制占全省85.4％，10 月，毛泽东否定了这种作法。1962 年5 月24 日，邓子恢在贯彻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过程中，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了除了小队核算制30 年不变的立法外，还要稳定和扩大一点社员小自由，即自留地、自留山、饲养家禽家畜等，集市贸易不能关死，着重建立生产责任制。五六月间，党内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争论，次年元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华东区的汇报，他们认为安徽“责任田”是包产到户，是单干，这是一种方向性错误。邓子恢争辩，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是中国人民在集体经济中的伟大创造，只要经过试行改进，很可能成为经济管理的好办法。邓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引用安徽人民的话说，不管黑黄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对于这一切，毛泽东认为是刮单干风。8 月9 日，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说，1960 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这引起了毛泽东关于国内出“修正主义”的警觉。后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把这些观点与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1964 年2 月9 日，毛泽东在北京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时说：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股单干风，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有一阵子可猖狂啦。1964 年2 月，金日成到中国访问，毛泽东同他进行了深层的谈话。他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1962 年上半年我们党内也有主张“三自一包”的。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上半年到处宣传。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毛泽东还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强调说，要向全国人民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和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1965 年8 月11 日，毛泽东在谈到援助越南问题时说：修正主义是一种瘟疫。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很厉害。对此，毛泽东深有感慨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1962 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顶不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毛泽东的批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一封自我批评的信中说：在1962 年7 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方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3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象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第二，王稼祥关于对外方针的建议，加深了毛泽东国内出“修正主义”的观念，60 年代的中国，处在一个大小矛盾尖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这种形势下，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于1962 年上半年，几次谈了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调整对外方针的意见。2 月27 日，他征得中联部党委的同意，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他认为，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以便“冲谈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他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的观点是错误的。主张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不要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对外援助问题上，要实事实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援的支票。要适当收缩。对此，毛泽东两次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到这个问题。1963 年5月22 日，在武汉会谈中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1964 年2 月9 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谈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与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这一股风，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厉害，在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别派。“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后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王稼祥是联络部长，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本来害病，没管事，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他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他们的国际纲领。可见，毛泽东把“三和一少”视为国际共运中赫鲁晓夫二十大“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直接反映。
第三，国内阶级斗争的情况和干部的状况，促使毛泽东做出了国内出“修正主义”的判断。继1963 年2 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收集了各地有关农村“四清”阶级斗争情况的20 个报告材料。其中浙江省7 个、湖南省4个、河南3 个、河北3 个、东北局1 个、湖北1 个，山西1 个。根据这些材料，毛泽东列出了阶级斗争的9 种表现：（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5）反动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的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现；（8）在社会上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横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为非作歹..。毛泽东把这种种情况同党与干部反修防修联系起来，提出了党和国家会变颜色的警告。他在浙江省7 个材料上批示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这里，毛泽东为人们描绘了一种令人警觉，担忧、可怕的危险景象。正是这种警告使全党首先是党中央，几乎无例外地接受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深挖修正主义的根子，清除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同时也关注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提出“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时，提到了“利用小说反党”的文化艺术问题。随后，他在巡视各省时，对文艺也给予了很大的注意。1962 年12 月21 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提出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问题。他说：对资本主义要有一些专问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现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当时人们怀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真诚忧虑和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责任感，投入了批判鬼戏《李慧娘》及其“有鬼无害”评论的斗争。在文化艺术界的批判运动逐步开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文艺界作了多次的批评。1963 年9 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霸天，搞这一套不行”。“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旧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11 月，他又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就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 月12 日，毛泽东作了第一个重要的文艺指示。他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接着，1964 年6 月27 日，毛泽东又在中宣部文艺处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第二个指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哲学界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孙治方的有关价值规律、利润、奖金和企业自主权等经济学观点是“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理论。
毛泽东60 年代在文学艺术界、哲学界、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的一系列批判，都是从“防修斗争”的政治高度出发的。
为了在中国有效地避免出“修正主义”，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审察了阶级斗争情况，引起了警觉。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些情况的审察上，他鉴于赫鲁晓夫的教训，特别注意党内有没有支持这种种“资产阶级影响”的政治代表人物，注意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5 年1 月13 日，他曾同有的领导同志说：“去年10 月，
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他为这番话没有引起地方上反应感到担忧。1965 年10 月10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向各大区第一书记正式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正是这一指导思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刘少奇曾有1953 年“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批评，也有1955 年砍合作社的埋怨。但没有动摇对他作为接班人的信任。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并与他分手，则始于1962 年，公开暴露于1964 年。1962 年，党内有些人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刘少奇支持这种意见。说过工业上退够，农业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等话。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不满。他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支持它就是右倾。
但那时，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担心，主要放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毛泽东与刘少奇正面冲突，还是在1964 年的一次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刘少奇却说，“四清”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后来，在1965 年1 月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正式批评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负责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负责的国家计委。接着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 条”，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这个提法，刘少奇表示不同意。从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1970 年12月18 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斯诺问及“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