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即1949 年6 月，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宣布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阶级斗争的问题，常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名义加以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方针问题，也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加以处理。但是，时隔不久，60 年代中苏两国就出现了惊心动魄的分裂和对抗。这时，毛泽东认为，不仅两个阵营不复存在，而且苏联与美国一样，成为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变成了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协；而中国却与第三世界为伍，形成三个世界的格局。他以此为据，作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不是他的主观杜撰，而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国际国内各种现实的、历史的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一世界格局的新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到5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增强，第三世界民主运动的高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苏联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在这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际政治力量的划分，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公式。国际资产阶级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国际工人运动由于异己阶级的存在和影响，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进行国际斗争的时候，不能从概念出发，必须立足客观现实，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策略原则。
毛泽东认为，经过战后近30 年发展，美苏两国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威慑力量与打击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两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它们的对峙与缓和，造成了六七十年代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些重大事件中，充分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曾在1973 年9 月11 日和1974 年4 月同西欧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多次说过：“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因此，毛泽东把苏联看成是对我国安全直接的最大威胁。他的这个判断，不是
因为我国与苏联的局部冲突，而是着眼于当时形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条件
第一，苏联是一个比美国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危险性。列宁曾经说过。后起的帝国主义更要重新瓜分世界，因为它“走近资本主义筵席的时候，席位己被占光了”，因此，就显得“更加凶恶，更加蛮横”①。苏联要想成为世界的霸主，就不能不从美国手中争夺地盘，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法则。所以毛泽东在1976 年2 月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②美帝国主义无疑也在继续谋求称霸世界，但它的摊子铺得太宽，当时不能不力图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得不处于守势。而苏联却相反，它打着“和平”的幌子公然宣称：“经济力量和防御力量的加强，使苏联胜利地在国际舞台上展开积极的攻势，现在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这实际上就是说，苏联当时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建立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第二，苏联由于经济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威胁来进行扩张。当时苏联在经济力量上虽然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同美帝国主义相比，同它称霸世界的需要相比，还显得薄弱。因此，它疯狂地扩军备战，企图夺取军事上的优势，以便掠夺别国的资源，来弥补它在经济上的劣势。当时，苏联的武装部队人数比美国多一倍，战略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比美国多400 多件。坦克、装甲车、大炮等常规武器的数量也大大超过美国，它拥有一支“进攻型”的海军。这些说明，苏联在向美国争夺霸权时，必然以武力和武力威胁为主要手段。
第三，苏联官僚垄断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变为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为法西斯专政的政权。这就使得苏联更容易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把整个国家机器军国主义化。与此同时，它在进行侵略、干涉、颠覆、扩张活动的时候，常常打着“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维护和平民主利益”等旗号，这种特有的欺骗作用，增加了它成为战争策源地特有的危险性。
毛泽东认为，由于苏联的蜕变，不仅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种情况的出现，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出现了美苏中三大角的政治大国，制约着全球政治风云的变幻。
在这三角关系中，美国不得不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的机会――使他能成为像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着更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巨大的赌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而在这之前，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早在1968 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就已经指出：“我们历史学家一定要把一句中国战略性的老格言给时新，这句格言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同中国和解，必然努力奋斗，必须获胜。”①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渠道给中国打
① 《列宁选集》第3 卷，第75 页。② 1997 年11 月10 日《人民日报》。①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原载《美国历史评论》第74 卷，第3 期（1969 年2 月）。
招呼，拟想与毛泽东缓和关系，争取建立一个新的战略。这样，经过20 多年的包围与封锁之后，中国突然成为全球关系新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毛泽东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统帅全局，巧妙地发动了一场准“世界革命”，他毅然决定从变化了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实际出发，突破意识形态分歧的屏障，打开中美关系，登上国际政治的大舞台。
1970 年12 月18 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纵谈国际形势时提出：“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总而言之，都行。”②毛泽东的谈话，在1971 年5 月3 日，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后纪要》的形式，传达到党内。这样，整个中国获得了一个信息，中美关系正在出现历史性的转机。随后，7 月上旬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中美发表公报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 年5 月以前适当时候访问中国。形势的发展在不断加快。1972 年2 月21 日至28 日，尼克松访华，北京接待了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大洋彼岸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不仅标志着中美关系新阶段的到来，也意味着国际政治新格局的开始，毛泽东以巨人的豪迈步伐，登上了国际政治的大舞台。
二确立国际关系的价值取向
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打开了中美关系之门，确立了国际政治的新格局，在这里，他所思虑的不是以“美国牌”反对苏联的权宜之计，也不为充当第三世界政治领袖的野心所驱使，而是包含了无产阶级特有的价值取向，这就是立足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利益，立足于人民群众自身的利益。
立足于我国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安全和发展需求的总和。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往往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成为主权国家之间建立特定稳固的合作关系的真正基础，50 年代初期，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既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因素，更是基于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作出的合理决策，它在外交上平衡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在战略上能够对美国起到威慑作用，在经济上，可以争取苏联的援助，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禁运和封锁，摆脱落后挨打的处境，在60 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折，赫鲁晓夫以称霸世界为目的，不惜牺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根本利益，热衷于苏美合作，企图在利益均等的条件下与美国共同主宰全球事务，争霸世界。这种战略方针，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都是不能接受的。中苏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如前所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仇视中国的政策，除了经济上的封锁之外，在军事上先后发动了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矛头直指中国，他们在台湾驻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在沿海地区进行骚乱和破坏，对我们进行军事包围和遏制。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在国上的北侧，又受到苏联陈兵百万的武装威胁。国家处在“帝、修、反”大合唱的全面包围中，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挑战。1969 年3 月前后，中苏军队在黑龙江省珍
②《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 年12 月18 日）。
宝岛等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更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使他对国际形势的忧虑日益严重，认为战争的危险在增长，3 月15 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毛泽东着重谈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可以反映出当时他的心态。在4 月28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还专门论述了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此外，过去讲过了的，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颁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①在毛泽东看来，对我国安全直接的、最大的威胁，已由美国转为苏联，因此，在“珍宝岛事件”后，在党内外做了广泛的战备动员，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不惜重金加快三线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群众挖防空洞的活动。备战的对象是苏联，由于苏联在6 月初还提出要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更引起毛泽东的警惕与不安，当1969 年9 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北京路过，在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会谈，决定从10 月起恢复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时，毛泽东怀疑苏联是把谈判作为向我国发动突然进攻的烟幕。在10 月中旬，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略，疏散中央领导人，疏散城市人口，发布了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的命令，以迎击苏军入侵，保卫国家的安全。在这样一个特定背景下，毛泽东同斯诺谈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在北京与尼克松会谈，显然是为了在各种反华力量的包围中，找到一个突破口，维护国家的安全。
与此相联系，毛泽东还直接打击林彪集团的阴谋。林彪集团对于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的政策极其不满，当基辛格秘密访华及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报宣布以后，听到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对我们改善中美关系表示反对时，林彪集团中的李作鹏等人竟然以称赞阿尔巴尼亚的来信是一封“马克思主义的信”的形式，来表示他们的意见。对此，毛泽东极为关注。把批判、揭露林彪集团的极左路线和反革命阴谋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他表示对林彪提出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师，伟大的舵手”感到讨嫌，强调个人崇拜“要降温了”。当周恩来去毛泽东住处汇报与基辛格的会谈情况时，毛泽东指令解放军总参谋部副部长熊向辉参加一起汇报。汇报议程一开始，毛泽东却搁下同基辛格会议的“正题”，向熊向辉了解总参谋长黄永胜在部里领导“批陈整风”的情况，发现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在总参谋部内严密封锁中央精神的问题，觉察到黄永胜、李作鹏的后台是林彪。随着中美接触逐步加深，林彪集团败露愈烈，毛泽东对其真相的认识也越深，最后导致林彪一伙仓皇出逃，自我爆炸。此事表面看起来互不相干，毛泽东却认为它与改善中美关系，维护国家安全有着内在的联系。
立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毛泽东早期刚刚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时，就具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抱负。当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后，他坚定了一个牢固的信念：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进程中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中国应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在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再存在之后，毛泽东合乎逻辑地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具有决定性的国际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秩序中担负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 年4 月28 日）。
着特殊的使命，国为中国已成为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紧急关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最终胜利的主要保证。集政治家、思想家于一身的毛泽东，在进行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之前，他所思虑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和根本利益，他从阶级分析的方法人手，分析各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以此为据，判别出哪一些国家与世界人民为友，哪一些国家在统治剥削与压迫其他国家。毛泽东遵循对人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于对国家的阶级分析，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相互矛盾中，为国际工人运动找到了主要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为自己找到了广大的同盟军，从而把亚非拉和其他地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革命浪潮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供了重要前提和可靠保证。这从国际范围内维护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立足于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寄希望于人民”，这是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和其他国际事务时常讲的一句话。世界政治力量划分的精髓，就是充分肯定世界人民的力量，努力结成一个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正如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所一再强调的：第三世界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因此，毛泽东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总是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①。他在分析苏联的情况说：“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①对于日本人民，他指出：“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②他在同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谈话时指出：“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③。毛泽东寄希望于人民，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
三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
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国家利益的价值取向，为毛泽东确立三个世界的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但是，当我们透过现实，拓宽视野，还会发现，近代历史和深层文化的背景对毛泽东判断国际局势，处理国际关系的深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5000 年来的中国文明史和近100 年来的中外关系史，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对外部世界以及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的基本看法。长期以来，因昔日强盛和灿烂悠久的古代文明而产生的大国意识和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与因近百年来处于落后挨打的弱者地位而产生的民族耻辱感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一起积淀于中国人民心中，它使中国人民对一切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
① 引自1977 年1 月《人民日报》。① 引自1977 年1 月《人民日报》。② 引自1977 年1 月《人民日报》。③ 引自1997 年11 月1 日《人民日报》。问题时，都极度敏感。
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为恢复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尊严，为改变旧中国的屈辱外交，驱逐在中国领土上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这正是毛泽东确立三个世界理论，反对美苏两霸，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在中国近代史上，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一样，以武力相威胁，强令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决战中，美国实行了“扶蒋反共”的政策，出钱、出枪、出军事顾问，援助蒋介石打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死敌。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不得不把美国视为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最大障碍，以至在渡江战役期间命令第二和第三野战军作好抗击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的准备。1950 年中国革命刚刚胜利，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妄图把中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朝鲜战争的硝烟未散，美国又在中国的南疆点燃了侵越的战火。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派遣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使中国领土台湾处于被割裂状态。美国军舰和飞机对中国进行频繁的入侵和军事挑衅，特别是1958 年金门炮战打响以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已集结了一支拥有六艘攻击型航空母舰，并配有核武器的特混舰队，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神圣事业。甚至计划使用核武器对中国大陆的机场和军港进行摧毁性的核攻击。美国的侵华史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反共叫嚣和镇压民族民主革命的种种称霸世界的罪恶历史，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毛泽东把其称为超级大国，列为第一世界，是理所当然的。
苏联与美国不同，它有十月革命的光荣历史。它不仅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榜样，而且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以巨大的援助，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但是，在中苏关系史上，也有沉重的历史遗产和两国近代以来截然相反的国势和境遇。这种历史遗产和不同境遇，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中苏双方相互交往时完全不同的心态，在中苏友好的关系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俄国原是偏于东欧一隅的落后小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俄罗斯一直处于蒙古金帐汗国的征服和统治之下。自沙皇伊凡雷帝执政以后，俄国开始走上对外军事扩张的道路。在短短的300 年时间里，俄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一个地跨欧亚、空前庞大的军事封建帝国。对外不断侵略扩张，疆土急剧扩大，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与此相伴随，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在俄国社会中也急剧膨胀起来，形成了中俄两国在政治传统和地缘政治关系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冲突。在西方列强中，沙俄是割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国，近百年来中国北方所受沙俄之祸仅次于日本侵略，直到1921 年，苏俄仍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派兵进入外蒙古追剿白军，其后又编造种种借口拒绝撤军，在后来的一系列协定中，苏联都将外蒙视为一个独立国家，最后在1945 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联会同美国一起，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地位，又一次割占了中国领土。
十月革命后，苏联一直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这种旧的残余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反而长期在苏联社会中得到宣传和歌颂，使它形成了既支援别国革命，又指手划脚、发
号施令的习惯，在对外政策中，往往带有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因此，毛泽东曾经指出：“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做，尾巴翘得很高。”①
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指导和援助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曾有过巨大的历史功绩，但也有许多错误的指导和干涉。正是这种错误的指导和干涉，加之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曾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从而形成了中苏两党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指出的国共合作的战略方针，带有严重的夸大国民党的革命性，贬低共产党的作用以及包办代替和“苏联利益中心”的倾向。此外，共产国际对依仗苏联援助而建立的黄埔军校和有强大军队的国民党右翼集团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一再妥协退让。这种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成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及其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所造成的严重弊病，先后导致中共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与共产国际从拖住日军主力，避免两线作战的现实利益出发，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视为中国抗战的中坚，把对华援助全部交给国民党，并要中共“诚意拥蒋、拥护国民政府”。斯大林认为，中共“要成为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还是显得太屠弱。”他还尖锐批评中共“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挥得不够”。在1942 年5 月苏联统帅部紧急呼吁中共中央派遣八路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作战，而我党鉴于当时形势没有受命的时候，他们批评八路军只限于“打局部的防御战”，指责中共在苏德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却忙于党内整风和清除共产国际的影响，并认为中共领导人不关心苏联命运，也就是“最不关心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
抗战胜利后，面对复杂的中国局势，苏联采取了“脚踩两只船”的实用主义对华政策。为了避免因支持中共而导致苏美冲突，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实际上是让中国革命服从苏美妥协的战略需要。但是，苏联又深恐亲西方的国民党政府向美国“一边倒”，使美国军事和经济力量渗入中国东北对苏联形成巨大威胁，于是，苏联会同美国签订了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出兵对日作战和承诺不支持中共为条件，换取蒋介石在外蒙和东北的主权上作出让步，以确保苏联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
后来，毛泽东在概括这种矛盾冲突时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 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①1962 年9 月24 日，毛泽东在中苏八届十中全会上谴责赫鲁晓夫反华时回顾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早就发生了，就是不准中国革命。那是1945 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87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86 页。② 见毛泽东1962 年9 月24 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这些历史积怨和矛盾冲突，对毛泽东判断现实中的中苏关系不能不产生着重大影响，有些甚至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当1969 年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中国愤怒声讨“老沙皇”和“新沙皇”的领土野心，更强化了这种民族感情。这种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成为毛泽东把苏联和美国并列视为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