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星
毛泽东是我们党从事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的开拓者，他亲自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其时间之长久、规模之宏大、内容之广泛、作风之深入，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他既注重社会调查的实践活动，又重视总结调查的技术和方法，并对调查成果进行理论概括。在当前的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对于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上回到毛泽东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党的思相路线的核心，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中国的“实际”究竟怎样？当前的“实事”到底如何？对此仍有相当多的同志感到陌生和茫然。倘若不知道当前中国的“实际”或“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岂不成了空话？要扭转这种局面，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必须回到毛泽东，重新恢复他当年曾经大力倡导的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对社会调查极为重视。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①，1931年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②后来他多次表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③。毛泽东把调查所得到的材料视若珍宝。他多次提及最令他可惜的事是：1927年春在湖南做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因许克祥叛变而损失；1928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因井冈山失守而损失。“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④
为什么毛泽东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这是因为：
他深信，“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⑤他曾深情地说，他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⑥
他深信，“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方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⑦他回忆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⑧
他还深信，通过面向实际作调查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完全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从理论的高度明确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⑨。
然而，现在我们有不少同志却非常不注重社会调查。干部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唯上”，揣摩和迎合“上级意图”，就是不愿沉到实际中去，认真调查实情、调查民心；即使到了下层，也是前呼后拥，“走马观花”。学者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喜欢“唯书”，从书本到书本，就是对实际不屑一顾，甚至不承认调查报告也属于学术成果。这与毛泽东注重社会调查、时时处处“唯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状况极不适应我们所面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所以必须回到毛泽东，认真面向实际作调查。
1.只有面向实际作调查，才能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迷信“本本”的教条主义或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他们根本不去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只是照抄照搬马列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车伊始，胡乱指挥，给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大地，坚持对中国社会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弄清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指引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深居简出，不再认真进行社会调查，不再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结果情况不明，判断失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所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纠正“文革”的错误。导致这场拨乱反正的因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期间被撤职流放，长期生活在基层。他们非常了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疾苦和真实心愿，一旦掌了权，就顺应民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率领全党全国人民一步步地达温饱、奔小康、求富裕。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否面向实际作调查，直接关系到能否坚持从实际出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依”、“无经典作家的论述作根据”的伟大实践，必须时时处处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能办好。所以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应当携起手来，像毛泽东当年一样把向实际作调查放在第一位。
2.只有面向实际作调查，才能制定并坚持正确可行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曾经强调，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⑩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大革命时期，他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向一切革命者清晰准确地指明了“准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土地战争时期，他深入农村实地调查，正确地制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具体标准，确立了“依靠贫农和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革命路线(11)。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在广泛听取实际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及“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等一系列政策(12)；”并同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科技工作者一起总结增产经验，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13)。所有这些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其外观都有具体、清晰、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反之，没有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不甚了了，所提出的工作指导必然会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在当前社会主义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着大量基于认真深入的社会调查之上的方针政策，它们不仅正确，而且可操作性强。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根据安徽农村的经验，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它的精髓可以归结为三句话：“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是多么朴实的群众语言、多么便于操作的分配政策啊！城市的“利改税”以及后来的清理“三角债”，也扎根于充分的试点经验，界定清楚，政策具体，步骤可行，便于考核，当然执行起来切实有效。相比之下，另有一些方针政策就相当模糊，随意性大，比如在宏观控制上“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在企业体制上，“经营权和所有权可以适当分离”；在分配上兼顾公平与效率，“既要上下封顶下不保底，又要照顾左邻右舍”等等，就属此列。不论它们多么“全面”、“辩证”，可就是不好操作。“中看不中用”。如果在这些方面迈开双脚深入实际作调查，就一定会得出比较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来。
3.只有面向实际作调查，才能根据中央指示解决好具体问题。如果说中央一级的任务主要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那么地方各级就要善于把上级的指示精神同本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以找到解决实际问题、做好实际工作的办法。显然，这也离不开调查研究。毛泽东批评说，对上级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14)在他看来，不作任何调查研究，照抄照搬上级指示，是最省力的消极怠工，邓小平也多次告诫各级领导不要作“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不动脑筋(15)。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们弄清楚了许多国情，为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全国先后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和一次1％的人口抽查，开展了大规模的国土、资源和国有资产普查(16)，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搞百县县情调查，从而对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资源紧的国情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又如，我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的时期，为了准确掌握转轨的进度以便找到合适的转轨途径，就必须弄清楚我国城乡人口的实际比例。有人根据人们的户口性质，统计出城乡人口比例约为二八开；有人根据市镇和县乡两类不同行政区划所管辖的人口数，统计出城乡人口比例约为五五开。其实这两种计算方法都不科学；有不少人（及其家庭）具有农村户口，却从事非农职业，居住在市镇，过着城里人的生活；而在市镇所辖人口中，也有不少人（及其家庭）仍在从事农业生产，居住在乡村，过着农村人的生活。根据各地社会学工作者的抽样调查和推广测定，我国城乡人口比例约为三七开。这个结论比较切合实际。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教训。略举两例。
其一。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在全社会造成尊师重教的好风气。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指示。可是有些地方在传达贯彻这一指示时，却不调查研究，不联系实际，从省市直到县乡，各级教育工作会议的主报告人竟然原封不动地要求下面“少说空话，多于实事”，自己拿不出具体的实干措施。邓小平寓意深刻的指示变成了内容空泛的套话。“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17)。正是由于缺乏调查，情况不明，因而在尊师重教方面决心不大，方法欠妥，时至今日，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待遇差地位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
其二，1992年以来各地根据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上新台阶的步伐。可是有些地方不作实地调查，不搞可行性论证，不顾客观条件，一窝蜂地圈地开办经济开发区，“筑巢引凤”，结果荒废了大批耕地，却没有引来“凤凰”；到处办艺术节，“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结果搭台花了许多钱，戏却没能唱成；没有“超常规”的条件，却硬要“超常规”的速度，层层压指标，结果出现了浮夸。毛泽东在大跃进浮夸风失败以后，曾坦诚地对来华访问的英国朋友伯纳德・蒙哥马利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8)我们不能轻率地忘记这些话。
在社会调查的扎实作风上赶上毛泽东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作为社会调查的开拓者，扎实的调查作风首屈一指。我们在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上回到毛泽东的同时，还要在社会调查的扎实作风上赶上毛泽东。
毛泽东在调查中的扎实作风首先表现在“眼睛向下”，而不“昂首望天”。1930年11月6日，毛泽东从峡江去吉安布置撤退工作，7日宿东塘，8日到吉安，即使在这种紧急关头，沿途也做了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4个乡（村）的调查(19)。他对于向下作调查的热忱和踏实由此可见一斑。他为了了解中国佃农的生活情况，曾与佃农张连初一起长谈，细算了一个三口佃农家庭全年田收、喂猪、砍柴或挑脚、工食省余等4项收入，以及食粮、猪油、盐、灯油、茶叶、工资、种子、肥料、牛力、农具消耗、杂用等11项支出，其中仅农具消耗就排出了犁、铁耙、耙头、锄头、打禾桶、箩筐、络脚、鸢箕、撮箕、风车、晒谷用具、南盘、米筛、推子、碓等15种，逐年折旧，算帐精细，最后得出“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的结论(20)。毛泽东调查作风的扎实，令人叹服！他批评有些人“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21)。他告诫许多干部同志“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22)。
其次表现在“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毛泽东身为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深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3)他在面向中下级干部特别是各界老百姓作调查时，总是虚心求教，平等讨论，亲自做记录，决不假手于人。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24)
再次表现在态度诚恳，善于和群众交朋友。毛泽东曾这样介绍他自己的经验：“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25)
这些年来，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虽然也搞调查研究，但作风却很浮，不扎实。有些人整天坐在机关里，挂一个又一个电话，发一张又一张报表，向下级索取情况，催要数据，一点儿也不体谅基层同志工作的甘苦，一点儿也不思索基层这样报上来的情况和数据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即使去了基层，也是住进高级宾馆，不接触群众；或是坐着轿车，前呼后拥，这儿停停，那儿转转，“蜻蜓点水”，不求甚解；或是到处题词、讲话、接见、剪彩，自以为是，形式主义。
这种浮而不实的调查作风之所以普遍存在，固然与当事人缺乏群众观念、有官架子等等主观因素有关，因而有必要通过思想教育、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办法来遏制它。但浮而不实的调查作风之所以在干部中普遍存在，有其深刻的客观根源。
客观根源之一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力集中于“第一把手”。“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带来“家长制”、“一言堂”，有的“第一把手”大权独揽，唯我独尊；遇到大事，既不召集“一班人”讨论，也不同其他领导成员商量，独自决定重大问题，或随意改变集体原先已作的决定；对不同意见，一概加以否定，甚至打击报复。这就使得许多干部不敢或不善于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只是简单地服从上级、追随“第一把手”即使在上级或“第一把手”的指示、意见同实际不符合时，也不敢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不同意见。既然如此，还不如不做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为好，这样至少可以减少苦恼，逃避良心上的谴责。如果不改变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不破除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一言堂”，不充分发扬民主，只是号召广大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恐怕于事无补。
客观根源之二是传统的干部制度。长期以来，干部的任用和提升都是领导选拔、上级任命，很少基层推荐、群众选举（即使选举，也极少差额）。干部的考核和评价不看政绩，不问群众，只看领导满意不满意。这就造成不少干部不问群众疾苦，只对上级负责；不解决实际问题，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会面向领导恭恭敬敬地搞接待，又怎么会面向基层扎扎实实地搞调查呢？
客观根源之三是一系列僵化不变的套话在社会上畅通无阻。比如任何地区、任何单位“成绩总是九个指头，问题总是一个指头”，“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一小撮”等等。整党刚刚开始在动员，就已经传出结论“党员和干部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反腐败斗争尚未打响，就已经断言“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好的，腐败的只是极少数”；对于先富起来的人，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又定下调子“绝大多数是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讲这些话既省劲，又保险。相反，如果深入某个乡村或单位，调查出那里违法乱纪的干部已不是少数，先富户大多数并非合法经营，却会被扣上“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帽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流行的这些套话当年曾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认真深入的社会调查后所得出的正确结论，现在却演变成了不作调查就可以照说不误的空话。究其原因，缘于客观实际在变化，而人们满足于对过去实际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结论，没有对变化的实际进行新的调查，引出符合变化了的实际的新的结论。毛泽东在延安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时强调：“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
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26)“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27)
为了在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上回到毛泽东，扎实作风上赶上毛泽东，就必须深化改革，把上述导致人们“唯上唯书不唯实”的种种客观根源排除掉。对社会调查最重视、作风最扎实的毛泽东，到了晚年不再面向实际、面向群众作调查，恐怕也跟这些客观根源有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28)
在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上超越毛泽东
搞社会调查不仅要具备满腔的热忱和扎实的作风，还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毛泽东当年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典型调查和阶级分析。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现代化建设蓬勃向前的新形势下，典型调查和阶级分析并没有过时，仍然在不少方面成为我们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重要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被局限在典型调查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上，应当有新的超越。
先考察一下典型调查。这就是所谓“蹲点”、“解剖麻雀”，即从社会上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单位，调查者深入其中去进行细致的调查，在获得真实可靠的材料以后再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
毛泽东亲自蹲点，通过开调查会的方法来“解剖麻雀”，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不得已而为之。他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29)言下之意，在欧美日本那里，共产党人通过资产阶级已经预备好的材料也可以了解起码的甚至较完备的社会情况，而不需要“事必躬亲”。当年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大量引用了资产阶级提供的现成材料，仅在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三章第五节中，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马克思除了引用大量著作、报刊上的材料以外，还数百处地采用英国官方蓝皮书中关于人口、农业、进出口乃至流放和徒刑方面的统计资料，援引枢密院医官关于公共卫生的系列报告以及国内税务委员、童工调查委员、济贫法视察员和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摘录议员在下院的演说、大法官备忘录甚至保险公司代办所的表格(30)。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承认，在技术发达的现代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31)现在，我国各级统计部门和城乡调查队已经健全，它们定期定点开展调查统计，并向社会公布其结果；学者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工作者的调查报告并不少见；报刊上也经常发表反映社会各界现实的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等等。任何人只要留心收集、注意研究这些材料，同样可以了解许多社会现实情况。但是，即便社会分工使得调查成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专职工作，领导干部的典型调查也不应取消。因为领导干部只有经过亲身的典型调查，才会知道调查的甘苦和调查结果的来之不易，从而尊重别人的调
查；才会通过比较亲身调查和别人调查的不同结果，发现问题，真正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拘泥于典型调查一种方法。早在1931年他就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以及两种调查表格，发给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在根据地范围内开展人口和土地普查(32)。解放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好转，毛泽东使用文献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频数也明显增多。那种认为毛泽东只提倡也只会进行典型调查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应当根据调查任务和要求的不同以及现有材料多寡的差别，分别采用或同时并用多种不同的调查方法，把微观调查和宏观调查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更广泛、更迅速、更准确地收集整理各种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
毛泽东重视典型调查，但也审慎地看到了典型调查得到的结果其适用范围有限。他在作寻乌调查时认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33)他在作兴国调查时以永丰区为典型，因为“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34)也就是说，他仅仅把典型调查的结果从空间上推广到赣南至多是闽粤赣三省交界之处，从内容上推广到土地斗争。后来转战到了陕甘宁边区，革命的内容也由土地斗争变为抗日战争，毛泽东就不满足于原先的调查所得，又开始了新的农村调查，强调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为出发点，“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35)
典型调查结果在应用范围上的局限性，源于任何典型不仅包含一般的共性，也包含特殊的个性。社会结构的状况直接决定了各社会元素共性与个性的相对含量，从而影响着典型调查结果的应用范围的大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结构如同马克思所说，“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36)通过典型调查，解剖一个马铃薯，搞清一个同名数，就可以带动一般性的认识，指导一般性的实践。然而现代工业社会是由众多异质元素相互纽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巨大系统。由于日益精细和深化的社会分工，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差异即个性也日益突出。城市和农村的情况、沿海和内地的开放差异显著，公有企业和非公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企业和机关的活动原则明显有别，长线部门和短线部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发展战略显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无条件地推广典型调查的结果，无限制地使用以点带面的工作指导，必然会造成“一刀切”。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翻两番”，各行业部门的具体目标就不能照搬“翻两番”，而应根据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和自身的具体情况，定出各自不同的具体目标，有的需要翻3―4番，有的则只能稳定规模，有的还必须适当收缩。只有这样，全国“翻两番”的总目标才能实现。某项典型调查结果的应用范围越小，意味着需要对越多的点进行典型调查，以便分类指导。因此，在新形势下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就必须根据现代调查技术，在选点上除了一般的单独选点以外，还可以多重选点、分类选点、对比选点、分级选点；更多地应当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既可以搞随机抽样（包括简单随机抽样、分层随机抽样、分群随机抽样），也可以搞非随机抽样（包括任意抽样、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采用普查的方法。
再来看一下阶级分析。毛泽东曾回忆说，他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从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7)此后，阶级分析法贯穿于他几乎所有的农村调查实践。当然，毛泽东在1956年向中央34个部门的同志作调查并写作《论十大关系》时，在1958年深入各地农村同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科技人员调查研究农业增产经验并总结出“农业八字宪法”时，基本上没有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过总结毛泽东社会调查的全部实践乃至他的一生，可以说，注重阶级分析、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他持之以恒的观点和一贯作风。这一观点和作风使得毛泽东在1956年以前几乎总是正确、战无不胜，因为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现实就是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也使得他在1957年以后屡遭挫折，因为随着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人民内部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是从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轨开始的，这一转轨并不意味着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否认阶级分析的作用，但毕竟要求把阶级分析方法局限在观察和处理带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时加以运用。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我们在社会调查中应当更多地采用利益群体分析法，准确了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群体，老年、中年和青少年等不同年龄层，大学、中学、小学、文盲等不同文化层，还有不同收入层、不同职业群、不同身份群人们的现状、利益和要求，以便协调好他们的相互关系，缓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
当前，我们正在向前推进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大业。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调查方面不仅回到毛泽东、赶上毛泽东，更要超越毛泽东，以满腔的热忱、扎实的作风加上科学的方法，经常向社会作调查，以便永远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胜利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⑩(14)(21)(22)(23)(24)(25)(26)(27)(29)(32)(33)(34)(3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页，第13页，第17页，第41页，第15页，第16页，第2页，第22页，第8页，第3页，第8页，第2页，第17页，第16页，第27页，第17页，第21页，第17页，第12―13页，第42页，第182页，第26页。⑨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251页。(11)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19页。(12)(13)(17)(18)转引自陆学艺、徐逢贤：《毛泽东与农村调查》，载《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15)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13页。(16)这次普查还纠正了关于国土总面积的传统观念，我国国上总面积并非过去一直讲的960万平方公里，而应为1045万平方公里。(19)(20)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54―263页，第28―34页。(2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30)参见马克思著：《资本论》第1卷（下），第711―780页。(3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7页。(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37)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