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培民
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就是一个生动的明证。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毛泽东给新疆各族人民指明方向。
胸怀全局，关注新疆各族人民历史命运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公元前60年开始，中央政府就在新疆行施行政管理权，新疆各族人民都为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
近代新疆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新疆各族人民不仅遭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而且遭受了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不仅受汉族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而且受本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新疆各族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长期以来曾经不断地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毛泽东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历史命运极为关注。早在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到新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和为党起草的文件中多次提到了新疆和维吾尔族。1933年，苏联与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结盟，建立了亲苏政权，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重视对新疆的工作，从此，打通国际路线，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红军东征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因蒋介石、阎锡山的阻挠，为了团结抗日，党中央决定回师陕北。
西征目的也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西，一是经甘、凉、肃州到新疆。为了实施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0月2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军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及红五军、红九军也渡过黄河。11月，绥远抗战爆发，苏联方面通过外蒙援助红军的计划难以实施。不得已，共产国际决定改由新疆哈密向红军提供援助。为此，共产国际特派出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段子俊、冯铉（即何晓理）、李春田5人前往新疆，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1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西进打通新疆。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西路军以殊死的战斗谱写了英勇悲壮的史诗。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西路军指战员关怀备至，多次指示行动方针，为援救西路军多方奔走。毛泽东电示西路军左支队“视情可向新疆转移，并委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迎接。”1937年4月陈云、滕代远等五人，由盛世才派官员和专车从中苏边境接到迪化，迎接西路军左支队余部。
在苏联的推动下，1937年，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陈云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第一任代表。应盛世才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派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00余名中共党员来新疆工作。他们发展教育事业，哺育新疆一代革命青年成长；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文化：办好《新疆日报》，大造抗战舆论；整顿财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发展经济；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边防；改革政治，加强民族团结，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在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六大政策的执行给新疆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不仅创造了解放前新疆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从此，闭塞的新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直接联系起来。
盛世才的本质是个军阀，为人阴险狠毒，惟利是图，野心很大，他不可能将六大政策坚持到底，当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巩固以后，当他看到人民群众觉醒了以后，他又举起屠刀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和大批进步力量杀害，把新疆各族人民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毛泽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牺牲了一位亲人。
英明决策，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是中国革命在全范围内胜利的一年。新疆各族人民渴盼解放，如大旱之望云霓。毛泽东深切地了解新疆各族人民的心愿，运筹帷幄，英明决策，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勉励王震，要继续发扬英勇奋战，不怕艰苦的革命精神，准备带领部队进军新疆，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4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治中留在北平。中共中央考虑利用张治中的关系促进新疆和平解放。4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1949年7月初，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苏，与斯大林商讨建国的有关问题。在两党会谈中，苏方向我党谈到了新疆问题，并向我党提供了一些情况和建议。苏方谈到随着我党解放全国的形势，美国人在策动一个阴谋，即鼓动西北五马军阀（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呈祥）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国”，与我们对抗。如果美国人的这个阴谋得逞，我们国内战争的问题，就将成为国际问题，那样事情就不好办了，所以苏方建议我们提前解放新疆。
原先中央军委决定“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中共中央得知苏联提供的情况后，再综合全国的局势分析，中央决定提前解决新疆问题。7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描绘了解决西北和新疆问题的蓝图。电报指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放，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7月23日，毛
泽东就打马战役及进军新疆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干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指苏联―引者）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领新疆是不难的。”
7月24日至8月11日，第一野战军发起陇东追击战（平凉战役），追歼马步芳、马鸿逵部，解放平凉、天水等大片地区。8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告知：自胡宗南主力被歼后，两马节节后退，我一路已占平凉固原，另路日内可占天水，接着向兰州进军。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同时，彭德怀发出关于攻取兰州、西宁的作战命令，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国民党军马步芳部。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向西北的进军，苏联主动提出在新疆有三区革命，与国民党对立，建议我们进行联络，以牵制国民党，有利于新疆解放。中央考虑，如果再从国内派人去来不及，路也不好走，所以临时决定派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身份，从莫斯科赴伊宁。毛泽东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这可以说是中央解决新疆问题的基本方针。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的名义给阿合买提江写信，邀请三区派出新疆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新疆三区革命，称三区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又说：我们认为民族军是较有训练的维吾尔族的人民军队，在过去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
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和西北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认为国民党已无前途，无力再做军事抵抗，所以倾向和平，积极进行活动”，策划和平起义。然而陶峙岳等策划起义的工作是艰难的。因为，陶峙岳不掌握军队实权，当时新疆的国民党部队一部分是马步芳的（整编骑一师），大部分是胡宗南的（整编七十八、四十二师）。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及七十八师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坚决主张反共战争。当马步芳没有被打垮时，马呈祥对马步芳的忠心是不会改变的，当胡宗南没陷入困境时，叶成、罗恕人也不愿动摇，陶峙岳都很难影响他们。所以策划起义的工作不能不经曲折的过程，不能不采取一步做好再走一步的步骤。
8月26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马家盘踞数十年的巢穴，全部摧毁。形势的发展更加有利于新疆和平起义。马、叶、罗迫于形势，一致同意和平转变，但不愿在新疆受伊犁方面的改编，而愿开到酒泉等候人民解放军改编。陶峙岳等找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保证对人民解放军方面不做任何抵抗，并且要求通过苏联方面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开始具体谈判。9月6日，马呈祥、叶成驻绥来、奇台的军队开始撤退。
但是，因为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随着国军的撤退，回汉民族一部分人跟着国军向东跑，而其他少数民族一部分人则向特区跑，引起各族民众极度不安，家家惊扰，人人自危。马、叶、罗妄图乘机反扑，新疆处在危机之中。
为了加速促进陶峙岳、鲍尔汉和平起义，毛泽东针对新疆的情况作出几项重大决策：第一，根据迪化方面与三区存在的隔阂，针对群众中惊慌情绪，中央没有批准三区提出的派民族军跟着国军撤退接防的建议，并令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换防时再行调动集中编整，以免秩序混乱。第二，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告诉他解放大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起义，还说，只要他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欣然同意。9月10日给陶峙岳、鲍尔汉拍发了电报，11日又给陶发了一封电报。陶峙岳接到张治中的来电觉得光明在望，一切行动增添了无穷力量，所以也就一往无前了。第三，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抓紧向新疆进军。9月10日，一野发起了河西战役。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率部沿兰新公路向西北追击。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率二军由青海取捷径进入河西。9月19日占领张掖，20日第一、二兵团在张掖会师，并继续向酒泉挺进，直叩新疆大门。第四，毛泽东致电邓力群，要求邓力群尽快进驻迪化。邓力群在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的陪同下，9月15日到达迪化，16日与陶峙岳、鲍尔汉会谈，并传达中央指示要陶、鲍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周折，苏联驻伊宁总领事阿里斯托夫对陶峙岳放马呈祥、伊敏等人出走一事提出异议，要求中共中央命令陶峙岳扣押马呈祥等反动分子。是放还是扣？9月19日，毛泽东致电邓力群指出：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及其他坏分子，只要有可能，应让他们乘飞机逃走，愈逃得多愈有利。
9月25日、26日，陶峙岳、鲍尔汉分别领衔发布起义通电。9月28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陶峙岳、鲍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电报，对他们和平起义表示嘉勉。与此同时，毛泽东命令一兵团向新疆开进，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从此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民族团结，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后，怎样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建设新新疆？当时百业调蔽，百废待兴，问题成堆，什么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10月23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新疆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因此，搞好民族团结至关重要，这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本保证。人民解放军进疆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执行共同纲领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实行了民族平等团结，建立了各族人民友爱合作的新关系。
毛泽东认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由于苏联的长期影响，一些人到苏联学习，又经过一定时期的斗争，故在少数民族
中已有一些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或同情者，他们以前组织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后又成立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所以，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已有相当的基础。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艾则孜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向中共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并转达其他同志请求入党的坚强志愿。10月23日，毛泽东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写了批语：“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1949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首先吸收了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等15名党员。这15名党员，包括7个民族，少数民族14人，其中维吾尔族8名。从1950年初开始，迪化市委和各区党委、地委开始直接吸收党员，截至1950年11月底，共发展党员995名，其中绝大多数是三区革命的骨干和进步组织的负责人。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新疆分局立即着手开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分局办的第一期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于1950年4月初开学。王震在开学典礼上把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比喻为“制造人民干部的工厂”。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不仅新疆分局办，区党委、地委、县委也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参加各种社会改革实践，在实践中锻炼，增长才干，表现好的则吸收入党入团。我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据1950年10月统计，全疆正副专员、县长165人中，少数民族干部为107人。
要解决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就必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驻疆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关于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力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的指示，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优良传统，胜利地进行了剿匪平叛的斗争，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稳定了社会秩序；参加地方建党、建政工作，结束了各族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使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特别是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震明确指出：我们不是与民争食，相反地要助民求食，我们要以集体劳动、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示范于新疆人民。王震从长远的观点出发，把军队屯垦看成建设边疆，减轻新疆各族人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西北边疆的战略措施。
部队参加生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按1950年1月计算，要解决部队19.3万人全年的粮食问题，除本省调运2万吨外，尚需从苏联进口2万吨，每吨3000卢布，粮价和运费至少需要人民币1620亿元（旧币）。由于部队生产，6、7月间粮食开始自己供应，没有再进口，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钱。同时省内调运粮食也减少了。减轻了各族人民的负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民交的田赋和附加负担是70余万石粮食，更沉重的负担是还要出“出差”，南疆的群众用小毛驴把军队的给养运到迪化，运到北疆，往返一次，疆的群众用小毛驴把军队的给养运到迪化，运到北疆，往返一次，少则一两个月，多则要半年，因此，老百姓把出“公差”看成畏途。解放后，由于部队生产自给，1950年农民只交了44万石粮食，“公差”也免除了。这就是说，新疆的部队增加了一倍，而群众的负担却减少了将近一半。新疆各族人民从这里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同国民党军队压迫、掠夺人民是根本不同的。对此，毛泽东曾经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
慎重稳进，有步骤地进行社会改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改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那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
在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王震、邓力群于6月12日致电中共新疆分局，电称：“中央对于新疆民族区域的社会改革事宜肯定推迟。目前工作中心是培养训练本地民族干部，举凡属于社会改革性质问题如反恶霸等均应立即停止。”中共中央认为，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必须照顾民族特点，联系民族问题考虑，应充分估计新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群众的落后性。中央承认新疆的特殊性，因此，某些中央规定的法令，在新疆可以缓行，如果条件成熟，群众自动起来要求若干社会改革（如减租减息等），可以进行调解，实行若干改革，但必须经过请示，而且要征得少数民族中经过群众选择的领袖同意。1950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新疆分局，在新疆进行社会改革必须采取稳重和谨慎的步骤，在今年除极少数地区进行试验性的减租外，一般不要进行减租，但应积极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从1950年9月至1951年10月，在全省各地的农业区的147个乡试办了减租。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在全疆9个专区的58个县，1500多个乡，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减租反霸只是削弱了封建势力，并没有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许多农民群众说：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制度是一座山，恶霸等反革命分子是山上的狼，减租反霸中把这批狼打倒了，可是这座山还挡着我们前进的路。这充分说明农民在减租反霸后，对于土地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
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农区分四期进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万农民，分得7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各族农民欢欣鼓舞，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1952年3月23日，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
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8月30日，毛泽东复信给帕哈太克里乡全体农民，鼓励他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政策。1953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新疆民族区域自治计划草案，并且指出，必须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还可以拉长一点时间，不要着急，以做好工作，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团结。1954年，新疆建立了行署级区域自治单位1个，专署级区域自治单位4个，县级区域自治单位6个。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是新疆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巨大胜利。
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在新疆基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新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和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总的来说，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泽东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泽东。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它充分表达了新疆各族人民对毛泽东的无比热爱和无限深情。
稳定和发展，当代新疆的两大主题
在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民族地区的工作以什么为中心？或者说什么是民族地区第一位的工作？这个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正确解决。不过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显示了他的理论智慧。
1962年，新疆发生了伊塔事件。1962年4月，伊犁、塔城边境地区6万余居民逃往苏联，5月29日，伊宁市少数暴徒又制造了暴乱事件。伊塔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动的结果。但我们对各族人民生活安排不好，照顾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区人委正确地、果断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为新疆的稳定，中央命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并要求兵团沿中苏边界建立国营农（牧、林、矿）场带。
新疆发生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但积累不能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二，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
这是毛泽东生前对新疆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殷切厚望和巨大关怀，它为解决新疆问题指明了方向。毛泽东的指示实际上提出了发展和稳定是当代新疆的两大主题，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没有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各民族团结。然而只有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才会有真正的坚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发展是稳定的最可靠的保障。因此，发展经济又是新疆第一位的工作。
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尤其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必须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位的工作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建国以来虽然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正在消失，但是，无庸讳言，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汉族地区，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只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才能逐步缩小这个差距，真正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才会有坚固的民族团结。第三，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唾，与原苏联、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5国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只有生产发展了，经济繁荣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安定了，才会有巩固的边防，才能显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新疆，经济是否发展，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不仅对内影响民族团结，而且对外直接有国际影响。当时毛泽东就曾提出，新疆各族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苏联好。
毛泽东的指示，是继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关于“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论述之后，又一次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并且对生产力标准作了一个重要的完善，即不仅要看生产力是否一年比一年发展，而且要看人民生活是否一年比一年改善。因为生产力发展了，虽然给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物质保证，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可以提高人民生活。如果高积累、高征购、乱摊派，加重人民的负担，即使生产发展了，经济繁荣了，人民生活也不能改善。所以，毛泽东把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作为生产力标准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要改善人民的生活，除了发展生产外，还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但积累不能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减轻人民的负担，主要是减轻农民的负担，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最终也不会有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自治区党委和区人委坚决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区党委向中央写了《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指示，加强做好经济工作的报告》和《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指示，加强政治挂帅的报告》，这两个文件抓住了发展和稳定两大主题，除去一些“左”的提法以外，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1963―1966年新疆经济取得较大的发展。然而在十年动乱中，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可能真正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世时，在新疆未能实现毛泽东的厚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给新疆带来了蓬勃生机，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团结空前增强，“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真正开始实现毛泽东关于“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的指示。然而在新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是艰巨的。要实现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步骤，要缩小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还得作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今后，毛泽东关于发展和稳定的指示仍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