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复民 李敦送
共产党人能否正确评价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事业盛衰兴亡的大问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国际共运严重的思想混乱，并引发了波匈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使国际共运遭到重大挫折和损失。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由全盘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否定列宁，这是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然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正确地领导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此，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认真研究我们党领导评价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及其重大意义，无疑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际共运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一、评价毛泽东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在深入开展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的同时，党中央提出了进行拨乱反正的任务。这就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分析和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拨乱反正就无法深入，党内外的思想就无法统一，党的路线就不可能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然而，正确评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一，评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曾经认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被一些人当成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最大的发展和贡献。“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正是由于企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被再一次打倒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外一些人仍然被“左”的思想和个人崇拜严重束缚着。特别是当时坚持“左”的错误的同志，不仅否认乃至讳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两个凡是”的指导下，他们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他们甚至还压制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把这场讨论指责为“砍旗”、“丢刀子”等等。
第二，评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度”难以掌握。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混淆了是非和敌我，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乱，因此，一部分人在评析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时候，就容易感情用事，把错误说过了头。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已经出现了一股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右的思潮。他们在各种场合“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①。有些人进而发展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地步。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一生是同我们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和军队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伟大贡献，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对毛泽东的错误，如果言过其实，无疑是“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②，这样，“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③。上述两种情况说明，如果对评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引起“天下大乱”，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第三，国际上对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极为关注。敌视中国的势力，出于希望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心理，大造中国搞“非毛化”的舆论；而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国际共运造成严重混乱局面还记忆犹新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则担心中国也会发生类似情况。
鉴于以上情况，能不能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就成为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盛衰兴亡的全局性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它“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④。在社会主义各国，对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评价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党要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是对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的严峻考验。
二、邓小平对评价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在严峻考验面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无产阶级革命家高深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领导经验，审慎地领导了对毛泽东的评价，成功地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一）批判“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奠定思想基础
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⑤。不破除“两个凡是”，端正思想路线，就根本谈不上正确评价毛泽东。为此，他以极大的热情同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坚决地支持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持续半年之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精辟地指出，如果只是毛泽东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根本的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⑥。为了密切配合这场大讨论，把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引向深入，从根本上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党中央领导全党，以掌握马列主义关于真理标准和生产力标准为重点，开展了深入学习毛泽东哲学
著作的热潮，从而使这场大讨论成为我们党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端正了思想路线。这就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在思想理论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防止评价毛泽东的活动偏离正确的轨道
批判“两个凡是”前后，党内外产生了一股右的思潮，主要表现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如果任其发展，势必把评价毛泽东的活动引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歧途。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1月至4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专门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上极少数人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也批评了党内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性，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的做法。严肃地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⑦以后，在讨论修改历史决议的过程中，他还针对党内外暴露出来的思想倾向，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⑧。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决不能象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部分不能不要，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把正确评析毛泽东晚年错误变成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后果。
（三）明确提出评价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原则，为正确评价毛泽东指明了方向
在起草和修改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先后九次亲自听取汇报，并发表重要谈话。在这些谈话中，他首先明确提出了评价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认为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⑨。为了贯彻这个指导思想，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指导原则。
第一，“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研究历史、评价人物所应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开始评价毛泽东的时候，邓小平就特别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指出：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也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当发现在一段时间里，一些人对毛泽东的错误讲得太多太重的时候，邓小平又及时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⑩。强调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要分析各种不同情况，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
邓小平不仅倡导而且率先垂范地坚持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从而得出了“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1）正确结论。
第二，不应只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应当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人犯错误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2），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一些人对问题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地把错误的责任都归结于毛泽东个人，甚至在个人品质上找原因的倾向，他明确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13）。“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14）绝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犯错误。邓小平认为，毛泽东之所以犯错误，从客观上讲，主要是在摸索中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从主观上讲，毛泽东晚年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但是，最重要的是具体制度上的问题。毛泽东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具体制度不好，把他从正确推向错误。所以，邓小平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5）
第三，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不要使用“路线错误”的提法。针对一些人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或“错误路线”的倾向，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批评毛泽东错误的时候，不要使用“路线错误”或“错误路线”的不科学提法。他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为此，他指出：“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16）。这就抛弃了党内斗争中已有长久历史，并形成沉重负担的一套不科学的方法，开了对历史是非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的一代新风。
第四，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严格区别开来。针对有些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相混淆的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17）。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由于对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结果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幸，这是他没有能预料到的。他虽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467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工作岗位。特别重要的是，他亲自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四人帮”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使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不能得逞。这对于维护党的统一，保护社会主义的根基，乃至为后来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18）。而林彪、“四人帮”则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19）
第五，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针对有些人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错误做法，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20）他强调：“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21）。
众所周知，国际共运内部，在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问题上，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一些不科学的做法，使评价领袖人物问题没有能够很好解决。邓小平上述评价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突破了从个人角度的狭隘眼光进行评价的做法，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把无产阶级领袖的一生同党、国家的历史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同国际政治的全局联系起来进行评价；突破了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的做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历史地、科学地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突破了以路线斗争论是非的惯例，坚持对领袖人物的错误，讲其内容、实质，原则上不再使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一类不科学的提法；突破了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做法，着重分析领袖人物犯错误的历史背景和环境，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就从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具体方法上，为评价毛泽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四）充分发扬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为统一党内外思想，正确评价毛泽东提供了保证
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的工作路线。由于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既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又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所以起草和修改《决议》的过程中，党中央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反反复复地在领导层中座谈、讨论、研究。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10月4000人会议开始，到1981年6月通过《决议》为止，8个月内，仅党中央召集的主要的不同规模和形式的会议就达五次之多，其中既有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又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还有中央党政军机关领导干部参加的会。通过反复的座谈讨论修改，既广泛地吸收了他们提出的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又消除了党内外领导干部对评价毛泽东的分歧，统一了思想。这样，在数易其稿的基础上，终于在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既经得起历史检验，又能够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的正确评价。三、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重大意义
尽管我们党对毛泽东的评价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是，随着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越来越显示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重大意义。
（一）在党和国家历史性的转折关头，通过正确评价毛泽东，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当党的领导工作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而发生严重失误，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引起党内外严重不满情绪的时候，新一代的领导人往往以前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犯过严重错误为借口，用全盘否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的办法，甚至用丑化和漫骂的做法，以求消除不满，稳定时局，摆脱困境，打开局面，巩固政权。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是同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否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实际上就是否定党和社会主义的光辉历史，就是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在一些人中引发对党的信任危机，而且还会授人以柄，使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借机制造事端，煽动动乱，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以实现他们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维护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又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分析了他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严重错误；在分析他的错误的时候，又坚持了不过份追求个人责任的做法，而是着重指出他犯错误的复杂背景和环境，特别是在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带根本性的原因，着眼于统一党内外的思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未来前进的方向，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这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而遭到严重挫折之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但没有动摇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相反，经过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对30多年来的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思考和总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22）。这正是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得以巩固，在后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在我国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党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战胜风浪，绕过暗礁，把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引向前进，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
（二）使党内外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出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的大好局面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但是，由于受“左”的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等原因，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许多人，仍被个人崇拜和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和认识严重束缚着，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对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事件、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重大原则问题，在认识上很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创造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得到发挥。
我们党正确领导评价毛泽东，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摆脱了许多“左”的禁锢，使思想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并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统一了思想，取得了共识。这样，就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出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由于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评价毛泽东的整个过程，又是在同“两个凡是”和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的错误思潮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因而，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就成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过程。
第一，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科学体系特别是贯穿于其中的活的灵魂作了新的概括和阐述，为进一步学习、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奠定科学的基础。《决议》不仅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而且根据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23），以便“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24）的意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概括为六个组成部分，并对其基本原理作了精辟的阐述，特别是对它的活的灵魂，即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作了科学的阐发。这就不仅比中共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概括大大前进了一步，而且剔除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毛泽东思想的诸如“最高最活”、“顶峰”等形而上学的不实之词，也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就为我们进一步学习、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第二，批判了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指明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向。根据邓小平关于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和今后的指导作用写清楚，关于我们今后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决议》不仅批判了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而且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在新的实践中，珍视、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在掌握它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并力求“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这就为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初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邓小平就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473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评价毛泽东的过程中，我们党本着总结过去、探索未来的精神，认真总结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失误和挫折的教训，也研究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从而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发生了新的飞跃，终于初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决议》总结的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十条经验，就是对这个理论的最初概括。正如《决议》所指出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从今天看，尽管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决议》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尽管有的条目的内容还不尽完善，但是，这十条毕竟已经初步勾画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毕竟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正是在此基础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步臻于成熟，成为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思想武器。
（四）提高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国际威望，鼓舞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斗志毛泽东是20世纪的伟人、巨人。他的理论曾独创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极大地鼓舞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勇气。他在国际共运和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对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通过评价毛泽东，成功地纠正错误，摆脱困境，打开局面，走出新路，在国际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成为国际上很大的政治问题，引起全世界共产党人、友好国家和进步人士的极大关注。中国共产党人以《决议》的庄重形式，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所作的科学评价，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确实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党；确实是一个久经考验，获得了极其丰富经验和教训，有能力领导人民排除万难去不断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党。所以，我们的《决议》公布以后，各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称赞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正确评价，“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先例”，是正确评价领袖人物的典范，必将对国际共运产生重大而久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指挥学院）
注释
①黄克诚《关于对毛泽东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战士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66页，第262页，第263页，第262页，第133页，第150页，第243页，第255―257页，第273页，第294页，第260页，第158页，第293页，第272页，第303页，第271页，第305页，第475157―158页，第325页，第371页，第256页，第261页，第149页。（12）《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